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思想被打破已成必然。梁启超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作为社会的良心，他心系救亡图存，融合西方先进思想，否认“道不变”传统，建立“新民”体系，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突破，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梁启超；突破；士大夫；超越性
中国社会在近代由封建轮回突然间被推进了现代轨道，传统的思想体系已无法驾驭社会的发展，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仁人志士们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地突破与改造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为中国能够平稳过渡到现代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梁启超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了梁启超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并试图揭示他实现突破的意义与原因。
1、否认“道不变”，引入“进化论”思想
在中国思想界有一股复古的大潮。孔子曾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明确指出自己的理论就是因三代而来。到了汉初的董仲舒直接断定“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唐宋年间士大夫为了复兴儒学，建立起了上至尧舜下至程朱的道统，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承远古而来，是为道学之正统。由此，“道不变”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士子们一直恪守而从不敢改变。
梁启超站在变革的大潮之前，首先对“道不变”的思想发难，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①引入了“进化论”思想。
“进化论”贯穿了梁启超思想的全部。第一政治思想，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说：“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指明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社会进化趋势，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王朝轮回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成理论。第二民族竞争思想。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人民的强弱。所以他一生以广开民智为己任，创办大量报刊意欲觉世新民。第三学术研究思想。梁启超一生对历史研究情有独钟，他认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②并指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总之，进化论已经融入到了梁启超的血脉之中。
2、改造中国“道”学，建立“新民”体系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为了平治天下，采用的一直是“内圣外王”的路线，即自身首先必须有高尚的人格修养，才能平治天下。这就造成中国“道”学过分强调个人的人格修养，从而忽略了社会公德、科学技术、文化制度的发展，这也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客居海外十余年，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道”学思想，他在《新民说》中讲：“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认为中国的“圣人之道”皆是“私德”，而面对当时世界竞争的大潮应该着力培养人民“公德”。“我国民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焉。”认为只有民众具备“公德”，才能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从而建立起强大的国家。这和古代中国强调只有个人“修身养性”方可平治天下的路线大相径庭。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提出来一整套“新民”思想体系，认为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所教化出的大多是明哲保身、束身寡过之人，要求结合西方思想改造中国“道”学，培养出新时代有活力、有竞争之“新民”。《新民说》的《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知》等十多个章节，都是针对中国“道学”思想的弱点而立，并提出了培养的意义与措施。
3、以“觉世新民”为己任，寄希望于普通民众
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意欲平治天下，他们要合作的对象绝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圣君贤相。因为儒家学说更注重的是人间秩序的安排，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个需要很高的经济、知识、文化基础，一般民众是消费不起的。余英时先生认为，朱子传道施教的对象一般都是士大夫和皇帝的上层社会，他认为只有使得上层社会获得普遍觉醒，才能进一步革新教化万民。明白于此就能理解孔子、孟子等为何要周游列国，几千年来士大夫为何不惜十年寒窗积极入仕，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入仕做官或得到君主的信任才能平治天下，正所谓“学而优则仕”。
梁启超却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一个国家的强弱不能靠一两个圣君贤相，而应决定于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所以他坚持认为“觉世新民”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法门，并从此把平治天下的希望直接寄托于普通民众。他进一步谈到：“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认为只要国民整体素质提高，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由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民措施，并且断言中国人种必将引领于未来。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讲：“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值人种。”梁启超虽然有时痛斥国民奴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对自己的祖国仍然充满了感情，对自己的同胞充满了信心。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突破当然有很多方面，笔者由于个人能力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指出了。总之，梁启超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传统思想的突破是成系统的。他首先引进了西方社会当时最为先进的“进化论”思想，为中国传承几千年的“道不变”思想打开了一个“缺口”；进而又提出建立“新民”体系，突破了封建时代“内圣外王”的道学传统；最后把平治天下的希望直接寄托于普通民众，现代社会民主、民政的思想在这里被明确提出。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突破，加速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旗帜”性的作用，对现在社会的建设仍然有很多启发性的意义，值得后人学习与传承。
梁启超能够对传统思想实现突破，当然与他的学识与眼光是分不开的，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有一个特殊的社会身份――士大夫。士大夫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并不局限于某一个职业，但是如果他的全部精力与贡献仅仅限于本职工作之内，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士大夫。士大夫除了献身于本职工作之外，同时还要热切地关怀着社会、国家甚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和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因此，这注定了士大夫自身要具有超越性，不能只顾个人荣辱，更要胸怀天下。所以，士大夫可以是官员，但他的社会功能绝不仅仅限于官员。以梁启超为例，他一生从政近三十年，可他的社会贡献除了为政府服务之外，更多的是“觉世新民”，教化天下，很像一个传教士。士大夫还可以为社会上某一阶级或集团发言，但他的发言很可能会超越该阶级或集团的私利之上。梁启超否认“道不变”思想，突破“内圣外王”传统，进而建立“新民”体系，加速了整个中国的现代进程，而他却因此多次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梁启超对传统思想的突破显然不是建立在个人荣辱之上，而是以天下民众为基础。这种对个人的超越深深根源于他的士大夫身份，笔者以为，这就应该是他实现突破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