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薪养廉”在我国并不成立，公务员薪酬的提升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会使腐败更为严重；腐败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更为严重；虽然公务员薪酬通过腐败作为中介变量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但从净效应看我国公务员薪酬提升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为我国反腐败工作提供了经济层面的依据。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不能夸大公务员薪酬的作用，而应形成制度反腐、法律反腐和组织反腐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腐败公务员薪酬经济增长SVAR
一、文献回顾
1公务员薪酬和腐败关系的研究
2公务员薪酬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3腐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
1模型介绍
2变量与数据
在考虑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等变量的指标选择问题时，本文对以往文献和资料进行了回溯，使变量选择的方法循序以往文献的做法，以便提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可比性。
对于贪污程度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有的学者采用透明国际机构发布的年度腐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衡量，但是该指数基于民意调查获得，在定义上具有偏差性，并且过多的依赖民意调查中民众的主观感受，缺乏了客观性。还有学者采用年鉴中关于相关案件的统计数据衡量腐败程度，这种方法相对更具客观性，并且能够对我国的腐败形势作出更为直接的反应。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做法，用统计年鉴中历年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作为衡量腐败程度的指标，并转化为对数形式。
三、实证分析
1SVAR模型的建立
对SVAR模型进行估计的时候首先需要通过单位根检验考察数据的平稳性。如果数据是平稳的那么可以直接进行估计，如果数据是非平稳的则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通过将数据进行差分转化为平稳序列以后再进行估计，但是这种做法会造成数据之间有用信息的丢失。第二种是直接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观察倒数根判断SVAR系统的稳定性，如果稳定性满足则该做法是可行的。分别用wage、crime和y代表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用ADF检验对它们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发现各变量均为I
（1）过程，为了避免数据信息损失，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进行SVAR估计。根据LR准则判断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的滞后阶数为1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皆表明存在协整关系，见表1：
4脉冲响应分析
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是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的三个焦点话题。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本文对三者的相互作用机制与路径进行了分析，厘清了三者的理论联系，并阐明了研究文献中关于三者关系存在的争论。由于三者具有潜在的相互联系，以往文献仅考察其中二者的做法难以正确揭示三者的关系。本文将三者同时联系起来，通过SVAR模型实证分析其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2）腐败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我国腐败并非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尤其在短期内影响更加严重。因此，治理腐败在我国从经济层面看也具有支持性。当然从理论上看，腐败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的途径是多样的，在我国腐败究竟是通过哪些路径抑制了经济增长，是本文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3）公务员薪酬通过作用于腐败进而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本文将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公务员薪酬提升加剧了腐败，而腐败对短期经济增长又具有阻碍性，从而公务员薪酬对短期经济增长形成了短期负面效应。以往的研究文献仅注意到了公务员薪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而对该负向效应缺乏关注。
（4）公务员薪酬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正。现有文献认为公务员薪酬通过扩大总需求和矫正资源配置扭曲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同时本文发现公务员薪酬通过腐败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负向效应，因此影响结果取决于两类效应叠加的净效应。从净效应来看，公务员薪酬仍然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腐败不但具有恶劣的社会影响，而且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公务员薪酬为基础的腐败行为成本-收益分析还远不能对腐败作出合理解释。治理腐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世界上不乏例如香港、新加坡之类的成功案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功案例单纯依靠给予“高薪”保持公务员的廉洁。我国在借鉴这些经验时不能夸大公务员薪酬的作用，而需要对这些地区系统化反腐败制度体系和法律规范进行充分的考察、学习和借鉴，并结合我国组织结构特点，形成制度反腐、法律反腐和组织反腐的有力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