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这样的乱世容易成就英雄豪杰，却不能诞生稳定的政治世家。来自湖南乡间的曾国藩趁势而起，既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获取富贵，又在朝廷的猜忌之下保持势力。曾家繁衍富贵至民国时期，成为近代首屈一指的权贵家族。
曾国藩：褒贬不一的人臣
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祖父曾玉屏靠勤勉耕种、勤俭持家让全家人过上了温饱生活。父亲曾麟书开始读书，但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补生员）。曾家的道德要求一直很高，曾玉屏就常常教导儿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止息万物之器”，“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22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入省学岳麓书院。28岁中了同进士，进入翰林院。此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了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一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湘军发展前期并不顺利，出征之初就被太平军杀得大败，弄得曾国藩要跳水自尽，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边的章寿麟救起。左宗棠因此专程到长沙，痛斥他的“虚荣心”。后来曾国藩以“屡败屡战”自嘲。战局的困顿让曾国藩情绪低落，心生退意。1857年，曾国藩以回家为父亲守孝为名，弃军而去。第二年，湘军攻占九江，曾国藩才决心重新出山。
除了战事不利，政治上的限制更让他灰心丧气。满族权贵需要汉族官僚组织团练维持统治，但不想这些汉人成为手握重兵的权臣，所以朝廷长期不给湘军体制内的身份，也不授予曾国藩正式官职，一直到1860年5月，他才被授职两江总督统帅湘军。曾国藩非官非民地征战了8年。朝廷的疑忌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没有地方官职就没有地盘，曾国藩长期没有实权，筹不到军饷，湘军客军孤悬，甚至被一些地方怀疑是伪军。曾国藩只能撑着，屡败屡战，二度自杀。最终曾国藩还是顽强坚韧地坚持下来了。1864年7月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曾国藩将清廷从危如累卵的局面拯救出来。从起兵到胜利，曾国藩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十几年。
朝廷兑现了封王酬谢的承诺。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身份而被封武侯的第一人，其弟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但同时朝廷要追查天京宝藏下落。传说太平天国的“圣库”在天京，有宝藏无数。但最先攻入天京的曾国荃却说没有发现宝藏，天下沸议纷纷。在与太平军对战中，曾国藩等人常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湘军确实有以抢劫所得作为银饷的习惯。曾国藩不得不百忙之中清查宝藏之事。最后，曾国藩仅向朝廷上缴了“玉玺”两方和金印一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越来越多觉得天京宝藏是子虚乌有。当天京攻破之日，曾国荃连夜上奏报捷，而朝廷却斥责曾国荃不应该在城破当夜返回雨花台大营，造成上千太平军突围而出。朝廷显然在吹毛求疵！湘军势力正如日中天，朝廷实际上是借此“敲打”曾国藩而已。而曾国藩天性根本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儒家传统教育的结晶，对朝廷一直忠心耿耿。
曾国荃率部攻下天京一个月后，曾国藩便主动奏请裁撤湘军。一年后，他能调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了。远在紫禁城的慈禧也终于松了一口气。镇压捻军时，暮气已深的湘军已不复当年之勇，战败而归，李鸿章的淮军接了烫手山芋，而曾国藩则主动请奏朝廷查办自己办捻不善之罪。至此朝廷才彻底信任了曾国藩，认为他和湘军已不足为患。除了政治上的低调，曾国藩生活上依然保持简朴、谦逊的作风。慈禧开始频繁召见他，在国宴上曾国藩也排在汉臣之首，真正实现了“位极人臣”。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历史并没有让曾国藩停留于一个守旧的能臣干将的身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曾国藩的思想和行动给后人带来了更深远的思考。
早期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曾国藩就遇到了鸦片战争在北京掀起的轩然大波。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更是频繁接触西方列强。和旧式文人不同，他没有继续盲目自大，排斥中外交往，而是从传统儒学的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理论出发来看待新的形势。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一旦掌握了西方列强的器物军械，迟早能扭转西强中弱的局面。所以，曾国藩的自强御辱之道首先体现在大造西方器物、掀起洋务运动的热潮上。咸丰十年（1860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买船炮以剿清太平军之议。当他在书札中写下“海国环伺”四字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二十四史里从未出现过的大危机。
“师夷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早期的重镇，虽然带有实验性质，主要任务也是给湘军修缮军械，但中国的洋务自强道路自此开始了。
两起两落后，不惑之年的曾国荃脾气柔和多了。1875年后出任陕西巡抚，开始了最后二十多年的官宦生涯。这一时期，曾国荃留下了不少案牍文章，注意总结个人的政治经验，思想中也显露出平等相待和自然而治的成分。
曾纪泽：外交不辱使命
