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维新派君臣开展了大力营救，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后继续为维新事业而奔走。日本援助中国维新志士不只出于对戊戌维新志士的钦佩与同情，日本积极倡导的亚洲门罗主义以及戊戌变法时期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是日本援助中国维新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戊戌政变；“亚洲门罗主义”；近卫笃；大隈重信
一、戌戊政变后日本朝野对维新派的援助
戊戌政变发生后，林权助连同英、法、德、意四国公使前后两次前往总理衙门交涉，慈禧太后迫于压力，同意接受外国医生为光绪帝诊病。之后英、日等国报纸纷纷发出“圣躬健康”“病体有进步，而且日就康复”
（1）等报导。使后党不敢暗中加害光绪帝，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光绪帝。
戊戌政变当天，梁启超向日本公使馆求助，希望日本保护皇帝及康有为，林权助马上表示同意，下达了营救康有为的通知。当康有为在英国军舰的护送下到达香港后，日本驻港领事上野季次郎等人代表大隈首相邀请康有为前往日本。宫崎寅藏也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前来迎康赴日。
9月23日维新志士相继被捕。谭嗣同决心为变法流血牺牲，他劝梁启超前往日本使馆避难。“复生劝余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数册，家书一箍托余，并对余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吾与足下分任之。”
（2）后梁启超在日本军舰的护送下到达东京。康、梁等到达日本后，受到日方的保护。清政府通过驻日公使向日本提出引渡康、梁的要求，遭到伊藤的拒绝。伊藤表示：“与其将康党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之地步。”
（3）从而拒绝引渡二人。其后，日本不许康有为留在日本，但也给予路费，助其前往加拿大游历。
日本还与其他国家合作一起营救受变法牵连的其他中国臣僚。如与英国一同营救户部侍郎张荫桓，使张荫桓由死刑改为谪戍；营救黄遵宪使其仅受革职处分等事。
二、对戊戌维新志士的钦佩与同情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改革政策，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日本由弱变强的经验证明了“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途”。
（4）康有为认为日本的改革政策比较适合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因此向皇帝进献《日本变政考》一书，作为变法的指导。这也使得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有了一层传承关系，一些日本有识之士认为戊戌维新将使“中国摆脱她的旧桎梏，如同日本一样焕然一新”。使“中国可以迅速地达到繁荣状态”。
（5）他们认为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青年无疑是“中国英明之士”“优秀的改革者”“未来中国的灵魂”和“希望”，“都是些诚恳希望中国好的人。”
（6）所以在面对维新派的请求时，都愿意伸出援手，并为之尽最大的努力。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就曾与日本公使馆有过来往。代理公使林权助接到梁启超的求助时，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日本使馆，保护梁启超是经过伊藤前首相同意的。林权助后来在回忆录《我的七十年》中曾提到伊藤认为梁启超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救梁启超是做了好事。由此可见，不论其政治目的如何，伊藤博文对于梁启超以至于维新派是赞赏的。
日本民间人士及学者也对维新志士发起声援。戊戌政变后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也发表文章称中国只有依靠这些志士们才能够改革成功，不能挫伤维新志士的进取精神。一些杂志报纸，如《日本》、《万朝报》等纷纷发表文章对维新志士表达由衷的钦佩与同情。这也体现两国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与人道主义的关怀。
三、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
日本借用美国“门罗主义”提出“亚洲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目的在于利用亚洲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情绪，排斥其他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势力，建立起日本独占的殖民统治。“亚洲门罗主义”主要内容是：欧美国家和国际联盟不得干涉亚洲事务；各国人民要承认日本在亚洲各国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日本是亚洲的领袖，亚洲各国应接受日本领导。
近卫笃是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他是明治时期政治家，东亚同文会第一任会长，主张日本应保全中国并指导中国革命。近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北京政府的兴败固然与日本人的喜忧无关，然而中国人民的存在决非与他人休戚无关，它关系到日本人自身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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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观点类似的是首相大隈重信，大隈提出了所谓的“支那保全论”，要求俄国割让满洲给日本，然后将满洲作为天皇陛下对支那皇帝的恩惠送还给中国，形式上保全中国的领土。企图利用这一理论将俄国势力赶出东亚，将该地区置于日本的掌控之下。
为了实现这一侵略思想，近卫等人一直密切观注中国的政治动向，拉拢对中国政坛有影响的人士，大力培植亲日势力。戊戌变法之前，近卫笃就与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有书信往来，也曾提过一些正确的见解，他看到戊戌变法进行的速度过急，就提出“我国的维新绝不是明治前两三年前一蹴而就的，其来已久。期间牺牲了不少人命，是历经各种变迁的结果。”
（8）戊戌政变后，保守派重掌朝政，日本政府以容留康、梁会得罪清政府为由，将康有为驱逐。然而近卫等人建议政府给康有为提供离境资金，以此博取康有为好感，为日后利用康、梁等政治力量留下伏笔。
四、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中国的戊戌变法是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写道；“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面对整个亚洲的大形势，日本采取了观望态度，对顽固派和维新派时间两面讨好、两面牵制，以期坐取渔翁之利。 甲午战后，慈禧太后及李鸿章等人因俄国曾大力干涉还辽，对俄国产生了幻想，主张并执行了亲俄的政策，俄国在华势力急剧膨胀，引起英国的严重不安。英国极力谋求抵制俄国，扩大英国在华的影响，而中国维新派在外交上“联络英以制沙俄”的主张，恰好与英国的目的相符。由于日英两国在抵制俄国的立场上利益相近，因此日本有必要和英国保持一致立场，这也是日本营救光绪帝和康、梁等维新派的重要原因。
东亚同文会代表安东俊明等人在致大隈首相的信中指出：“如对彼邦志士之危境，置诸不问，一旦失其人心，则彼等将离我而交泰西诸国。迄今为止，方将甲午战役后之两国情谊勉强挽回，如再使其冷却，将来重温旧交，实不可能。为吾邦将来着想，不能不营救彼等也。”
（9）指出日本如果不努力消弭因甲午战争而在中国人民当中产生的仇日情绪，中日关系就会更加紧张，考虑到戊戌维新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形态来武装自己，大隈担心若因清政府镇压维新派而导致欧美各国出兵干涉，对于日本是极其不利的，为防止此种状况，日本才愿意援助维新派。
日本政府在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也采取了圆滑的外交手段：一方面配合清政府的态度，催促康有为离日。一方面又表示出对康梁等人的尊重，保障他们的生活。
日本不放过任何影响或控制中国政坛的机会。与维新派几乎同时旅居日本的还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两派的主张有较大的分歧，日本却同样给予支持。但日本援助维新志士确实在客观上保存了中国的进步力量，为之后中国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