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阁体书法是明代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以字体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为特点。从明代台阁体看，政治对书法的冲击作用巨大，台阁体书法是明朝专制统治的产物，科举制度是台阁体书法形成的催化剂，统治者的好恶是台阁体书法形成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台阁体；政治；书法
一、台阁体书法的形成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化艺术从属于、服务于政治，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铁的明证，明代台阁体书法的形成也不例外。
首先，科举制度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催化剂。
中国古代从唐朝以后，科举制度就作为一项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书法上，唐代文字书写在科举考试中占十分重要的一环。无论是贡举还是铨选，书法都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的先决条件。到明代，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中书舍人一职，在明代始设置于洪武七年（1374），原称直省舍人，秩从八品，隶属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中书舍人，升为正七品。建文年间，曾革去中书舍人一职，改为侍书，到永乐时再度恢复，并加设中书科一属。中书舍人的选拔在当时有两种渠道，一是从举人、进士中选拔，以后还可以升迁；二是由士人中直接选拔善书者，在史料中往往可见“以能书荐起”或“以善楷书选入翰林供奉”一类的提法，正可谓地地道道的“以书取仕”。善书、能书成了进入仕途的捷径。这大大刺激了书法的发展，很多文人开始狂热的学习书法，这就大大促进了台阁体书法的形成。
其次，统治者的好恶对书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历代帝王对书法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古代采用中央集权制，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利。帝王对书法的审美标准，影响了朝中大臣的书法风格。而帝王和重臣又是科举取士的主考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们对书法风格的审美标准，自然成了想取得功名的士子所必须遵循的标准。士子为了求取功名，必需努力使自己的书法符合帝王大臣的口味，只有符合才有进入仕途的条件，致使书法具有很大的功利色彩，成为一种可以获得官职的工具。
明代皇帝大多酷爱书法，到明成祖朱棣时期达到高峰，朱棣曾下诏求四方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储翰林、给俸禄，使尽其能，用储内阁，办文书”，并命黄淮领导特别选出的二十八人专学“二王”书法，并出示秘府所藏真迹作范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书舍人的设立使善书即可获得官位，于是士子争相以擅书邀幸。当时书家们大多缺少个性，其作品亦少变化，追求皇帝和士大夫们所欣赏的趣味，新意不多。在这种风气下，沈度、沈粲兄弟因擅工整婉丽的楷书而受皇帝之宠。一时之间，朝中出现了追随二沈的现象，出现了一种迎合帝王口味，规整化一的书法风貌。
二、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
明初书坛台阁体书法的代表是沈度、沈粲和解缙等书家。他们都重视书法的法度，即使在“意多于法”的行、草书中，也力求表现应规入矩的规范。同时，他们都重视书法的外在美态，这种美是规矩中的静态美，是对一笔、一字、―篇精心营求出来的美。
沈度（1357-1434）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台阁书家，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沈度的小楷在结体和用笔上明显受赵孟和宋克小楷书风沾溉，或把字形拉长，成纵势，或取扁方，有横撑之态，点画精严、停匀、干净、圆熟，，开“台阁体”之风。沈度书法因多用于书皇家制诰，在翰林院中供职者及内阁官僚、科举文人也多效其楷，以获帝王之悦，开入仕之门。
沈度弟沈粲（1379-1453），字民望，号简庵。成祖时，自翰林待诏迁中书舍人，又擢为侍读，官至大理寺少卿。沈粲书法“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1]，善楷、草，尤以草书影响最大。其草书取法宋克书风，多有姿态。清代王文治曾有论书诗云：“沈家兄弟直词垣，簪笔俱承不次恩。端雅正宜书制诰，至今馆阁有专门。”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主持编修《永乐大典》，宫廷书家，小楷是看家本领。早在洪武中，朱元璋即因其善书而十分宠爱，据《列朝诗集》载：“缙为庶吉士，高皇帝（朱元璋）极爱之，每侍书至亲为持砚。”王世贞所称“婉丽端雅”“骨格少逊”，已大体上勾画出解缙为适应宫廷需要所写的小楷面貌。但解缙他一生多做狂草，因此，在解缙身上，似乎典型的显示了当时书家的两面性。一面是应制，写工细的台阁体小楷，另一面则是大幅的狂草书，满纸缠绕画圈，用笔“圆滑纯熟”，重形式而轻内质。
三、台阁体书法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上来看，它刺激了文人学习书法的热情，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台阁体的出现，可以被理解为是一次复古尚“法”现象，不过尚法的质量比唐代低得多。但是在书法进入士大夫阶层后，台阁体由于应用方面的功利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代的官方书法。明代诸帝都喜欢书法，明成祖朱棣下诏求四方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仁宗朱高炽好摹兰亭。宣宗朱瞻基好草书。帝王爱好与提倡和科举取士对书法的要求，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博取功名，开始潜心研究台阁体书体。
从消极方面来看，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台阁体”是官场上应用的标准书体。标准化向来是艺术的大忌，而台阁体将艺术的外表形态僵化为一种实用的技术，自然有“土龙木偶，毫无意趣”[2]之讥了。明代台阁体的出现，使书法这种表达性情、学养的艺术，变成了字型方正、点画光洁、结体匀称、排列整齐的程式化的应制之书。形成了以“乌、方、光”为准则，千人一面、万手雷同的奇特书法现象。
综上所述，文化的发展方向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文化作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必然体现统治者的意愿。同样，无论在那个朝代，主流书法都受到统治者的影响，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皇帝绝对权利的体现，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这一时期的审美标准，使书法在每一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意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每个朝代所不能避免的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