曾纪泽是曾氏家族中比较有作为、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影响的爱国外交家，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开明人士。
曾纪泽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1839年。自幼受到父亲曾国藩的良好教导，熟读传统的儒家经典，这使得曾纪泽接受了儒家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曾国藩又给曾纪泽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他聘请教师，让他广泛阅读中外书籍、学习西方近代科学， 故曾纪泽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伦敦博物馆现存有一把曾纪泽的“中西合璧诗扇”，便是他学贯中西、沟通内外特质的明证。
天津教案后，曾纪泽痛于洋人的欺压、翻译的拨弄，写信给父亲，立志掌握外国语言。曾国藩死后，32岁的曾纪泽为父亲守灵期间，开始自学英语。在没有教材，没有老师的困境中，他仅靠一本《圣经》和英汉词典摸索学习，掌握了英语基础。在日记中他记下一些苦学的片断：从26个字母学起，每天规定读6句，后来8句，进而10句，笨拙而艰难;清早起来一遍遍练习，出门会客坐在轿子里一个人也叽哩咕噜地说。从长沙到湘潭到双峰到荷叶，湘江上、山路上，他都“诵读不辍”。回京师后，他结交了同文馆总教席丁韪良、医生德约翰等外国友人，口语和写作日益精进。那个年代就能满口英语，这使得他在北京城十分抢眼。
曾纪泽探索的救国道路也是中西结合的，中西文明碰撞的变局造就了这位著名的外交家。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和荣誉，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取得了惊人的外交成就。
1879年1月，继郭嵩焘之后，曾纪泽抵达伦敦成为第二任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的儒学修养让他做事更加灵活。中国驻英使馆处于草创初期，制度和机制很不成熟。他首先仿照西方组织编写电报代码本，将成语分门编辑，列号查备，规定公牍私函都照此发报，这样既规范又大大节省了电报费用。要知道当时一封二十几个字的电报需要白银六七十两。其次他还改革使馆的公费医疗制度，既减轻了使馆的负担，也使真正的病人得到了治疗。
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收回伊犁与沙俄的外交斗争中，曾纪泽以“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大无畏精神，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以改订新约取代完颜崇厚签订的条约，为中国争取了不少权益。
曾纪泽在《奉使俄罗斯日记》中记下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对他说的话：“我办外国事件42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俞樾在为曾纪泽所撰墓志铭中称这次谈判为“夺肉虎口”：迫使俄国将业已吞下的领土（伊犁，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吐了出来。尽管《中俄伊犁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作为一名半殖民地国家的弱国外交官，曾纪泽已经尽力并显示其才能。
曾纪泽47岁回国，先后在海军衙门、户部、刑部任职，但他的视野、眼光和变革图强的主张，是不能被像化石一样顽梗的清廷所接纳的。丁韪良称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成为猜忌的对象”，左右掣肘，有志难酬。不到51岁，曾纪泽死于伤寒。
家训流芳百世 后代英才辈出
曾国藩一生奉行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并形成系统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30多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内容包括教子、持家、交友、修身、用人、处世等方面。这些家书于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充满了人文关怀，是一部真实而生动的生活宝鉴。
曾国藩非常重视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他常年征战和儿子远隔千里，还挤出时间过问儿子读书写字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写信回家询问，甚至在战争中、在深夜里挑灯为儿子批改作业。曾国藩“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制定严格的学习计划。曾纪泽兄弟开始懂事时，曾国藩权势如日中天，但他没有像别的政治世家一样教导他们继承权力，而是谆谆教诲他们要居安思危，“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
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予生平有三耻，……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后来曾纪鸿精研数学，成为近代著名的数学家，著有《环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粟布演草》等，可惜他33岁就英年早逝了。如今，这些专论静静躺在富厚堂藏书楼架上的6册《白芙堂算学丛书》里。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其兄弟子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都受到他的广泛影响。由于家风淳朴奋进，家训世代相传，影响深远，故曾氏后裔人才辈出。
曾国藩兄弟五房后代中有成就者众多：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女诗人曾广珊，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化学家曾昭抡，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等等。
像曾国藩家族这样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