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襄氏是上古时期重要的部族与部族首领，是瑟与六书的发明者。朱襄氏文化，是礼乐文化的源头，精神文明的最早贡献者。朱襄氏部族存续的时间历经伏羲时代与炎帝时代，与伏羲氏、神农氏关系密切，朱襄氏与神农氏为有血亲关系的部族，朱襄氏是炎帝系统中有影响的先帝之一，在这两个时代都曾袭以“伏羲”与“炎帝”之号，其活动中心与终葬地在今河南柘城，柘城作为朱襄氏都邑与陵之所在，值得珍惜与深入挖掘。
关键词：朱襄氏；瑟；柘城
朱襄氏是上古时期的重要部族和部族首领，在早期文献中虽有记载，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于21世纪初在柘城考察后完成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我认为“朱襄氏与神农氏为有血亲关系的部族”，“朱襄氏应该是炎帝系统中有影响的先帝之一”，河南柘城为朱襄氏的活动故地。虽然十余年过去了，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对朱襄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再论朱襄氏”的主要学术目的。
一、上古帝系是华夏早期文明标志符号的历史记忆
以朱襄氏为代表的上古帝系，在周汉之际已经形成。《庄子・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死而不相往来。”以上所记，是上古帝系的最早版本之一。在这里，伏羲写作伏牺，伏羲与神农，他们与其他古帝并列，并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在该文献中，没有朱襄氏，以及葛天氏的记载，但《吕氏春秋》在“古乐”篇中，不但有“古朱襄氏”，也有“葛天氏之乐”，以及“陶唐氏”，反映至少在战国文献中，上古古帝为代表的古老部族是客观存在的。
《汉书・古今人表》则将上古帝系系统化，将“太昊帝”与“炎帝”“黄帝”并列为“上上圣人”，而列出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庐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亡怀氏、东扈氏、帝鸿氏共19位古帝，应该说这一古帝谱系，在早晚文献中，应该是最全面的。《史记》仅从“五帝”开始写起，唐代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本纪》，以及稍早的《金镂子》，均采用了大致相同的帝系排序，只是有的帝名，稍有不同，如“栗陆氏”写成“票陆氏”，“赫胥氏”写成“赫苏氏”，“尊卢氏”写成“宗卢氏”等，但“朱襄氏”，在历代文献中，没有其他的写法，反映文献对朱襄氏认知的一致性。
关于上古帝系，除了《庄子》《汉书》等有记载外，《金镂子》《初学记》《路史》《通志》《皇王大纪》《册府元龟》《绎史》《十三经注疏》《古微书》《稗编》《历代建元考》《万姓通谱》等均有类似记载，有的并言明，这些上古帝系共15代，而大多数文献则将“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依次排列，放在10代以后。朱襄氏，以发明瑟而著称；葛天氏，以发明“葛天氏之乐”而闻名，两者都属于上层建筑精神层面的内容，为礼乐文化的早期源头。但有巢氏，其贡献则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层面，所谓“构木为巢”，人类最早的人工栖息场所的发明者。《通志》卷二十一，则在“三皇世谱”中，将有巢氏，放在“燧人氏”之前，即在古帝之首，以“教民巢居”而名列前茅。
有关上古帝系的真实含义，仍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还应结合考古发现，来印证人类童年漫长历史中的标志性的发现和创造。上古帝系，是华夏历史文明的源头，是人类东方（东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源头，其真实含义，仍有待探究。宏观而论，人类文化多中心的起源，其发展的阶段，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与人们面临的问题和所受到的挑战的一致性，有很大关联。上古帝系实际上正是华夏历史文明早期发展标志型符号的历史记忆，也是这种历史记忆的真实反映。
二、朱襄氏与葛天氏：中国礼乐文化中乐文化的源头
精神文明的最早贡献者朱襄氏与葛天氏同为上古古帝，他们的事迹，亦共同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朱襄氏的贡献，主要在乐，葛天氏的贡献主要在舞，两者有机组合成最早的乐舞。
