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赫伯特・斯宾塞虽然在国际关系思想领域的并不著名，但在他的思想中确有一些国际关系思想，并与国际关系思想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流派都有所契合。尽管他被人诟病，但更多程度上是源于人们对他的误解。就本人看来，斯宾塞的思想在今天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赫伯特・斯宾塞；国际关系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
虽然肯尼斯・汤姆逊的《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以及白云真、李开盛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都没有在自由主义思想渊源中提到斯宾塞，这是由于在诸多学者的光环与阴影之下，以及国内对斯宾塞思想材料的翻译和介绍有限，他的许多作品尚无汉译，其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在国内难免会被忽视。反而一部分人对他本人及思想还存在误解，认为斯宾塞思想是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机械地搬到政治与社会领域。但是，20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的。他对国际关系的关注，从《社会静力学》便可管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斯宾塞的一些理论直接涉及到了国际关系理念。他认为殖民活动本不应当上升到国家间的关系，而应是自然个体或者群体行为，不应是政治体的行为。政府殖民破坏了自然的殖民，强行将自然的关系上升到了国家间的关系，将自然活动带来的纷争强化成国家间的纷争。诚然，他给出的论据是先从殖民母国本身的利益出发的：政府殖民对殖民母国是有害的，殖民母国将大量的财富花费在没有必要的对殖民地的维护上，是对留在殖民母国领土上的公民的不公平。同时殖民贸易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干扰。但斯宾塞同时揭露了殖民侵略的实质，“纯粹的盗窃习性――通常被冠以某些冠冕堂皇的别名――一直是殖民侵略真正推动力”，他还认为政府殖民对殖民地的危害要远大于对殖民母国的危害，应受到严厉谴责。这是斯宾塞对国际关系某些方面做出的自己的判断。
第二，斯宾塞提到自己的《社会静力学》“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虽然他没有提出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但他的思想与一些国际关系思想有着契合之处。
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斯宾塞是更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同时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体现了一些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但这种揭示更大层面上是对事实的反映与解释，而非鼓吹。理想主义认为人性可以改造，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和向好的方向发展。他在《祸害的消失》一章的结尾说“邪恶和不道德必然要消失；可以肯定地说，人必然要变得完美无缺”。理想主义认为战争可以避免，斯宾塞的观点略有不同，他承认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国家间建立绝对的和平准则非常困难，战争难以避免。由于国家的职责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当一国受到侵略时，该国不能因为单纯地追求和平而不抵抗。与被侵略相比，“防御性战争必须加以容忍，因为它是两害之中较轻的一害”。他又认为国家之间走向联合，有一部自由的宪法具有可能性。可以看出，斯宾塞有一种建立世界政府倾向性，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有效的国际仲裁，战争最终可以避免。理想主义也认为，可以通过国际机构、国际法来维护国际和平。自由主义侧重个体的自由与平等，斯宾塞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放任自由主义者，他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他在《第一原理》一章提到：“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自由主义者相信累积性进步的可能性，斯宾塞认为的进步也是缓慢的，并且还解释了缓慢的原因。
斯宾塞的理论与现实主义有一定契合，透过这些契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斯宾塞承认人在最初是恶的，且这种恶具有必然性，但并不会永远持续。他提到“最初的人鼻息具有一种性格，使他适于从地球上清除那些危害他生命的物种和占据人类所需空间的物种”。“最终的人必然则是能够获得幸福而不减少他人幸福的人”。现实主义强调世界的竞争性，各国利益不可调和。斯宾塞确实承认过去与目前的世界具有竞争性，但在未来会实现最大的幸福。现实主义与斯宾塞提到的人类社会在实现最大幸福前必经的过程相对应：人类虽经历征服与压迫，战争、奴役、压迫等罪恶行径是人类走向幸福的阵痛，最终会对唤醒人权与自由的尊重。
斯宾塞并不是现实主义的鼓吹者。他认为承认人性的恶并不是为新的侵略与压迫提供借口。然而中国有学者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关系折射，斯宾塞的思想也被该学者看作是瓜分世界的原因之一。类似的观点比比皆是。诚然，他对贫困、教育、卫生等抱有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态度，但这并不能妄加引申到国际关系上。相反，他在根本上否定国家间的侵略与国际压迫，只是尝试为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与压迫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他也预测战争会被消灭，人类社会最终会发展出最合理的道德规范，间接地去实现最大的幸福。
可以看出，斯宾塞理论的论证过程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都有一定的契合，它们分别对应了斯宾塞理论的过程和最终结果。
斯宾塞被人诟病的，是他的过度的放任自由主义，如要求政府对卫生、教育、贫困的放任；以及缺乏人道主义关怀，过于强调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忽视了针对社会中的单独个体的个别观察，这也许是斯宾塞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影响力不及他人的原因之一。他的理论不幸被帝国主义者与殖民主义者曲解利用，衍生出了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当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时，他的理论又被一些民族主义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裹上民族的外衣，将原本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的理论理解为永恒的合理结论。这造成人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理解：反人类的种族主义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反人类的。
今天，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不应当忽视斯宾塞的这种兼契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值得我们去重视与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