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夏静著，商务印书馆，2014
一
对于“气”“文气”的研究阐释，始终是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许多文学理论家、古代文论研究家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理论诉求，对“气”“文气”进行内涵阐释和理论层面的整合建构，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史上话语纷争不断、观念纠缠不清、学理庞杂乖舛的“文气”论阐释史。这当然推动、丰富了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论话语资源与中国现当代文论观念、话语碰撞的机会，增加了传统“文气”论的话语和观念影响、进入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能性。但是，其中又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越是研究、越是阐释，我们离“气”“文气”的意义原点、原境反而越远，与古人的话语思致越隔阂，其情形正如季羡林在20世纪90年代谈到古代文论时曾经说的那样：今人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一看就明白，一思考就糊涂。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季氏所言后面再加上“一解释就犯愁”六个字。由此，可以引发出一个问题来，即如何在现代学术的视野下来认识“文气”论，如何以现代学术的知识工具来分析古人的“气”与“文气”之说，如何通过现代学术话语来阐述“文气”论。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始终伴随着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学术中的“文气”论研究，而我们在该文题目中所提出的“如何在文化通识视野中阐释‘文气论’”这一问题，即正是由于“西学”引进之后，在传统“文气”论与西方文学观念和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碰撞过程之中逐渐生发出来的，在具体研究中将 “气”“文气”论与西方文论、西方学语进行比照的时候出现的，是将传统的“气”“文气”方面的话语作为材料而置于西方文论的模型中进行强力冲压的强制阐释中凸显出来的。
二
就当前中国文论的研究状况而言，对于整体性、系统性乃至民族性的诉求，恐怕仍然是一个未竞的话题。“文气”说乃华夏文学、美学之精粹所在，围绕“文气”说的诠释，历代思想家之价值立场、政教理念及其美学思想和时代审美感受等，均能够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考察古代文艺思想史，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文气”这样的具有本源性、涵括性、灵动性与贯穿性的范畴了。我们还可以说，古人围绕“文气”所建立的一套话语系统，可以有效地诠释文学（当然还包括书、画、乐等艺术）领域的一切活动。因此，古人对于“文气”的认识与阐述，实际上影响制约和拓展了古人对于文学本体、特征、规律及其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认识，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大文论”的特质。笔者认为，通过对于以“文气”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学思想体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古代文论研究视域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有利于重新建构中国故有的贯通文、史、哲的文学义理和学术文化脉络，因而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值得展望、期待的方向。就“文气”说研究的现状而言，若要深入下去，紧要的功夫就是进一步拆除现代学科划分所带来的文、史、哲互相阻隔的樊篱，相互打通、彼此涵括，培养国学视野与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将“文气”说的发生发展视为古人形上之思的一部分，寻找其间的知识共识与精神共享，恢复并重新搭建人文话语系统。简言之，在文化通观视野中走综合创新之路，应该是今天阐释“文气”问题的不二选择。
三
具体来看，该著的第
3、第4章，较为集中地落实了“大文论”的观念与文化通识、通观的视野。第3章“气学知识谱系及其扩展”，从前知识状态、一般知识话语与民间信仰以及知识话语泛化几个方面，进行了逐层深入的分析。著者认为，作为一般认识水准与信仰原则，“气”论的若干范畴、命题及其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包括人文创造之中。春秋战国以降，随着“气”论知识系统的逐渐形成，“气”论与思想文化中的若干核心要素（天人、“三才”、道、阴阳、五行等）不断融合，形成古人最大的解释系统与信仰体系，由此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哲学与学术发展的高度、深度与宽度。第4章“气学思想谱系及其艺术阐释”，主旨在于探讨“气”论的本体化、精神化以及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衍生问题。本章首先指出，在“气”论思想谱系中，统摄“具象之气”“本体之气”“精神之气”三种品相，这构成气学认知的一般层级。为了避免宏观叙事的粗疏感，本章以两个案例的佐证，来展开“气”之“一体三相”在经典解释者承传中再诠释的历程：首先，以汉学为例，分析了思想史视野中“气”论诠释学的发展、演变。并且指出，汉人的“气”学理论建构，多关注社会、历史、政治等气化形质层面的事物，构思玄妙，气势宏伟，兼顾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奠定了古代“气”论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其次，以艺术活动中的气化以及苏轼的“随物赋形”为例，进一步论述“精神之气”在人文创作中的显现。作者认为“随物赋形”是一个本然而应然、形似而神似的行气、运气过程，这是古人行文运气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神与物游”、道技合一的天地境界。 