朱襄氏的贡献在于“乐”，不是乐曲而是乐器。这个乐器就是“瑟”。“琴、瑟是周代早期典籍中提到的仅有的两种弦乐器，也许可以说，它们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弦乐器。”①朱襄氏部族中发明瑟者，名字叫“士达”。不但《吕氏春秋》有记载，后世文献也多认同。《乐书》卷五十六，“朱襄氏之时阳气凝积物鲜成，故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广博物志》卷三十四，“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曷，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蔬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乃令士达作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命曰来阴。”虽然有士达作“五弦之瑟”，但历史上乐器瑟的发明，还是归之于朱襄氏，《乐书》便有“五弦之琴始于朱襄氏”的说法，《乐圃余稿》则将“朱襄氏之瑟”与“阴康氏之舞”等并列，反映了朱襄作瑟在上古文明中的标志意义。因此，“我国问世的第一瑟，乃是（朱襄氏部族）士达所造的五弦瑟了”②。
朱襄氏作瑟，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吕氏春秋》以为当时“多风而阳气畜积”，作瑟的目的为“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乐书》卷六十三，“朱襄氏之时，阳气凝积，物鲜成实，故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然后四时和，万物成，而天下治也。”“五弦之瑟”的发明，与当时的“阴阳失调”而导致阳气旺盛，即天旱干燥，民不聊生，极大地影响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有关，以“五弦之瑟”的发明使用等一系列措施，见了成效，于是阴阳平衡，风调雨顺，达到了“四时和”、“万物成”与“天下治”的目的。而这种“五弦之瑟”，也被后世文献如《说略》《广博物志》等“令曰来阴”，“五弦之瑟”又称之为“来阴瑟”。所以，瑟的发明，从一开始便有极强的现实功能。《乐书》多次谈到古人对瑟的认识，如“瑟有君臣之节，臣子之义，然后四时和，万物生，由一器生，由一器推之，如此则备成之乐，是以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其势然也”（卷十七）。瑟，作为中国最早的最具特色的弦乐器，则被赋予了极高社会属性，可见礼乐从最初便具有至高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古人论瑟，常谓君父有节，臣子有义，四时和万物生。则君父有节，臣子有义，所以乐人道也。四时和，万物生，所以乐天地之道也。三才之道，而瑟具焉”（卷一百二十）。所谓三才，即天、地、人，瑟与天地人的和谐平衡，有机地结合在一块。瑟“堪与素有‘中国乐器之王’的古琴并列媲美，‘琴瑟和鸣’之说，早已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不争事实。如果说古琴是‘中国乐器之王’的话，那么瑟，则是‘中国乐器之后’了”③。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地位，从其发明之始便已具备。朱襄氏，这一古老的部族，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礼乐文化中乐文化的源头，成为精神文明的开创者和最早贡献者。 朱襄氏还是“六书”的发明者。“六书”是中国文字的造字方法，甲骨文的字例，也确证了这种造字方法，在当时已有较多使用，但并不能将这六种方法全部印证。也就是说殷商时代已局部地应用了这其中基本的造字方法，反映了“六书”的方法，可以早到更古老的时代，甚至可能为华夏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三，“伏羲命朱襄氏造六书”。《俨山外集》卷三十二，“伏羲命朱襄氏造六书。”这种说法在明代十分流行。《书史会要》卷一，“三皇”篇有“太昊伏羲氏，风姓，以木德王，龙马负图出于河，帝则之，以画八卦，而文字生焉，盖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以代结绳之政也，有龙瑞以龙纪官，乃命飞龙朱襄氏造六书。六书，八卦之变也。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六书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谐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于是始有龙书”。因此，朱襄氏造六书的说法，其发生的时间比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还要早许多时间。除前述文献中提到“飞龙朱襄氏”外，《六艺纲目》《六艺之一录》等，均有类似的说法，有的以为飞龙为朱襄氏之臣属，实际上依伏羲以龙命官的说法，“飞龙”只是一个职官，朱襄氏担任过“飞龙”这一职务，并在这个职位上奉伏羲之命而完成了汉字六书的创造。因此，朱襄氏作为中国文化早期践行者，以“作瑟”与“造六书”而名垂史册。
