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敦白的书
1993年李敦白先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作者严肃认真，不讳饰，不躲避，坦诚勇敢，直面历史。但该书的叙述仅限于在中国的35年。这个版本对于了解李敦白的一生太显单薄。于是徐秀丽决定给他做一部完整的口述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就是这样出现的，虽然主人公是一个人，但两本书的内容很少重复。
该书与一般回忆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徐女士对重要事件所做的注释，字数不多，画龙点睛，从而增加了回忆录的可信度，提高了书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选取了当时报纸杂志上李敦白发表的文章，置入书中给读者一个直观印象。况且李敦白先生的命运跌宕起伏，他丰富的经历本身就是传奇。在中国生活的35年里，近16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但十分离奇的是他不仅是中共党员，还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高层工作，在中美高层外交往来中有他的身影。对这些非凡的经历，李敦白先生文中没有夸张渲染，给人以响鼓不用重锤敲的印象，形成凝练浓厚的历史感。
几点思考
如书名所示，《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是“见证中国重大历史变革的个人回忆”，涉及20世纪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和人物，无论什么感受都是李敦白先生个人的。看过本书后的确浮想联翩。作为一个读者，只能循作者的感受来做自己的思考，看他如何理解这段历史，也可称作感受的感受。
1.李敦白先生怀抱追求光明、正义、平等的美好理想来到中国。
他目睹美国社会的弊病，种族歧视，并不罕见的社会不公，司法是“你有多少钱，你就可以买多少公道，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公道”。他感到这与他看的童话、故事大不一样。他不能接受“没有公道”的事实，总要找一个讲公道的地方，他不能忍受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产生了改变社会的冲动和愿望。讲到最早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时，他充满欣羡和景仰，认为这些人从“细胞里”就是高尚的，所以他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经历也是相当熟悉的。这事实上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反映。
后来他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延安的宝塔吸引了他，中国人民奋战日本侵略者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吸引了他。鉴于他的美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师法的苏联和苏式共产主义，他甚至有血缘的友好情结。他的外公是犹太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李敦白在美国接受过几个月的培训，和美国共产党人一起学习过斯大林“苏联的东西，斯大林的东西”，“崇拜斯大林”。他说他们“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斯大林宗教。我们也学联共（布）党史，跟后来在中国一模一样”。对于苏联的党内斗争特别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他的好恶，也是按照联共（布）党史的观点形成的：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当然是坏人。
这一切形成了他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他到中国后，到延安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新奇之余，感受到的一切都似曾相识。在美国从事劳工运动等的经历，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延安革命的氛围。他相信苏式共产主义，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无论身陷囹圄关在铁窗内，还是活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他始终保持着对该党的真挚情感。
2.对于苏俄十月革命。
作为读者，自然而然会考虑李敦白和他的同时代人到底憧憬的是什么。李敦白先生的书多次提到十月革命和他学习联共（布）党史的情况。书里的传统观点在中国可以说尽人皆知。列宁要通过革命暴力消灭资本主义。但他手里有的仅仅是贫苦人劫富济贫的义愤，他主张并实现的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暴力。十月革命就是这样摧毁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文明，但是直到苏联解体，这条道路并没有在苏联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许多倍”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建立起新的“文明”，相反，东正教深入人心，看看今天俄罗斯的宗教仪式，为游客们设计的“金环旅游路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宗教是毒害人们的鸦片这一论点，以及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宗教政策。
笔者敬佩李敦白先生在美国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和勇气。那是他探索社会改造道路的尝试。如同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人一样，他们同样做着种种探索，如后来被共产国际称为国民党右派的张继，他年轻时和几个国家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到了比利时德国交界处的一个山村，试图把自己从里到外进行一番改造，接近平民百姓，他们穿起农民的衣衫，自己耕作，自己养牛，挤奶，人人参加劳动，自己种菜，收获后挑起担子沿街叫卖。大家平均分配劳动果实。自己印制宣传品，向附近的农民做社会革命的动员工作。这里没有剥削。黄发垂髫都怡然自乐。宛如桃花源。到那个山村的初期大家还充满希望，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同情者，几个月下来，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孤岛般的村庄里连自己的生计也难以维持，张继深有感触地记述说，脱离开社会，不看整体的经济发展条件，在这里建设什么共产主义，纯粹是乌托邦，是空想。在中国若论最早实践共产主义的人，张继应该榜上有名。后来他积极投身第一次国共合作，希望两党携手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但是当苏联顾问们试图迫使孙中山带领国民党走十月革命道路实行一些激进措施的时候，张继坚决抵制，他不认为顾问们那一套是科学社会主义，说那是空想，因而被苏联顾问们称为国民党右派。
