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威尔逊理想主义标榜民主、和平，要实现一种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这为世界指出了一个新方向，但其本身具有太多的理想色彩，而且从其提出的时代背景来看，其实质仍然是本国的利益。而且自始至终威尔逊提出的理想主义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主义自身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山东问题上有突出的体现。
[关键词]威尔逊；理想主义；山东问题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思想是的一个巨大转变。理想主义虽然不是威尔逊自身所独创，但作为理想主义的奠基人，其致力于使美国脱离孤立主义，改变美国前期的外交政策，以一个世界强国的姿态独立在世界舞台之上，是美国对其全球地位的宣言书。
一、理想主义的实质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正式向国会提交被其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重要一点是组建国际联盟，即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调解各国关系，使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均享有平等的权力和义务。姜秀敏概括威尔逊理想主义为“以普遍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来定义国家利益，认为国际政治是一个总体和谐、可以通过道德和国际法求得进步的过程，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并以此为要素构建世界安全新秩序”。[1]
然而这些原则和思想看似美好而充满理想化，实则是美国霸权的一种隐性表现形式，其根本目的还在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在威尔逊理想主义实现的过程中，其理想主义本身与国家利益之间时常出现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中国山东问题上又集中体现。正如蔡昌卓所述“美国的对外关系始终是在理想与国家现实利益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中不断变化与发展，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2]
二、理想主义提出的时代背景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自提出后就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当时欧洲各国巨头的政治态度则是相当一致的，即十分愤怒。当时这份纲领对欧洲来说，无意识‘与虎谋皮’，打得不是好主意”，“世界各弱小民族开始一致赞扬，认为美国人能为其主持公道，然而未几却又发现，威尔逊在和会上并未履行其诺言，反而出卖了一些民族（如中国）的利益，于是猛烈抨击”。[3]
同一种的外交思想，为什么会有前后矛盾的变化？对于威尔逊提出的为美国称霸全球计划的理想主义，时代背景不能够忽视。
首先是来自苏俄《和平法令》的影响和压力。自1917年俄罗斯通过革命，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为了尽快退出战争，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交战各国提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倡议。而苏俄的这项和平倡议在英美各国引起强烈反响，爱好和平人士、反战人士纷纷谴责政府的不作为，要求政府给出一个明确答复。威尔逊政府在“不作答复或不去抵制它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扩大和加强起来”[4]的看法下，做出应对，提出了构建世界和平的“十四点纲领”，即理想主义。
其次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的全球政治霸权欲望的上升。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的防御性外交政策发生巨大转变，因为实力原则永远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
最后一方面则是战争发展情况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威尔逊就公开发表了中立宣言。保持中立，一方面使美国可以在交战双方之中获得大量的战争贸易，另一方面则使美国避免战争灾祸，此项政策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不过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国海上贸易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这破坏了美国的全球自由贸易，因此就促使美国向协约国这一方靠近，并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于是美国于1918年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试图以此来结束战争，挽回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影响到欧洲传统的政治格局。空前的战争与革命使旧式的欧洲帝国主义强权体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维也纳为标志的欧洲中心时代走向了尾声。[2]对于一战的尽快结束，不仅是利益受损的美国所希望，更是欧洲列强所期盼的，而有这种力量的只有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美国。威尔逊以提出的世界和平纲领十四点原则为停战前提，并试图改变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格局，代之以美国领导的新世界秩序，而欧洲各国陷入战争泥潭，不得不接受威尔逊的条件。
以此可得威尔逊理想主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为了领导世界建立一个符合美国理想及其价值的世界新秩序。而威尔逊应时代的要求，高举十四点原则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大旗，积极插手中国山东事务，为其进一步扩张东亚创造有利条件。