三、朱襄氏作为上古重要的部族与部族首领
其部族存续的时间历经伏羲时代与炎帝时代朱襄氏，在后世文献中完全拟人化，作为个人，其归属于那个时代，也即为三皇中何人之臣，在文献中是有争议的。
自汉代经学家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便强调“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玉海》《册府元龟》《仪礼经传通解》《礼书纲目》等，均有相同的记载。《黄氏日抄》《太平御览》，则直接标注为“炎帝别号”，这也是《辞源》所述朱襄氏为“炎帝的别号”的文献依据。但是，历代文献对炎帝的谱系，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初学记》卷九，炎帝神农氏“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册府元龟》卷一，“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本起烈山氏，或称之，一号魁隗氏，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这里明确“炎帝时代”为530年，其中知名的古族族首领有8个，神农氏、烈山氏，列入其中。有的文献，如《读礼志疑》卷四，“郑玄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也就是汉代的另一位经学家郑玄，也以为原属于“古帝”的大庭氏，为“神农之别号”。神农与炎帝，还是有区别的。炎帝，与黄帝、大昊，为专有的称谓，犹如后世的皇帝一样。炎帝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可能长达530年。在这个历史阶段，有先后袭炎帝之号者，如神农氏、烈山氏、朱襄氏、大庭氏。只是因为炎帝神农氏太为著名，所以后世将炎帝与神农等同，这是太庭氏为“神农之别号”的由来。
但是，在文献中朱襄氏又与伏羲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史记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大庭已下一十五代君，皆袭庖之号”。《初学记》也有“皆袭庖之号”的说法。《路史》谓之“皆袭包羲之制”，《稗编》则谓“皆袭伏羲之号”，《读礼志疑》则称“皆袭伏羲之号”，《州四部编》则称之为“世袭庖号”。其中伏羲虽有多种写法，但明显讲的就是伏羲，而不是“太昊”。除了“袭……号”之称外，《通志》则为“皆臣于伏羲”，《绎史》《历代建元考》则称之为“伏羲之臣”，而《全史日至源流》卷首下，则将古帝分除中央氏、尊卢氏、有巢氏、无怀氏外，包括朱襄氏在内的古帝，均为以龙纪官的“太昊之臣”，这里的“太昊”与前述的伏羲，含义是一样的，尽管两者本意有较大差别，而此时所用的“太昊之臣”与“伏羲之臣”，意义是一样的。伏羲时代，先后有十五位部族兴起，《通志》《御批历代通鉴辑鉴》等，以为这“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年”。《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八，引《禅通》讲上古古帝“十八姓”（18代），共八十八世，其中朱襄氏有三世。我认为伏羲时代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代，《太平御览》《万姓统谱》《佛祖历代通载》专记上古古帝十五代，“合万七千七百八十七年”，说明古代文人已知道这是一个遥远悠长的时代，朱襄氏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部族，所谓三世，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部族，有三代首领最为著名，先后袭伏羲之号。即使到了炎帝时代，这个部族也仍然有杰出的部族首领成为一代炎帝，而名留后世。