说到那一代政治活动家，应该承认，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确有高尚的追求，他们有为国为民的抱负，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不冒着风险向着自己憧憬的目标前进。他们对十月革命有各自的理解，就像李敦白一样。远远地看着红都莫斯科，听信那里美好的宣传，把理想投射在十月革命之中。这是一种追求，每人都有构筑理想的权利。然而，历史情况和苏联的经验说明，把理想和目标升华为政策，伴以强劲的宣传，拉着人们牺牲日常利益多做奉献、少拿工资，为了共产主义这个远大而美好的目标去奋斗，可以收一时甚至一段时间的效果，但那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人们真正醒悟，局面将不可收拾。苏联解体的原因，人们尽可以仁智各见，但苏联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达到那个理想中的目标，却是不争的事实。 3.李敦白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这个说法很贴切。在书中这一点十分耀眼：李敦白先生是美国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毕业生，受的是美国教育，但是在中国的岁月给他的生活特别是思维打上深深的烙印，某些元素甚至融入到他的血液中。打开李敦白的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中国习性”和明显舶自苏联的“思维”，他把它称为“布尔什维克思维”。
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于他的遣词造句。叙述家世时，他说“我的妈妈出生在一个进步家庭”。讲到外祖父，他使用的是“革命”，“我的外祖父是俄国人，在俄国参加革命”。说到3个姨妈时，他同样以“进步”为其定性。依据是她们拥护列宁。之所以说这是舶自苏联的“思维”，乃是因为从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就把俄国革命模式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而这种“革命”的核心内容是阶级斗争，是没收有产者的狂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那些出手凶狠的人往往就是与“反革命”斗争最“坚决”的“革命者”，最能“紧跟”党的政策的人。对于“阶级敌人”必须奉行“己所不欲，必施于人”。个人尊严、人性在政策中没有体现。苏联这种党化史学的影响极其深远，特别是在昔日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读者太熟悉这种以对苏态度划分进步与落后的做法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划分右派的标准中就有一条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人们会思考，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群体是否进步，特别是在中国？
4.李敦白先生的确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他表里如一。始终朝着他理想中的革命者的方向前进。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把自己看到的和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融化在血液中，他是一个真正充满美好希望的理想主义者。李先生为人正直，生活节俭，工作认真，一直把中国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始终不渝为之奋斗。他让他刚上小学的第三个孩子帮助他背熟了“老三篇”。这种执着是令人敬佩的。书中关于他同王玉琳女士的爱情描写，直白而坦诚，不仅反映他的思想情怀，而且让人感到他时时刻刻努力要构筑一个革命者的生活。请看他处理诸如爱情择偶这样个人事务的段落时如何表述对王玉琳女士的看法：
“我仔细想了想，除了喜欢她爽利直率带点泼辣的性格，她的正直无疑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我也喜欢她质朴清新的外表，我觉得她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很耐看，我以前只顾漂亮，吃了大亏，这次得改正这个毛病。而且，她是工人阶级出身，十几岁就入了党，根红苗正，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有助于我政治上的正确。”
至于这个17岁才第一次吃水果的“工人阶级出身”的苦孩子，“根红苗正”的妻子如何“有助于”他“政治上的正确”，那是李敦白先生的体会，但“正确”一词表达的是李敦白先生紧跟中国发展步伐的心愿，同样是他的美好追求。
5.除了“布尔什维克思维”，李敦白还有中国人的忍辱负重。
近16年的牢狱生活，没有动摇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哪怕在铁窗里，他抱定的还是他的理想，还是他理想中的那个社会。
他到延安时，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已经结束，关于整风的情况，他是后来在新华社工作时听到和见到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几乎都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不再能够写作，只能改行摄影之类的工作，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但是，他第一次被捕入狱后，并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信仰和敬佩，他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说，“但我不能埋怨党，那样的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样的话离开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错的事传出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影响不好”。
“因为相信并熟悉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我才能够利用那个时间，认真学习，取经于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样杰出无比的哲学著作，来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情况。我还取经于毛泽东树立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光辉的国际主义形象。最后，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亏，而是有相当可贵的收获。”
然而，在监狱里他时刻不离手的是“毛主席亲笔给我签名的那本《毛主席语录》”，“我对文革也没有怀疑，我的唯一信息来源是《人民日报》，我以为一切都很好。直到出狱之后，我才对这段历史有所认识。”
对于自己的经历和磨难，他的基本想法是“娘打孩子”。打孩子的娘充其量是辣妈，但娘终归是娘，为了孩子好才动手打他。在这样的心态中，他“天天提醒自己，党审查我是正确的……我的感受是，我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因为我而蒙受一丝一毫的损失”。对中共的情感跃然纸上。16年的铁窗依然没有使他割舍那个美好的梦和追求，他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他不改初衷和执着的追求，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了他力量。
李敦白先生的疏离感
