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为代表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需要转变只以增加经济收入为目标的传统思维，充分考虑民族文化与发展的互动关系。在以往的开发式项目落实过程没有考虑到宗教文化、性别意识、群众心里、主观意识在脱贫致富中的作用，影响了扶贫效果。
关键词：扶贫；发展；文化
前言
民族地区如何与全国各地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中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解决更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自然环境差异等制约因素，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问题不单单涉及地区经济发展，更成为牵扯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宗教、社会心理等问题的综合性课题。因此，传统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无法较为全面的涵盖整个贫困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扶贫项目制定与落实过程中缺少决策者与资助对象的互动交流，往往某些扶贫政策或项目因此而惨遭失败。这些都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本文将采用发展人类学的相关方法与视角，通过中国西北东乡族自治县个案来说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解决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一、东乡族自治县贫困问题“国家视角”
东乡族自治县的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当地东乡族群众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地区发展，更关系到民族关系与地区稳定。近年来，当地政府围绕大山、民族、贫困这一最基本县情，以持续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核心任务，突出路、水、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开展了以“一体两翼”（整村推进为主体，产业开发和劳务输转为两翼）为主要内容的开发式扶贫。作为扶贫项目开展和落实主要力量的当地政府和接受参与扶贫项目的群众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差异。这就使得扶贫开发不再是资金筹措、项目设计、推广落实这样简单的行政性行为，而是变成了需要与当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互动调试的发展实践。笔者也正是将此作为切入点来分析民族文化与扶贫开发之间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获取地方性知识与经验。
2011年东乡县某行政村整村推进实施情况比较表：①
二、东乡贫困问题的社会文化视角
著名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对于发展实践的批评强调国家视角的致命缺陷。他想说明国家政策的行政力量虽然简单易行，但在政策落实和项目开展的实际过程中却常常受到来自社会和自然界多元复杂因素的影响。斯考特认为由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有四大失败的因子。第一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行政措施。第二是极端现代主义，一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坚定信仰；第三是将极端现代主义的蓝图和设想转化为现实的权威力量。第四是对强权下发展计划毫无抵制能力的民间社会，即弱者使用隐藏奉文本等秘密武器进行的抵制。②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就东乡县贫困问题的主要解决途径目前依然是通过国家政策背景下的扶贫项目实施。这样就会容易出现斯考特所提出的项目影响因子。
我们看到当地政府将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未重视人的主观作用；将贫困简单的识别为经济落后，未重视教育水平低下，思维观念落后等深层次致贫原因。政府的项目开展主要是以“肌肉性”政策为主，却未深入开展参与式开发，没有关注到民族心理对项目开展的柔性作用。所有的扶贫发展项目还是以增加GDP收入为主要目的的进化论式评价与思维方式。没有真正意识到社会发展水平不能仅靠收入水平作为衡量标准。
文化相对主义告诉我们任何地区的发展模式都不是可以复制的。东乡族自治县需要结合自身特点，通过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脱贫思路。连片开发和整村推进是普遍做法，这种办法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地方性知识积累地方性经验才能使脱贫项目对症下药。另外我们的脱贫思路已经从简单的“输血”方式发展为“输血造血”相结合的开发式扶贫，但是这样的扶贫方式却存在一定弊端。如上文提及的整村推进项目，一半资金来源于群众自筹。真正想参与项目的贫困户往往可能因无法支出配套资金而丧失机会。而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众则可以享受这种政策优惠。这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贫富差距。 在消除贫困的任何来自决策层面的动议，都面临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是以经济制度和项目执行为目标加以攻克；要么是以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为目的。社会学家默里（C，Murray）提出了“依附理论”③即在福利社会中，弱势群体主要是依靠政府救助而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自谋生路为生存手段。这种等、拿、靠、要的思想的确存在于某些当地的群众中间。我们不能完全将贫困归咎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原因，也不能将之完全归咎于穷人的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发展状况是一个社会环境与个体复杂互动的结果，我们需要在扶贫开发中尽可能的调动个体参与的积极性。
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双刃剑作用。一方面伊斯兰教教义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当地的穆斯林群众提供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文化价值观。这种类似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式的文化动力的确为当地的脱贫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当地门宦众多，清真寺林立给众多穆斯林群众带来的经济压力。西北地区浓郁的宗教氛围要求当地穆斯林需要支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天课和宗教场所的建设。另一方面围寺而居的生活方式和门宦联系使当地群众不愿异地安置。这些都成为宗教文化与地方发展间的矛盾。
由于东乡族传统文化影响，当地妇女往往无法成为脱贫致富中的重要角色。在笔者的调查中当地妇女主要以家务劳动和日常农田管理为主要工作。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很少有人外出打工。经常是整个村庄男性都外出打工，妇女和孩子留守家中。这种保守的性别观念使当地青壮年妇女无法成为主要劳动力参与经济生活。而政府所开展的扶贫项目也带有明显的男性性别倾向，很少有针对当地这种文化习惯量身定制的妇女发展项目。
斯科特在从国家视角观察扶贫开发项目的执行情况外，还从底层视角分析了普通群众针对国家行为所采用的“弱者武器”④，即他不但关注了政府的政策也关注了大众的对策。笔者在调查中也大量发现这种应对性心理。如夸大描述自身的贫困状况，以索要扶贫款物为主要目的，套取项目扶持等。东乡地区医疗状况落后，因病致贫较为常见，以此来夸大自身经济条件困难程度也就顺理成章。大众往往不会综合性考虑地区发展，而是简单的以物质进行衡量扶持力度，这也使当地政府的地区发展思路被锁定在如何增收上，不能长远的考虑地区可持续发展。有些项目缺少后续的跟进与监督，这样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往往是养殖场所建立起来后，人却外出务工，使得开发项目不能真正发挥设计之初的作用。
结语
格尔茨在对巴厘岛的研究⑤中强调了在当地穆斯林企业家中盛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对他们的经济生活所起到的文化动力作用。同样的作用我们依然可以在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社会当中发现，但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是，当地东乡族群众只是将伊斯兰教信仰作为自己天生具有的身份标示，大多并对真正的宗教知识与精神进行深入学习研究。更有甚者往往并不会用正确的教义规定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会出现各种不符合宗教道德的越轨行为。其不会将伊斯兰精神带入到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再加之教育水平低下，思维意识落后，使得整个东乡族劳动力的集体形象和声誉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在城市的务工和地区投资吸引。这种情况启示我们：以东乡族自治县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贫困问题不单单是增加当地群众经济收入这样简单，而是一项改善思维意思，生存状态系统工程，所以在制定发展思路时不能简单的以国家视角为发展依据，要充分考虑民族地区文化与发展的互动，要适时地进行发展视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