讨论到这儿，我们又回到了文献中所记载的“琴”“瑟”等乐器的发明。《世本》卷九，有“庖氏作瑟”，“神农作琴”。该类说法，在历代文献中有较大影响，《路史》卷三十三，“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来尚矣。……《三都赋》、《补史记》以为神农制瑟，《说文》、《世纪》、《隋志》、《小史》则以为神农造琴，盖修之也”。《事物纪原》卷二，“《小史》曰：太昊作二十五弦之瑟。《西都赋》曰：神农造瑟。《吕氏春秋》曰：朱襄氏之王天下，多风，阳气畜积，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五弦之瑟”。有关琴、瑟的发明者，在文献中有多种观点，后世文献多予罗列，如《乐书》卷一百十九，“瑟，一也。或谓朱襄氏使士达作之，或谓伏羲作之，或谓晏龙神农作之”。《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七，文字与《乐书》基本同，但明确为“神农使晏龙作之”。朱襄氏、伏羲氏、神农氏均为瑟的发明者，有的文献明确说明，瑟弦有多少之分。《事物纪原》依据有关文献，伏羲作瑟有三十六弦、二十五弦之分，但朱襄氏之瑟则为五弦之瑟，则是没有异义的。《明集礼》卷五十，则称“伏羲作五十弦，为大瑟；黄帝破为二十五弦，为中弦；十五弦为小瑟，五瑟为次小瑟，或为朱襄氏使士达作，或谓神农作”。从目前所见有关文献分析，对朱襄氏作瑟的文字最为详细，也最为具体，而且所作“五弦之瑟”，也最为原始。
由伏羲氏、朱襄氏、神农氏，所关联的瑟的发明，可能有两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三者为瑟的发明者，实际上反映了早期瑟在定型的过程中，三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朱襄氏的“五弦之瑟”，最为原始，应当是最早的或最初的瑟，文献中也有朱襄氏等古帝的时代可能早于伏羲氏的说法，这也为理顺瑟发明链条三者的关系，提供了基础，朱襄氏初创者，伏羲氏为第一个集大成者，炎帝、黄帝则为第
二、第三个集大成者，这也是《汉书・古今人表》将伏羲、炎帝、黄帝列为九等中的“上上圣人”的关键所在，他们与朱襄氏为代表的“上中仁人”是有明显区别的。二是瑟的发明与三者有关恰好反应了三者间，尤其是朱襄氏与伏羲、神农的特殊关系。朱襄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这个部族与伏羲氏、神农氏部族，一样的古老，朱襄氏能够“袭庖之号”，又为“炎帝的别称”，最少反映这个部族在上古时并不是仅仅在某个时段偶然闪亮，而且是在伏羲时代、炎帝时代，朱襄氏均占居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朱襄氏因发明瑟而著称，这些功劳有时与伏羲、有时与炎帝交织在一块，正是历史复杂性的真实反映。
四、朱襄氏部族的活动地在柘城及其周边地区
是没有争议的朱襄氏为上古古帝，时代久远。《史记索隐》卷三十，“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地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说郛》卷五下，“自无怀氏已上，史经不载，莫知都之所在”。但是，历代文献对朱襄氏之域在柘城，却有着明确的认知。
朱襄氏为何名朱？《路史》卷九，朱襄氏“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后有朱襄氏”。也就是说，朱襄氏所居地域为朱地，因以名之。《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七，“柘城县，本陈之株邑，《诗・陈风》‘株林’，刺灵公也。至秦为柘城县”。柘城县为秦置县，先秦时名株。《后汉书・郡国志》也证，“陈有株邑，盖朱襄之地”。陈为伏羲故都，也是炎帝故都，陈为今河南淮阳，而朱襄氏与伏羲、神农关系密切，柘城属今河南商丘，淮阳属今河南周口，两者虽分居两市，但两县几乎为邻，直线距离，极为接近。
朱襄氏与柘城关系密切，还表现为：一是柘城为朱襄氏之邑。《太平寰宇记》卷之十二，“柘城县，即古朱襄氏邑，春秋时陈之株野之地”。《路史》卷二十九，“《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记纂渊海》卷十八，“襄邑，古朱襄氏邑，春秋时为陈株野地，柘城汉属淮阳国，以邑有柘沟故名”。所以，柘城为朱襄氏邑，为多种文献肯定。二是柘城为朱襄氏都。除《路史》外，《河南通志》卷五十三，也有“朱襄氏都柘城”的说法。虽然都与邑没有根本的区别，《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也有柘城为“古朱襄氏邑”的说法，反映，邑之说更为广泛，邑都均表示柘城为朱襄故里，为古朱襄氏部族的活动中心。三是朱襄陵在柘城。《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四，“朱襄陵，在柘城县东十里，今地名朱”。《河南通志》卷四十九，“朱襄陵，在柘城东一十里，朱，上有寺以守焉”。柘城县城有朱寺，也是朱襄陵之所在。《归德府志》卷三十三，“朱寺，在柘城县东十里，上有朱襄陵，故名”。朱襄陵，虽然在上世纪有短时破坏，但地点明确，现在已经恢复，因此柘城县为朱襄氏故里、故都（邑）与陵墓所在，也为朱襄部族活动中心。
总之，朱襄氏为上古时期重要的部族，在华夏历史文明的源头，以发明瑟，造六书而著名，在伏羲时代和炎帝时代较为著名，并名留至今，柘城为朱襄氏都邑与陵之所在，值得珍惜与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