笔者向来认为，“文气”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认知方式和知识框架，具有事实认知与价值认知、知识论与道德论双重交织、相互缠绕的特点，需要从多学科、多维度展开研究，因此，如何在古今思想系统融通与中西知识工具借鉴中走综合创新之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知识多元时代，在理论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此而论，《文气话语形态》一书，在努力坚持国学视野和文化通识观念，运用当代人文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来阐释传统“气”论和“文气”说方面，确实体现出了方法论方面的优长之处，这对于“文气”说话语形态的研究，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笔者个人的认识而言，以为该著在方法论自觉和形态研究两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其二，话语形态分析为“气”论、“文气”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该著的
6、
7、8三章之中，著者对“文气”说的话语结构形态、“文气”说的话语言说方式，以及“文气”说的话语价值体系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考察与阐述，其中无论是对于作者之气、文本之气以及文章气象之分析，还是对于整体关联、意会体悟以及对待立义等“文气”说的话语言说方式的总结，以及“文气”说的话语批评的价值指向、体系构成、特点呈现等问题的阐述，均体现出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分析角度，一些提法和见解，对于进一步推动“文气”说研究，确实具有开拓、深化、方法启迪的意义。
笔者认为，开拓未来“气”论、“文气”说研究的综合创新之路，除上述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外，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叙事层面的“语境融合”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不同于西方形式文论强调狭义的“文本语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文本语境”（文本）与“情景语境”（论世）、“文化语境”（知人）互动融合与循环相生而形成的整合语境之探究，是人文科学之“人文性”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中具体可行的叙事路径之一。在古代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中，“文气”说的话语是如何生成、衍化、完善并自成体系的，经典的后代解释者受制于各自的“历史性”，在历史客观性彰显与现实主体性发挥的两难处境中，如何在时代风云际会的“文化语境”和思想观念衍生的“文本语境”牵引下，通过与时代思想、与经典文本互动形成“语境融合”，从而建构起形态复杂的“气”论、“文气”说解释的历史，这确实是一个极其艰巨而又充满挑战意味的学术难题。因此，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叙事方法的选择方面，如何避免抽离“文本语境”的望文生义式理解，或者强调“文化语境”而忽视“文化语境”与“本文语境”的“语境融合”，也是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方面。
当然，由于在文化通识视野中阐释“气”、“气”论、“文气”说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学术难度，由于当下包括笔者在内的从事传统文论研究的学者，全部存在着知识层面的错位性重叠和思想观念层面的缠绕纠结，因此在理论认知方面根本无法做到旧便彻底旧、新便彻底新，故而虽然欲想在古今中外的左右顾盼中达到一种旧学与新知圆融自如、还原与建构俱臻佳境的程度，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恐怕永远是一个过程性追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虽然一直鼓舞着我们的研究信念，但是由于中西知识视野与功底之不逮、功利主义之干扰、文化通识视野之缺失，以致“用”的往往简单、浅表、粗暴，而仅仅流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口号；而“以古释古”则向来被蔑视、被曲解、被丑化，而待到我们今天具体研究到某一个问题而真正需要“以古释古”时，则因学术努力之弱化而找不到“古”了，便只好徒生叹息。因此，《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对于传统“气”论、“文气”说话语形态的研究，亦远远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尽美尽善的地步，而势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对于传统“文气”说话语批评实践的现象描述还不够全面；对于“文气”说影响下的传统文学创作现象、作家主体心态和精神的体认等的关注也尚嫌不够；对于以“气”“文”为构成要素而形成的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说话语批评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的爬梳、层级分类、语义考释、批评实践考察方面亦尚有遗漏之处；对于“气”论和“文气”说与传统中医学说的关联性、传统医理对“气”论和“文气”说的影响和塑形、“气”论知识共同体中的医理元素等方面问题的爬梳、疏证、揭示，尚付之阙如。甚至书中个别地方，还存在着在行文的最关键时候却出现了因功力不济而气衰的情况，或者存在着需要驻足深究然而却一带而过的痕迹。凡此种种，相信该书著者会在下一步的学术研究之中继续致思于“气”论、“文气”说诸问题，以新的研究心得弥补、修正既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环节，并且在传统文论研究的其他方面取得新的学术成就。言此，亦是提出一个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今后之努力方向，因为中国传统文论所具有的文化魅力，需要我们树立这样的学术信念来探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