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1975年开始创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天麻的故事》，1997年发表《年月日》引起文坛关注，相比同时代许多作家，阎连科无疑属于大器晚成。如果刚开始写作是为了逃离农村、摆脱饥饿，后来随着创作的日渐成熟，已然是“城市人”的阎连科却更加怀念乡村，这时写作则成为他生存的一种状态，“和活着必须吃饭一样，写着是为了证明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呼吸和走动，”30余年来他始终坚守着“瑶沟-耙耧”这片贫瘠的土地笔耕不辍，用淌血的文字记录并见证了这片土地上一个又一个荒诞离奇而又真实存在的故事和人物，特别是从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开始，他小说中奇诡的想象力，对土地的爱与恨，对底层民众生存之艰辛，以及小说中天灾人祸、奸淫掳掠等“非常态”因素，无不让读者甚至文学界为之“震惊”，虽然他直面现实的强硬态度以及小说题材有时会遭到非议和不解，是当代最受争议的作家，但并不影响他的创作，依然坚持“用我自己的心灵过滤大家眼中的现实，用自己的嗓子唱自己的歌。”
一、直面现实的焦虑
阎连科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的作家，对现实的“干预”态度使他的小说始终保持与现实高度紧张的关系，在叙事中呈现出对现实的愤懑和焦虑。耙耧山脉对阎连科来说就像是生命的代码，侵润着他童年、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与土地血溶于水的感情使他在逃离后愈加怀念，他的每一次写作就是一次生命解码的过程，充满血与泪的疼痛感，这不只因为他始终以地之子的身份书写乡村中国，而且，“河南农村人的生存状况非常糟糕。河南农民所受的外部压榨，以及外部压榨造成的内在的，精神的伤害，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痛之又痛。”“压榨”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的贫瘠，环境的残酷，《情感狱》中十八亩嘴洼，五年时间的辛劳被洪水瞬间吞没;《年月日》中大旱天气先爷为了一棵玉蜀黍苗与鼠争与狼斗，最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浇灌玉蜀黍苗，这群农民每天都在为生存而忙碌，而生活却总是以更快的速度去破坏。另一方面是乡村权力结构集权对农民的“压榨”，村长或村支书作为这一权利的代表，支配甚至决定着村民的生与死，《天宫图》中村长随意奸淫村中女性;《瑶沟人的梦》里村长在灾荒年景根据关系亲疏分配返销粮;《日光流年》中村长的想法虽荒谬无道，村民却只能听令。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榨”使阎连科“痛之又痛”，这种痛也成为他写作的潜动力，不断突破人类生存极限，同时也产生了逃离土地的想法。
然而，阎连科对“逃离”却有清醒的认识，被母亲生下来时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或者已经决定了你的80%的命运，真正需要我们改变的可能就是那么20%、30%的命运”。这种对农民命运近乎偏执的看法，乡村现实的纠结畸形也让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像西西弗斯一样，生命在无效又无望的劳作中慢慢消耗殆尽。阎连科对农民和土地的爱的书写，以及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就在这种逃而不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下走向极致。
对现实的焦灼情绪不仅由于对人性、对农民命运的荒寒心态，还源于他的艺术理念以及他表现现实的方法，他把自己直面现实的写作成为“拿头撞墙的艺术”，他渴望寻找到一条迥异于鲁迅和沈从文一脉的适合自己的“乡土写作”中的“第三条道路”，并为此做过很多尝试和探索。在写作之初，阎连科继承了鲁迅和左翼文学乡土写作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并始终把文学看做拯救国民灵魂和重建美好社会的工具，这一时期的“京派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和“和平军旅系列”大都属于这一风格;而真正使读者震颤和给作者带来声誉的却是《年月日》、《日光流年》等后期的小说，这类小说中阎连科或多或少地抛弃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更加重视表现形式的“陌生化”，增加了神话、夸张、寓言和荒诞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受活》扉页上的题辞是“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并在《受活》后记中指责“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这种绝决的姿态不难看出阎连科在写作中或在直面现实时所受的煎熬，一方面他无法摆脱现实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认识到现实主义已经没有能力表现社会的现实，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已经充满荒诞和寓言的色彩，现实本身早已超越作家的想象力成为超现实存在，阎连科正是认识到现实主义的这种困境，一旦冲出围困时，以“恶魔式”的、荒诞的叙事展开时，便“如受惊的野马，脱缰而去。”
二、荒诞现实的书写
把灵魂扎根于“耙耧山脉”的土地中，保持与现实高度紧张的关系，经过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多次探索和思考，阎连科找到了适合自己乡土书写的道路，把具体的生活经验通过寓言化和荒诞化的处理，转变为抽象的、想象的经验，并融入其对人性和人生命运特别是农民的人生命运的更深刻体验，这种寓真实于荒诞之中，用艺术真实反映生活真实的写作手法也让阎连科在最大程度上冲出现实主义的围墙，找到表现当下现实的途径，特别是新作《炸裂志》。阎连科坦言这部小说的情节并未经过任何精心设计，“我就是坐在桌前，每天的情节扑面而来”，蒋方舟说“终于看到中国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复杂和吊诡，不是吃力的应付，而是轻松驾驭”。
