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革命与当代作家背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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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仅仅是一场文化运动,更重要的还是一场深刻的语言革命,而语言的变革又与思维的变革密切相连:“以清晰、精确的白话取代言约义丰的文言,其实质乃是以精确性、严密性为特征的近代思维方式取代带有模糊性特点的传统运思方式。这种取代既是文学语言的重建,也是思维的重建。

”[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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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文学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崇高期待。许多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系列政治改革失败之后,下定决心从事文学事业,他们坚信文学比政治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更能发生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新的文学将会通过改变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变化而开辟道路。

这样,文学就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重要功能,文学革命也因此而担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这一运动彻底改变了传承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学秩序,从根本上革新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改变了传统文学的整体格局,创造了新的文学秩序、新的文学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形式。

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中国文学从此被一步步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文学革命,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独秀、胡适初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进行文体革命;中间经过周作人等人倡导“思想革命”,使文学追求时代的思潮;随后由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茅盾、巴金、老舍等人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新文学打下牢固的基础,支撑起现代文学的整体大厦。其中每一步我们都可以看到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的活跃身影,看到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艰苦努力,他们是五四文学革命无可争议的中坚力量。

我们认为,这些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和学者之所以能在“文学革命”中以自己的主张和理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又与他们的留学背景息息相关。 现代作家的留学背景因素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外国文艺理论的融会贯通、综合运用。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周作人。周作人同样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是“文学革命”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如果说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并将“文学革命”的方向,由“白话的文学”推向了“人的文学”的高度。周作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