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郑鹤声在马端临文献观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中提出了结集、翻译、编纂、审订、讲习、印刻六位一体的新文献观，初步构建起了文献学的学科框架，奠定了文献学现代化的基础。郑鹤声是文献学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关键词]郑鹤声；文献观；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要》
关于郑鹤声文献观与马端临的传承关系，学界也众说纷纭。郑鹤声指出，书中所称的“文献学”是在元代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文献”阐述的基础上，“亦采其谊”[3]1提出来的。对此，有学者认为“作者虽称其书‘亦采其说’，但看得出来，《概要》只是沿用文献二字。完全脱离了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之文献含义”[4]；有学者则评论说“这个‘文献’定义初看似与马端临所说有异，实际与马氏定义并无二致”[5]。鉴于学界对郑鹤声文献观认识分歧颇大，有必要对郑鹤声文献观进行再探讨，厘清郑鹤声文献观及理论体系的内涵。
一、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
马端临认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6]可见，马端临所说的“文”，是原始叙事的典籍，其范围主要包括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一手文献资料，以及以此为基础，编纂的“信而有征”的文献资料，强调了其原始性、真实性、可信性的价值。郑鹤声则进一步提出了“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3]1的概念。
“编纂”一章，郑鹤声开篇名义：“自印刷之术行，而书籍之纂辑者众。兼收四部，汇为巨帙，或为类书，或为丛书，极盛于明清之代，而复兴于今，诚文献学上之大功业也”[3]126，先后对《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巨著进行了论述。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类书、丛书这类文献，类书与丛书虽然只是对传统经史子集文献的整理和汇编，但对文献有保存和发掘之功，郑鹤声将其予以阐发，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校雠学家的思想藩篱。
二、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
马端临认为“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6]可见，马端临所说的“献”，即以奏疏、儒者评论、名人言谈、稗官记录等为代表的后世言语和论断，其作用是“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这一概念强调了后世文献具有补充性、考证性和科学性的价值。郑鹤声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3]1的观点。
“审订”取审查订正之意，即古代的校雠、今日的校勘，“审订”一章主要涉及校勘学的内容。全章分取先秦、两汉、明清三次有代表性的校勘活动进行介绍，理清了校勘学发展的脉络。郑鹤声还概括了三次校勘活动的特点，“孔子之删定‘六经’，为存周公之旧典，刘向之校理旧文，为尊孔子之六经，至乾隆时代之修理《四库》书，则含有政治作用，性质既殊，其采取之手段方法亦大异”[3]47。校勘审订是文献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来被视为文献学的范畴。
“讲习”一章是全书最大的特色，回顾了中国古代学术史。实际上，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是以历代文献的流传与传授为基础开展的，因此学术史也是文献的研究发展史。“讲习”，意为研讨学习，《易经》有“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之语，孔颖达注疏曰“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於此也”[7]。郑鹤声所言文献的“讲习”，本质上是指历代学者对于文献的研究和传播。在讲习过程中，学者既是旧文献的整理者、传播者，也是新文献的产生者、传授者。研究文献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文献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正是传播学的雏形。文献“讲习”概念的提出，彰显了文献的媒介价值，符合文献传播流转规律。
综上所述，郑鹤声的文献观中，“文”指结集、翻译、编纂，即经史子集基本文献、域外传来汉化文献、类书丛书文献；“献”指审订、讲习、印刻，即文献校勘、文献研讨传播、文献刻印版本。“文”体现了原始文献的原始性、真实性、可信性价值，“献”体现了后世文献具有补充性、考证性和科学性的价值。郑鹤声的文献观确实是在对马端临的文献观“亦采其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郑鹤声所主张的文献学，是以经史子集基本文献、域外传来汉化文献、类书丛书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校勘、文献研讨传播、文献刻印版本为研究方法，研究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这一观点基本涵盖了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内容，包含了文献学最主要的知识。这一文献观的提出不仅是郑鹤声个人对文献学现代化的有益尝试，而且其中的内容也大多为后世所继承，基本奠定了今天文献学体系的主体框架。
文献观提出之后，在《中国文献学概要》的行文中，郑鹤声并没有严格按照“文”、“献”的顺序展开阐述，而是另辟蹊径，对结集、翻译、编纂、审订、讲习、印刻六部分按照其内在逻辑顺序进行了全新的体系建构。作者在例言中作出了解释：“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故结集表也，审订里也，讲习则表里相兼者也。自外学输入，而后有翻译之事业，自印刷发明，而后有编纂之规模，皆吾国文献学上之伟大纪念物焉，并此而论之。”[3]1
经史子集基本文献是中国传统文献的基础和主体，因此摆在了第一位。对经史子集基本文献校勘考证，加工整理是后续工作的基础，因此将“审订”摆在了第二位。文献整理之后，不仅是为了保存，更是为了加以利用，故而“讲习”放在了第三位。这三者互为表里，构成了郑鹤声文献学体系的第一条主线。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深入，古典佛教与近代科学等外来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出现了域外传来汉化文献。印刷术的发明，为类书丛书文献的问世创造了条件。翻译、编纂、刻印是中国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文献学体系的第二条主线。这种行文方式综合考虑了文献学内部的逻辑顺序，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8]。
郑鹤声在文献学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文献观。正如有学者评价认为“就文献学的研究体系而言，二郑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把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放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大潮流中来考察。”[9]由于受学术发展水平所限，郑氏关于文献的阐述大多简明扼要，但的确起到了文献研究“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3]3的作用。当今，古文献学研究方兴未艾，前人的经验与启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10]郑鹤声无愧是文献学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