《炸裂志》讲述的仍是“耙耧山脉”的故事，但自然环境与三姓村、程岗镇、受活村有天壤之别，炸裂村不仅土地肥沃、人口兴旺，而且靠近水源，交通便利。小说中的孔明亮和朱颖负载着故事发展的两条主要线索，交叉推进叙事，一是村长孔明亮带领炸裂村民由村发展成超级大都市的过程，另一条线索是前村长的女儿朱颖的复仇路，这两条线索都带有极大的荒诞性。炸裂村的发展印证了它的名字：爆炸式的裂变。凭借扒火车和**等手段积累的原始资本，竟在三十年的时间从小村长一步步发展为超级大都市，在这一经济、政治迅猛发展的同时，相伴随的是人的欲望的膨胀，权欲、物欲、性欲三者相互交错贯穿于炸裂的发展。而朱颖的复仇同样荒诞，始于为父报仇，终于为夫报仇，她错把“性”当做与男子竞争、复仇的筹码和工具，屡试不爽，并赢得了政治生活的干预能力，甚至在“炸裂”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炸裂志》正是用这两条荒诞的故事线索寓言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震痛、微缩史。肖四新解释荒诞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突然间变得那么陌生，好像天堂一样遥远，我们再也不能理解它，这种不适的感觉就是荒诞”，加缪定义荒诞“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在人们的最深处。”“荒诞从被承认之日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心裂肺的激情。但，全部的问题在于是否能靠激情生活，还在于能否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激情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在焚毁人心。”阎连科最不缺少的就是激情，他曾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激情”，是“愤怒”，《炸裂志》整部小说高潮迭起，一气呵成，整个炸裂激情四射，处于疯癫状态，文本中像“炸裂人就当场疯癫”之类写炸裂人疯狂的句子不胜枚举。正是在这种疯癫的高潮中把荒诞推向极致，但这样的荒诞却又贴近真实。对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原人，权力面前“植物化的顺从”不难理解，孔明亮的签名赛过华佗再世，军队走走正步楼房就消失或飞机场就建成了;而金钱面前，石榴树上结苹果花，桃树上结海棠花就更不足为奇了。阎连科正是用这种荒诞的方式向我们传达出金钱、权利和“性”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造成的人性扭曲和异化之恶劣，更质疑炸裂式的发展带来的后果。
三、炸裂的苦难
我们一方面因为小说中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等的荒唐怪诞的行为和想法感到可笑，另一方面又感到疼痛与苦涩。阎连科宣称长篇小说要有现实的疼痛感，苦难从来都是阎连科小说创作的底色，仿佛这苦难便是日常生活状态，在之前的乡土小说中，阎连科主要着色于自然环境的残酷以及疾病给农民带来的苦难。耙耧山脉地处河南中部，偏僻闭塞，加之土地贫瘠、天灾不断，《年月日》的故事发上在千古奇旱的一天;《日光流年》中蝗灾蔓延，加之喉堵症的折磨;《受活》中的受活庄全是残疾人，在小麦蛮熟的酷夏里下了一场连续七天的大热雪;《丁庄梦》里丁庄人从卖血致富的乌托邦梦幻中陷进艾滋病绝症的噩梦。而《炸裂志》中炸裂村是耙耧世界里的桃花源，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更没有疾病入侵，但却依然充满苦难，而且呈现出炸裂式，更加普遍，破坏性更大。
《炸裂志》的苦难首先表现为人性的异化。人性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但在社会、人为、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下，人性出现“异化”，人性异化自古就有，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为的创造者――他只觉得自己及其结果都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他们”。卡夫卡的《变形记》无疑是表现人性异化最形象的案例，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而《炸裂志》则是伴随着现代文明――铁路对乡村传统文明的入侵，开始走向人性异化的狂欢，异化的过程是与欲望的膨胀和道德的缺失互为因果的。孔明亮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利，成为市长后仍欲壑难填，竟妄图在一周之内建出一百公里的地铁线和亚洲最大的飞机场;朱颖为了报复男人，成立女子特殊学校培养出成百上千的“保姆”，派往全国各地性贿赂官员、学者，展开人肉大战;孔明耀的欲望更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封三军司令，幻想带领炸裂人民用三天时间重建世界秩序，为了钱、权、性的满足，已然毫无道德可言。当权者支持并鼓励各种违规行业，商人大幅提高回扣以销售劣质电线电缆;用胶鞋和拖鞋制成喝水的杯子;用专门捅厕所的胶木棒制成牙刷;一斤芝麻产出三斤芝麻油;一斤花生产出三斤五两花生油，甚至女子**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整个炸裂就是欲望的工厂，每个人都是欲望的侍者，只能服从，为欲望而生，自然也必须为欲望而死。
其次是命运的轮回，这种观念在阎连科小说中并不少见，最经典的是《日光流年》和《受活》。三姓村为摆脱“喉堵症”，村民凭借愚公移山式的坚韧反抗自然和命运的不公平待遇，但通过卖皮卖肉引来的灵渠水是一滩臭水时，死神已经永远驻扎下来，反抗成了徒劳;《受活》中各卷标题是毛须、根、干、枝、叶、花儿、果实、种子，是一个完整的轮回，一群残疾人在圆全人的世界里充当了一回舞台上的小丑，又灰溜溜地回到受活庄，过回以前的生活，阎连科正是在建构―解构中把苦难的书写推向极致。而炸裂村人既不需要反抗自然的残酷，也没有命运的不公，这就为命运增添了一份生命和历史存在的虚无感。人性异化的结果要么走向重生，要么走向毁灭，炸裂村的故事本就源于一个虚无缥缈的梦，继而在欲望的“炸裂”中走向毁灭，伴随着不再走动的破钟表和几十年不散的黑雾霾，都市的繁华辉煌变的萎靡迟钝，六百年一遇的大雨把炸裂冲刷的了无痕迹，一切都尘埃落定，就像一场梦，梦醒了，绝望与孤独却挥之不去。
小说中孔明辉在寻找命道的那一夜，捡到了一本万年历，记录了孔家的历史兴衰，但因年代已久无从辨认，仅凭只言片语拯救炸裂已是徒劳，历史的神圣性使它不可改变，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而在小说的尾声中孔市长已经把《炸裂志》烧掉了，那现在的《炸裂志》又是那个版本呢？这是对历史的颠覆和解构，而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