2012年年底，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主办的“延安时代的文学、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上，理论与历史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左派认为史料绑架了历史，不要动辄就将挖掘秘史视为“神棍”打倒一切；右派则认为理论抽离了历史，真相其实没那么复杂。不过有趣的是，双方似乎都在强调历史观――尽管指向有所不同，前者是“人民史观”，后者是“自由史观”。当然，也有人提出能不能走出这两种极端的叙述，选择新的观看视角。
事实上，此前在巫鸿主持的“当代艺术史的构成方式”研讨会上费大为对于卢迎华的质疑也可以归结为“历史vs理论”或历史观之争。费大为还是持一种现代学科或客观知识意义上的史学观；而卢迎华或许受汉斯贝尔廷影响，更认同历史终结之后的当代史观，―种带有对现代主义叙事的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史观。相比而言，费、卢还算温和的，要说极端还数吕澎。他在会上明确指出，他的艺术史写作就是依赖于―种自由史观，不符的便“踢出”（准确说是他的）历史。于是，写作者的个人选择摇身一变成了历史的基础。
姑且不论卢迎华的历史观是什么，单从她的出发点来看，并非无可。实际上，她的论点核心是说既有的一些艺术史定义和批评话语抽离了个体实践的真相，甚至成为―种艺术资本的杠杆。故此，她认为今天的艺术史写作应该从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绑架中解放出来，像艺术创作一样自由实践。孰不知，恰是这一点，成为费大为质疑的起因。在费看来，如果历史成了艺术，那还有什么客观所言呢？
这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问题，在历史学界，甚至老得已经没人再敢提及。但事实是，它像幽灵一样，不断地出没在我们的论域中。那些持“历史是叙事”这―观念者常常以历史无法客观的理由拒绝客观的诉求。而在反方看来，既然历史就是叙事，就是艺术，那还要历史干嘛？直接称为艺术或文学不就得了？！
作为一种事实描述，“历史即是叙事”我以为是成立的。但作为一种价值理由，它是可疑的。所以，当最终的结论是“历史即艺术”的时候，意味着反思本身可能有点矫枉过正了。因为，历史可能是叙事，但叙事不一定是历史，更多时候它是一种历史哲学。这也是阿甘本强调任何历史都是建构，只有回到档案才能逼近真相的因由所在。
历史是叙事。这话没错。但如果没有前提，可能就是错的。即使如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所言“客观是一个‘高贵的梦想’”，也承认“历史即叙事”的前提还是客观的自觉，以及由此对于历史叙事本身的一种怀疑态度。我相信，很多持“历史是叙事”观念者，都或多或少受了点福柯的影响。而福柯之所以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进入历史，就是因为不相信现代叙事话语或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所型塑的历史，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实践，不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寻找一套叙事话语，而是在摧毁这套现代话语所构造的“句法”的基础上，寻找一个新的“句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比那些设法赋予表述以明确形式、详尽应用或哲学基础的理论更为坚固、更为古老、更不可疑并且总是更为‘真实’的句法系统”。这意味着，他是在深入理解既有模式的基础上摧毁它并探触新的可能。因此，福柯所谓的“历史即叙事”只是一种判断分析史料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自觉，而并非是一种写作目的和价值理由。常听人说，福柯不懂绘画。我想，如果明白了福柯思想进路的前提，断然不会得出如此轻率的结论。说白了，他不是不懂绘画――至少我们不能轻易断言他不懂，而是因为他不想落入离真实越来越远的古老的窠臼，才选择了这样一个新的更切近真实的“句法”系统。就此而言，卢迎华所谓的作为艺术的艺术史，单从写作方法及反思的态度看无疑是合理和正当的，但前提须尊重史实。不能为了叙事的需要，罔顾基本事实，这不仅是反历史，甚至是一种非历史化的实践。然而今天的问题是，这似乎已经成了任何历史写作都无法避免的一个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