然而，也正是这种憧憬引出了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变化的疏离感。李敦白先生在书中写了他的思想变化，用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标题：“是回去的时候了”。显然，先后16年的牢狱生活，给他留下不愉快的烙印，这不言而喻。主要的是他没有在中国找到1945年他想象中的那个国家。他的回忆录描写了这种特殊的“失落”：
“从1945年来中国，到1980年回美国，中间整整隔了35年。多少岁月过去，多少人事变幻，我在中国有过贡献，受过迫害，出来了，解放了，应该可以安享晚年，而我在美国什么都没有。他乡已成故乡，故乡却早变他乡，怎么又动了归去的念头呢？这其中有几重原因。” 在他列举的原因中，首先是他对当时金钱至上的现实不能适应。他的孩子学习世界语，辅导老师向他收钱。可他过去辅导过多少人学习英文，从来是分文不收的。他把这种不习惯归结于“与社会隔离了10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他甚至说他的“思想比较僵化”。这里再次透出他的追求完美，他的情操。他感到遗憾的“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他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回到美国后，他过的也是普通的市民生活，起初靠妻子教点中文和烹饪得到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固然，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变化，拜金主义、人情淡漠，均非人所愿。水至清则无鱼。拜金主义的出现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这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特别在中国，李敦白先生说的社会变了，完全符合实情。
1945年李敦白先生到延安后，没有感到疏离，因为他经历的是充满革命气氛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所以他觉得与他在美国从联共（布）党史中学到的东西合拍。一切都似曾相识。
新中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打碎旧中国而建的，旧军队旧政府悉被打碎，1949―1977年继续打烂旧社会。旧经济制度、旧企业、旧市场、旧学校、旧知识、旧传统、旧风俗一律被当作封资修予以扫荡。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人们不愿意再像过去那样愚忠，要改变生活。人们在摸索，走什么道路才能按照普世的观念构筑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是一个普遍的状况。过去为了未知的美好明天或某个远大目标牺牲了个人利益。但人们的合法权益在主义的“高尚理想”笼罩下受到侵犯，个人尊严受到凌辱，人们会以“娘打孩子”来自慰。中国教育的失败在于长期以来受苏联党化教育的影响，要人们甘做“革命的螺丝钉”，而不是先从道德入手，从做人学起。至于“革命”――这是一个大大的箩筐。任何人都可以革命的名义违法乱纪，文化大革命就是顶级的说明。目前的反腐也是最好的例证，许多落马的身居高位者当初都是靠“忠于党”上升的，他们口必称马列，道貌岸然，事实上荒淫无度，男盗女娼。让李敦白先生产生“疏离感”的，原本是长期积累的种种因素叠加产生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这仅仅是万千社会现象的一种，人间真情毕竟还是存在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意义上，李敦白先生大可不必自责“思想比较僵化”。
同样的理想投射，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群体
李敦白先生的思想状况很有代表性，这是一些对中国人民真诚友好并关切中国命运的人才有的情怀。这样的事例很多。1994年我和丈夫应邀去访问一个荷兰作家，并到他家住了一个月。他名叫Sal Santen，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Sal Santen当时已经80多岁。他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荷兰人习惯叫他Henk Sneevliet）的女婿。马林在中国人所共知，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促成国共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组建了马列卢阵线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荷兰政府为纪念他，用他的姓氏命名了不止一条街道。Sal Santen也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对中国极抱好感，但他没有到过中国。我们在他家住的那段时间，他表露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赞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赞颂我们认其为灾难的那动荡的、几乎把中国引向崩溃边缘的10年。他讲了不少荷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里毛病太多，你看有多少穷人。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样，欧洲、亚洲也有‘占屋运动’，一些土地或房屋闲置，穷人就占了。有的依法退回，有的还受到制裁。”对于擅自占房占地这个规模不小的运动，我听说过，但没有研究，只看Sal Santen先生为这些受制裁的人不平，我产生了相当复杂的感情。
关于中国的改革，他同样感到遗憾，“邓小平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可是毛泽东那些年代，中国已经离共产主义很近了，工人阶级去领导教育，知识分子到贫苦农民中去。富人的房子分给大家了，人人一样，没有剥削。可现在呢？有人太富有了。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诸如此类。他还讲了他本人到非洲同本贝拉一起进行革命的经历。
Sal Santen先生很真诚，他希望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他同样把希望投射在中国，他从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是“离共产主义很近”的美好前景。这种现象在国外并不罕见。
还有一位知名的研究马林的荷兰学者狄教授，他请我到他家去做客。那是对低地国家荷兰来说十分难得的有阳光的下午。他的夫人很客气地请我坐在沙发上，但是一个可爱的猫咪冲我坐的沙发叫开了，狄夫人不好意思地说：“请你坐这边吧，那里阳光好，是猫咪的位置。”我当然要给这动物让位了。
我在报告中表达过一个观点：共产国际把俄国经验向全世界推广，认为那是科学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那里更加容易建成共产主义。改良或非暴力都是不对的，不革命的。报告中我说过，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固然生活困苦，应当改变他们的境遇，但是没收有产者财产，只凭借无产阶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仅仅是乌托邦。他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做客哪能讨论如此庞大的问题。我只笑笑夸奖他家的猫咪，并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我因家里养了猫咪而受到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狄教授十分诧异：“等等，你说什么，为什么？”
