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汉时期畜牧业在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地处西北边疆的六盘山地区，因其优越的过渡性地理环境，交通事业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边境贸易的繁荣，以及统治者鼓励政策共同造就了该地区畜牧业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秦汉时期；六盘山地区；畜牧业；发展
一、优越的地理环境
1、温暖的气候与丰茂的植被塑造了优质天然牧场
气候环境，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六盘山地区处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交界地带。夏半年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可到达这一地区，但强劲而又干燥的西伯利亚寒流又在漫长的冬半年控制着该地。在这两种气候的共同影响下，六盘山地区从总体上形成了以温带草原为和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的植被形态。
2、独特的过渡性地理环境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优势条件
2.1山川地形的过渡性特点
六盘山在我国古代一直是关中与西北边地的一个天然屏障。以此为界限，它的东部和南部是以关中平原为代表的平坦地，这里逐渐形成了传统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关中农业区；而越过六盘山的广大地域，基本上都是气候较为寒冷的高原地区，以高山草甸和荒漠为主，这里土地开发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和关中相比，使得以耕作为主的农业根本无法在这里推广，但是以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在这里却长足发展。这样，以六盘山为界，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中农业区和西北边地畜牧经济区。而六盘山地区，以其山川地形的自然过渡性，恰好处于这两大经济区的交汇地带，长期深受两种经济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农牧文明交汇带。
“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自身，它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3]P3。发源于六盘山麓而最终注入黄河的清水河、泾河、茹河、葫芦河等河流，滋润着各自所流经地域的土地，形成了一条条水草丰美、植被繁茂的河谷地带，造就的一系列条带状天然牧场为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2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畜牧业的发展，不仅依托于有利的自然环境，还要有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6 000年左右，宁夏中北部地区就形成原始畜牧经济区，而同一时期的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也成功的从原始采集文明过渡到原始农业文明。此后的数千年六盘山地区与宁夏中北部地区基本上保持着“南农北牧”的格局，直到公元前1100――前950年出现了我国5000年来第一个寒冷期。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汉水有两次结冰，紧接着又是大旱。竺可祯先生根据《诗经・幽风》记载的物候也证明当时关中寒冷异常。北方寒冷气候使得这里的游牧民族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于是从阴山――贺兰山一线及陇西地区来到相对温暖的六盘山地区，并趁周人东迁伐商之际在这里建立了一系列小方国。他们凭借着六盘山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自身的畜牧经验，将这条农牧文明交汇带成功地向南推进到了以六盘山为中心的地区。
此后直至汉朝，我国西北边地农牧文明交汇带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在南至六盘山，北到阴山的广阔地域内南北摆动。每一次的摆动又给这一地区农业文明和畜牧文明提供了更加深入融合的契机。六盘山地区恰恰就充当了这两种文明交融的桥头堡。从而形成了亦农亦牧、农牧交融的经济发展模式。技术的交流和中原地区对畜牧产品的需求，为当地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又一有利的条件。
二、交通发展带动边境贸易的繁荣
1、萧关道等古代交通要道的发展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秦汉时期萧关道和回中道等交通要道的开通和畅达，便利中原与西北边地的商贸往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畜牧业的繁荣发展。
萧关道源于先秦时期已有的萧关古道。薛正昌先生认为萧关道其中一条路线就是“沿泾河，过六盘山，沿祖厉河而下，在靖远县附近渡河[4]P11。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巡视各地，首次便是出巡陇西、北地郡，路鸡头山（今泾源县境之六盘山），随之修建驰道，此后秦始皇又下令修筑直道，在原驰道的基础上经咸阳西北过庆阳经清水河谷的萧关古道而抵内蒙古包头，直道的修通，使得萧关道更为畅通。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萧关道上设置了安定郡，此后又下令修通“回中道”。该道修通后成为关中通往安定的干道，也形成了今天西安至固原公路的雏形。回中道的开通，把关中与安定等边郡紧紧联系起来，大大促进了关中农业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的交流，同时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2、边境贸易的繁荣
萧关道、回中道的开通和安定郡的设置，促进了商业交换的发展。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货殖列传P983。这其中苜蓿对于畜牧业发展的意义尤为重要。苜蓿自从传入在民间就成为马、羊、牛等牲畜的首选饲料。可以说，苜蓿的传入和种植，直接带动了六盘山地区畜牧业的繁荣发展。就是这种边境贸易的繁荣发展和良种的引进才造就了上文提到的乌氏倮那样富甲一方、位比封君的大畜牧主。
经济的发展和边境交通的畅达也使得边境贸易也繁荣发展起来，以至于在西汉的安定郡等地区出现了“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5]王符传P230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说明了当时在安定郡及周边地区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更说明了当时这一地区畜牧业发展的繁荣程度。
三、军事需要及政策支持
1.军事需要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5]9236尤其是与游牧民族征战时期，马的价值更是凸显。但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中原大部分地区并不出产骑兵使用的良马，其战马依靠从西、北二边游牧地区输入。在分裂对抗的局面下，这种自然输入常常受到限制，阻碍了骑兵的迅速发展。而当时六盘山周边繁荣的畜牧业就为前线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战马，保证了前线战争对军马的需求。
秦汉时期，游牧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开始崛起并多次南下。为了阻止匈奴的南侵，安定西北边地，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起先后数次发兵北击匈奴，由攻打匈奴对骑兵的需求也相应刺激了对战马的需求。汉初因经长期战争的影响，马匹更是少得可怜，“自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平准书P455“平城之围”的惨败使汉朝统治者地意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因而更加自觉地大力发展养马业，壮大骑兵力量。
2.马政及官营牧马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秦于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九卿内的太仆就是专门管马政的。太仆属下有马苑养马，如关中有昆踱苑。这种情况下，西北边郡民族养马也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北地郡的乌氏倮就以畜牧致富，“畜主用谷量马牛。”秦国还继续用中原出产的纺织物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的马匹，以改良马种。
西汉是我国马政空前兴盛的时期。汉初，由于大规模战乱刚刚平息，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混乱和凋敝状态之下，战争的摧残也使得秦代在北地郡经营的官方畜牧业及民间畜牧业均受到了沉重打击。因而造成当时马匹严重缺乏。以至于“马至匹百金”[1]平准书P455一直到了汉武帝初年，经过
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呈现出极为繁荣的景象，此时政府和民间养马都非常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侨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P987。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在西、北边郡设牧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匹。惠帝四年设于北地郡灵州县的河奇苑和号非苑，官营牧马十分繁盛，以至于“厩马有四十万匹”。[6]职官・诸卿上・太仆卿注P7
在政府设苑养马的同时，汉代政府还积极鼓励百姓养马。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以免除兵役的办法鼓励私人养马。武帝时继续实行“复马令”，当时“兵戈数动，民多买复”，又不愿为吏，“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7]食货志P8当时的政府还禁止优良种马外流。《汉书・昭帝纪》说：“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不仅如此，汉武帝为改善帝国马种，从西域引进良种汗血宝马。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六盘山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畜牧业的繁荣发展的一个前提；以萧关道为代表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繁荣贸易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军事的需要促使统治者制定鼓励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又成为了畜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