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学在东汉得到很大发展。东汉初几位皇帝都好儒学，经过他们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东汉地方官员也主动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东汉提倡聚众讲学，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
[关键词]儒学；东汉；发展
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西汉初，百废待兴，刘氏曾以黄老治天下，儒学处于调整集聚的阶段，至汉武帝重儒而一举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儒学与政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东汉的统治者继承的正是这“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
一
东汉明帝刘庄尤好经学。刘庄“十岁能通《春秋》，后师从博士桓荣学《尚书》。”[4]明帝又下诏设立“四姓小侯学”，为四家外戚设五经师。从而形成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的局面。明帝经常莅临太学，并曾主持讲论经义的大会，并曾亲自编写《五家要说章句》。
东汉章帝刘也好儒。建初四年，章帝组织今文、古文两派经学大师与史臣班固等十二人召开白虎观会议，天子亲自裁决，历时期月乃罢。令班固将会议的奏议整理成书，即《白虎通义》。《白虎通义》于以前儒家内部纷争的诸问题给与官方的最高解释，章帝本人也充当了儒学问题最高裁决者的角色。
经过东汉初几位皇帝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已经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和帝刘肇时，“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5]安帝刘祜时，邓太后又于宫中开办女学，以班昭授讲，近臣宫女莫不受读。安帝并曾亲自到曲阜主持祭孔与讲经活动。顺帝刘保亦曾封赏六十岁以上的儒者。这种一脉相承的提倡与推崇，使儒学不断在地方得到推广。
二
东汉时期儒学在地方的推广由地方官员和民间儒士两种人来进行。从光武时起，地方官员即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卫飒任桂阳太守时“修痒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任延为武威太守，“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6]李忠任丹阳太守，“乃起学校，司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7]会稽太守张霸专章向朝廷举荐学行兼优的士子，并将有学行者全部擢用，以致“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8]南阳太守鲍德、东海相宗叔犀、陈留太守陈子福、会稽太守第五伦、山阳太守秦彭与羊遂亭长仇览等，都有礼遇儒生，修缮学校的政绩。同时，地方官竭力推行儒家的道德标准。首先是倡导行孝，表彰、举荐和擢拔孝子。汝南的孝子蔡顺先后受到两任太守韩崇与鲍众的擢拔举荐。许昌陈纪则受到豫州刺史的大力表彰。其次是提倡“礼让”与“节俭”。章帝时中牟县令鲁恭以礼让的道德规范教化属吏和百姓，使为田产归属而纷争不已的百姓“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9]南阳太守王畅在“帝乡”南阳贵戚众多、奢靡成风的风气下，故意传布衣，用破车马，以纠正时风。通过励学与教化而使风俗淳厚是地方官大力兴儒的目的，这些举动也同时扩大了儒学在全国范围的影响。
三
并非以官员身份而聚众讲习儒学者也对东汉儒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儒家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和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是其生命力的强大本源，经过西汉百年多的发展，东汉聚众授徒早已成为了普遍的传授儒学方式之一。《后汉书？儒林传序》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所读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当时影响大的名儒有郑兴、冯豹、魏应、楼望、牟长、曹褒、周磐、张楷、马融、郑玄、姜肱、桓典、李膺、檀敷、郭泰、张兴、宋登、延笃等。其中牟长有弟子万人，楼望有生徒九千，宋登亦有弟子数千。儒学大师不仅生徒众多，而且多有慕名远道而来者，如张楷，其徒众从各地前来，已达到“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的程度。张楷字公超，隐居于弘农后，“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10]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