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近代以来，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集中表现在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个方面，同时存在身份构成不均衡和身份冲突/模糊两大方面的困境，对国家身份建构的把握和困境的分析关系到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也关系到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中国；国家身份；建构；对外政策
身份是一国对自身属性及其在对外交往中所扮演何种角色的认知。一国对自身的认识决定了一国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原则。从变法维新到新中国成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和选择自身身份的历史。中国走到今日，俨然已经是个大国，这个大国现在与将来如何与世界互动是一个海内外共同关心的问题。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预示着中国不仅会走向富强文明，也将在世界上发挥空前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全面崛起。在全球化时代，在不同文明更加交融的今天，中国唯有对自身制度、理论和道路自信才能更好地与外界交往，而这种自信需要一种恰当而稳定的国家身份来支撑。
一、身份与建构的理论渊源
身份在政治学中是将国家人格化以更好地把握国家特征的一种研究方法。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Scalapino）认为，国家身份涉及一个群体特别是制定政策的精英对他们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本质的认知方式。詹姆斯・费伦（James D・Fearon）指出，国家身份是这样一组属性，它使一个国家成为一种而非另一种事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是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通过与他者对行为体再现的一致，它可以产生特定动机和行为特征。这几个概念的共同点是国家身份是国家本质或属性的反映，并且是在与他者相比较中建立起来的。
由于国家总是存在多重属性，国家的身份自然也就包括多种构成，国家就成为一个多重身份的复合体。李开盛将国家身份概括为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类。这三种身份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温特认为身份是利益的先决条件，国家身份决定了国家利益，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笔者认为，身份建构的过程也包含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例如中国会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会比西方式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更符合自身利益，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所以说，身份在决定利益的同时，利益也在塑造着身份，身份的确立必须有益于利益的促进，否则就会被修正或抛弃。如威廉・布鲁姆（Willian Bloom）所说“成功的认同意味着对基本需要的成功满足”。例如对于穆斯林这个群体的接触能够得出一个认知，即他们之所以信仰安拉是因为他们认为相信安拉可以带给他们平安幸福。
国家身份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对性，即它是行为体在与他者的互动和比较中建构起来的。王存刚认为，身份的建构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内因素或单元层次因素，二是结构因素，并且二者的作用并非是孤立的。温特就在强调从体系结构层次探讨国家身份形成的同时，承认完整的国家身份理论应该包括大量国内因素的成分，然而他并没有在单元层次上对国家身份的形成做一种深入的研究。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曾批评道，分析者通常只见树木（构成单位）不见森林（体系），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这种或者忽略整体或者牺牲细节的做法都是极端的。基于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对国家身份的建构需要从单元和结构两个层面出发，既需要对自身特性的认知，又需要在体系结构的互动中实现他者对行为体的认同，国家身份就是在这种双向互动和双向认知中建构起来的。
二、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历程
由于国家身份具有多重性，国家身份的建构和变迁也常常是多重身份共同进行的。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在具体时期，总有一种身份的建构占主导地位，而其它属性的身份位居次要地位。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经历了探索――试错――再认识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集中体现在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个方面上。
（一）政治身份
政治身份表明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属性，根据公认的对国家政治身份的概括，世界上主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大类型，前者以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共产党单独或领导其它政党合作执政为特征。经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两者在经济体制方面已无多大区别。建国前夕，中国存在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与中共领导革命的国情还有20世纪世界的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将20世纪比作一首交响乐，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视为它的主旋律，跌宕起伏的乐章全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展开的。”中国当时的对外交往都是以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身份而展开的。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社会主义的身份，由于当时的国内时局和国际环境，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亦经历了从革命型――温和型的转变。这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显著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相对于资本主义身份特征的稳定，社会主义身份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怎样使身份更加符合利益的需要，这对中国的未来是一个考验。
（二）实力身份
实力身份是与国家发展阶段或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概念，其中经济因素占有很大比重。在国家动乱、四分五裂的年代，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抑制，这个时候如何实现独立，建立怎样的国家，走何种道路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政治身份占据了国家身份大部分的内容。而实力身份一般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被注意到并有意识地去建构的。建国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积贫积弱，“弱国无外交”是那个时候对实力与外交影响力之间关系的生动反映。建国后，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将自己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其时代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某种对抗的意味，近些年来渐少使用，转而以“发展中国家”这个中性身份自居。