回到李敦白书中记述的那个外国专家群体，如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他们也一样，怀抱美好的追求来到中国，在不同的年代著书向世界宣传他们的见闻和观感，特别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对于外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起了一定作用，他终生向世界宣传中国，叶剑英称他为“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他的一半骨灰埋在北京大学。斯特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到了中国，她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记载的是那个年代中后期被苏联史学按照其马列主义模式称之为“中国大革命”时期广州武汉等地工农运动的情况。爱泼斯坦（艾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甚至认为20年代的宋庆龄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殊不知，正是不同意苏式土地革命政策在中国的实施，宋庆龄才和许多国共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等酝酿建立非国民党非共产党的第三党。斯特朗安葬在北京，史沫特莱热爱中国，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的苍松翠柏间。 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中国，是这个群体共同的特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样，为了真正接近中国民众，这些外国专家渴望融入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政治生活。李敦白记述了文革中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大字报，他们为自己及子女争取政治参与权，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他们担心自己会因在中国受到生活上优厚的待遇，脱离工农群众，而“革命意志衰退”，“变为修正主义”。表示愿意放弃“特权”。由此可见他们在按照自己理解中的革命加苏式共产主义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自我“完善”的精神是可贵的，因为是真诚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熟悉毛泽东的思想。富则修，穷则思变，这个“变”就是革命，它一度被当成红色度量衡，于是全国一片红，人们以穷为荣。衣着一律灰蓝色或军装绿，这就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
毛泽东对阳早、史克等人的大字报做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关于这个情况，徐秀丽女士还介绍了何蜀的《“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一文。这些专家得到了参加世界现代史上少有的在中国延续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他们是坚定的造反派。
然而，中国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友好人士和我们一起走过满布荆棘的道路，和我们一起探索，相信他们也和我们一起思考。
冷静思考
李敦白先生的书和他的经历有许多极有教益的内容。回顾那些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们不得不思考今后的道路。
既然这样，如果说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似乎必须先弄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应予坚持的是什么？是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之间能否画等号？能否把《共产党宣言》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实施吗？等等艰深庞大的理论问题。且不说上述人等如何看待自己的学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已经被中外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我们还要拿来坚持吗？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
至今记忆犹深的是毛泽东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清晰地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再现，甚至陈胜、吴广的影子。这些风云波涛诡异变幻中的弄潮儿，如恩格斯所说，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历史证明，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经济基础，单单凭热情是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况且在这个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人际关系被异化，社会被撕裂，国家处于无休止的动荡中，有何发展可言。
一个留给历史的问题
米高扬拿出他收到的莫斯科来电，说李敦白和马海德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美国记者斯特朗介绍留在中国的。毛泽东说，从1936年起，另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也在中共中央驻地工作，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经记者斯诺介绍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来的。米高扬告诉毛泽东，美国人马海德也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应该逮捕他。不久，李敦白就被逮捕了。斯特朗似乎成了三重身份的间谍：美国、中国、苏俄。
李敦白的罪名是什么？在监狱里，他被当成美国特务，要求他循着这个线索交代问题。药物产生的幻觉，使他几乎精神崩溃，但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特务踪迹。他一直怀抱对中国的友好情怀。
斯特朗不仅对中国友好，对苏联也友好，对于世界上有革命风暴的地方她都十分感兴趣。她是一个热情家。当年她与从中国回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一起创办《莫斯科新闻》时，颇得苏联方面的支持，对于向世界宣传苏联的成就起了很大作用。她在苏联被捕是冤狱，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已经为她平反并邀请她再访苏联。她在中国终老。
但受到她连累的李敦白被捕和关押，笔者没有见到文件。李先生回忆录中（第256页）记述了中国有关方面向他做出的口头道歉。目前见到的是针对李先生第二次在中国被关押的处理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文件中称，李敦白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陷为‘特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等均为不实之词，中国正式为其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