三、理想主义与山东问题
威尔逊理想主义强调民族自决、集体安全、反对私密外交，按照理想主义本身，美国应该是极力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替弱小的国家伸张民族自决的权力，但事实上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处理，并不是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了美国理想主义的现实与利益之间的矛盾。
威尔逊在日本大肆侵华行动中，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不被日本排挤出中国，便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充当“调停者”。威尔逊把中国看作是其理想主义的一个试验场。[2]中国是亚洲的巨大而贫穷的国家，把中国规划到其世界秩序的领导中，就表明其理想主义在亚洲的一个胜利开始。因此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在政治经济方面给中国方便，以便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文明、民主的国家，这无不体现其新秩序的思想。 然而，当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欧洲各国忙于战争，唯有美国能在远东与日本抗衡时，美国没有因中国的主权利益受损、理想主义被破坏，而冒险与日本对抗。而且威尔逊从一开始就否定直接卷入，扮演着“谨慎的朋友”。[2]这位朋友一直遵守这条原则，从不过多的逼迫双方，仅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后，不得不有所转变，先后进行了幕后和公开的外交干预，提出了所谓的“不干预原则”。
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从实际情况来看，巴黎和会上的四巨头中，因英、法、意与日本早有密约，美国成为和会上唯一可能并且有力量支持中国的国家。美国支持中国，一方面是考虑到日本在东亚的势力已经挑战到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美国不可能放任日本在东亚独大，因此对于日本对中国的强烈欲望，不会熟视无睹坐等事态的发展。而且，当时威尔逊是想帮助中国的，尤其是在山东问题上。他认为山东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外国侵入中国心脏地带的桥头堡，要破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就应该破除日本在山东的非法侵占。[8]另一方面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因素，理想主义为各国构建了一个和平时代的蓝图，美国应是这一新时代新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因此其要为理想主义现身说法，让各国相信理想主义所构建的世界新秩序，相信这一时代是美国的领导时代，展现美国的实力。
然而在中国各界都给予期望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初期的表现给予人们以振奋，但随着和会的进程，威尔逊考虑的各种因素和日本的威迫，威尔逊逐渐开始对日本妥协让步，放弃其鼓吹的理想主义。甚至为了安抚日本，完成其既定的国际联盟的组建和世界秩序的领导权，以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为代价来满足日本。这让时人大大失望，甚至由失望转化为愤怒，五四运动就是在人们不满和会处理中国山东问题而爆发的。
在和会初期，威尔逊还是支持和同情中国的。并且鉴于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与所有中德条约一律废止。因此由日本继承德国的条约权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日本提出对中国山东的无理要求时，威尔逊就毫不含糊的给予反对。而且在处理山东问题上，关于中国代表是否出席的问题，挫败了日本的阴谋，为中国代表团争取了一次辩护的机会。顾维钧回忆说：“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想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在威尔逊的支持下，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和会上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
中国代表团辩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极为不安，开始采取各项措施。而恰在此时，随着和会的进程，美英法意日五国之间利益关系冲突加剧，在处理和会上的各种问题上出现分歧。其中意大利因为领土问题没有得到满足，以退出和会、不加入国际联盟的方式，来表达其不满。日本仿效意大利，也以此为方法以退为进逼迫美国，而日本所作正中威尔逊软肋。威尔逊理想主义以构建国际联盟为核心，建立国际联盟是美国实现全球霸权至关重要的一步，因此威尔逊在和会上的重要任务是把各国统一到以美国为领导的国际联盟里，以此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如果所谓五大国中的两个国家在国联问题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威尔逊成立国联的计划就难以实现，而这一计划是威尔逊参加和会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个人事业成败荣辱的关键。威尔逊面对日本的做法，不得不做已选择，是继续其理想主义，尊重弱小国家权力？还是选择国家的利益，构建美国的全球策略？毫无疑问地，威尔逊选择了国家的利益，以牺牲中国山东的利益来换取日本的让步。
威尔逊理想主义提出的复杂时代背景，就注定这个理想主义并非所公认的理想化，其实质仍是美国为其自身服务的。并且理想主义在实施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即理想主义自身与国家利益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山东问题上得到了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