这一身份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认同，一些不怀好意或不明真相的人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并要求中国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已声明，“我们会坚决与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边，永不称霸，永不做超级大国，当前不做，将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也不会做。”为了避免历史上国强必霸给世界带来灾难的老路，中国制定了和平崛起战略，同时为了回应外界关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上“搭便车”的质疑，也是为了履行自己必要的国际责任，中国在自身能力所及范围内加强同各国合作，在灾害救援、发展援助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塑造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是按一个国家习俗、传统、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特征来规定的，例如穆斯林国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身份一般相对固定，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为语言文字、习俗传统和宗教信仰已深入人心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都是无法轻易改变的。像穆斯林国家对于伊斯兰教方面就没有存废与否的选择问题，因为它早已为多数居民所认同和遵从。然而，对于某些国家来说，由于原来的文化部分遭到破坏、抛弃或否定，同时新的文化身份又尚未建立，此时就面临一个文化身份选择的问题，中国则属于此例。中国自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就受到国人自身批判以及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文化革命，从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到国人最终选择马列主义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迈进，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又在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建构着新的文化内容，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现象。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尚未在文化身份的建构上取得较大进展。官方在对外宣扬时多使用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等政治身份或者实力身份，而于文化身份较少提及，即便时有涉及到文化身份的内容，也仅是强调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中西文化的对话、共存，且这种身份的表述是暂时的、间断的，文化身份始终没有上升到国家身份的主要层面。
三、国家身份建构面临的主要困境
温特认为，结构产生两种作用――因果和建构作用。因果是单向决定的过程，建构是双向塑造的过程，前者强调对行为的作用，后者强调对身份和利益的作用，并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文化”起着建构作用，文化可以建构一种共有观念，从而产生身份认同。身份一旦成功建构起来，就会保持稳定状态，不仅为自身也为他者带来认知上的自洽与舒适感，成为指导国家外交政策的行为指南，从而使国家间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根据李开盛的观点可以将中国国家身份建构面临的困境分为身份构成不均衡和身份冲突/模糊两大方面，这从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历程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身份构成不均衡
身份构成不均衡是指国家在建构和对外宣扬自身身份时存在比重失衡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实力和文份三个方面的身份没有均衡地体现出来。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期主要强调自己的政治身份，即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则主要强调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文化身份一直很微弱，几乎没有正式出现过。如果将实力身份归为国家硬实力，文化身份的建构归为国家软实力内容的话，那么，虽然中国当前的“硬实力”、“软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显著增强，但与当今美国的表现还相去甚远。身份构成的不均衡固然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和工作重心有关，但如果长期忽视某一身份的建构，就会严重影响国家整体层面的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经验，经济若要持续健康发展，就需要实现转型，从资源消耗型走向技术创新型再到文化创新型，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身份的建构最终会转化成生产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文化身份在中国向来之所以如此微弱，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分不开的，前期重视政治，建构起了相应的政治身份，后期重视经济，建构起了相应的实力身份，而接下来如果要在文化身份的建构上取得突破，就不得不重视与文化相关的利益，如何扬弃传统文化，怎样对待外来文化，这种选择与建构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二）身份冲突/模糊
所谓身份冲突/模糊，就是指国家在某个方面同时有两种或以上身份，而身份彼此之间看起来是对立的、冲突的，国家在这几个身份之间呈现徘徊不定的情况，从而给人一种身份冲突/模糊的印象。身份的矛盾/模糊使得预示国家行为的国家身份变幻莫测，这对国家自身和他国来说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它让人们陷入一种不确定的焦虑的状态中之中，在这种状态中，处于安全的考虑，人们会本能的选择保持距离，从而使国家间合作向纵深发展变得困难。例如根据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当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为73.8%，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欧盟相关人士表示，中国现在还不能达到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为中国在该方面的统计标准还达不到国际标准，这给中欧经济向纵深发展带来了困难。中国当前身份冲突还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负责任大国身份之间，这两个身份原本并不是相对的，如发展中国家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却因某种政治因素与负责任大国身份被经常放在一起对待。从中国的经济总量来说，中国超过了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但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经济运行中伴随的环境代价和大量社会问题，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又一再向外界表明自己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国际责任的承担者，意在向外界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但是外界始终对中国崛起抱有成见，如何让外界认可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与和平崛起的形象，这需要中国用实际行动去与其他国家积极互动，也就是运用单元――结构的互动方法建构共有观念，从而使国家身份成为一种集体认知。这种集体认知之所以难以形成，一方面，不应忽略国际社会中的确有些不还好意或者别有用心的国家对中国抱有敌意，极尽所能抹黑中国，阻碍中国的崛起，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另一方面，也应坦诚自省，这与我们对自身定位不够明确，缺乏长期战略规划有关，使得自我行为出现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