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胡次威在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过湖南、四川省的民政厅长，抗战胜利后担任内政部次长，晚年定居上海。上世纪80年代，我在民革市委机关担任对台工作联络员，胡次威老先生当时是上海市政府参事，并在民革任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这样工作上就有了来往。
记得与胡老的初次见面在他上海陕西南路的寓所，当时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面貌清癯，虽然患有心脏病，但精神矍铄，一口浓重的四川话，乍听之下，殊难揣摩其蜀语巴言。和他交谈多时，胡夫人在旁解释，有了谈话主题，才能慢慢适应。此后的交往中，胡老多次与我谈及他早年在兰溪实验县办县政建设，特别是利用历史留存的鱼鳞册档案，整顿兰溪地政的故事。
1933年9月，蒋介石钦点胡次威出任兰溪实验县县长。胡老曾对我说过，他就任县长，县政委员会就由浙江省政府全体委员加上他这位县长组成，有了省政府的后盾，县长实行权力就没有窒碍。另外他还带了二十余位中央政治学校的师生到兰溪，并将出身中央政治学校，已在浙江民政厅任职的陈开泗调到兰溪任土地科科长。这样实验县配备了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来从事改革。有了高素质的人才，更有强大的权力后盾，胡次威在兰溪县长任上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
胡次威到兰溪县时的县政状况，可以从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的回忆中了解：“浙江的县政，以前可以说都是师爷政治，一切工作，为少数幕僚所包办……县长对于县政实际情况，不甚清楚，也无从着手整理，尤以田赋税捐为甚。”胡在兰溪实验县长任上，针对各种时弊，致力改革县政，有这么几点：
一、整顿治安，以求安靖地方;
二、调整基层人员，健全乡镇组织，以求政令贯彻;
三、财务行政管理革新，刷新赋税制度;
四、办理土地编查，整理田赋税捐，以求财政充裕;
五、推行合作，引进现代科学知识，发挥农村经济。
关于办理土地编查，整理田赋的工作，实是革新实验县财政的基础。之前，兰溪的田赋历来由经征人经收，所谓“经征人”即清代的“庄书”，掌管实征底册。按理“庄书”所掌管的经收信息应与官府所藏的鱼鳞图册（即官府调查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并用作征派赋役的依据）对应。但是鱼鳞图册往往年久变更不及，而庄书手中的实征底册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然实征底册掌握在个人的手中，由于缺乏监督，年代一久，弊病丛生。如当年《改革浙江田赋研究》一文中所言，“各经征人各有一本秘册，以暗码登记，不用文字，所用暗码，又各个不同。虽老于财政者，亦无从辨识。彼辈恃以为保留位置之具，父死子继，俨同世袭，其报告之册，大都伪造……官厅无从究诘”，以致县征收田赋实权，名虽归于县署，实际上操诸经征人之手。这也就是黄绍所讲的“师爷政治”。
胡次威到任后首先增设土地科，以陈开泗为科长，举办土地陈报和清丈。整理土地本以正式测量清丈为基本，但是测丈需时既久，费用尤巨，而人才更成问题。胡老回忆道：“事有凑巧，我到兰溪县长任上不久，那天陈开泗奉命整修县政府房舍，竟在县署的一间小屋中意外发现前清县衙门保存的一份鱼鳞图册。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善，部分散佚，留存的图册遭霉变、虫蛀、鼠害，缺失严重。经过整理登记，我发觉此图册为同治年丈量、绘册、编纂而成的，距今不过七十余年，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行核实、测量清丈，这样可以省却许多人力财力。”
关于当年胡次威发现的鱼鳞册残本，重新清丈的经过，竺可桢在1936年到兰溪考察的日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渠（指胡次威县长）以县中之鱼鳞册原有九百本，只存五百余本，其余四百本须抄之于推收（即‘庄书’或称地籍员）之家中。推收者更有各户历来买卖之变迁，此册子亦设法抄得，以是遂知民间田赋之大概。于是令佃户各持来核对地亩，重发地契，每契铜元九枚。本来土地丈量经费十万元至数百万，而用此法则仅费八九千元，而其中可收回地契七千元，所费微而收效甚大。” 胡次威自己也写过：“如全县举办清丈，势非六十余万不可，此次清查土地仅费七千金，亩分毫厘之差，似无损大体也。”
正如竺可桢日记上所言，在意外得到鱼鳞册后，胡次威当即成立土地推收处，任命各都图册书等为推收员，又从杭州、金华招收百余名高中生，合计三百多人，分组日夜工作，以县府保存的鱼鳞图册为基础，利用各都图册书手中所掌握的鱼鳞图册，进行核对、复丈，补编鱼鳞图册残缺部分，历时八个月完成全部工作。鱼鳞册的核对、复丈，补编工作完成后，胡次威即要求重新编造“丘地归户册”，命令实验县各图庄书将业主承粮户真实姓名、住址查明，使地、粮、户三者互相对照，“丘地归户册”成为就地问粮的依据。
有了确切的依据，胡次威在1934年6月宣布实验县取消经证人制度。事先，县政府做了精心的调查准备，开会时当场将废弛征务的十三名经征人拘押，勒令交款。当时的《新民报》刊登了实验县政府的报告书中说胡次威“召集各经征人训话……点名训话完毕后即将不堪留用之经征人二十余人，提出令其至粮柜缴款或缴回串票，如有抗欠，即行拘押。其已录用之催征员七十三人，当即明白示榜。就中尚有一部分为旧时期册书或乡镇长，然均系经过详细考察，始行录用。经证人既已宣告取消，于是数十年来牢不可破的经征制度，予以终结。此时会场空气，异常紧张，各催征员无不端坐听训，举凡官府改制用意，以及将来催征方法，均经反复譬喻，详加解说”。我看此段材料，真诧异我印象中慈眉善目的胡老，年轻时竟然如此雷厉风行！
胡次威在兰溪县整理田赋地政，因鱼鳞册的发现而事半功倍，收效甚巨。竺可桢当年日记上有赞言：兰溪“前清田赋分推收与征收之制，推收者只管过户等事，而征收则为收款之机关。民国以来二者不分，因之弊端百出。……从前纳税者不过四成，自渠（胡次威）来后可得九成半。又以向来有若干田亩不在户册内，知县可以不必上报，而渠将此项田亩之租税尽行归公，因之田赋为之减轻，每亩只六角一份云云”。
八十年前，胡次威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他带领了一批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到兰溪县政府，这些人受过大学的训练，又到地方从事实际的政治工作，在当时来说无疑是给旧官场带来了新的风气。作为县长的胡次威，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不改书生本色，处事干练，注重民生。据时人回忆，这位年轻的县长为人低调，出行不坐轿不骑马，而是以驴代步。他在兰溪实验县的任上，改革现行的县政府组织体制;通过掌握人口、土地等基本情况，为实行近代行政管理打下基础;整修公路，兴办实业，兴修水利，进行一定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建设工作，举办平民习艺所，使原来赌、毒、娼之风盛行的城乡风化，有很大改观。所以当年胡次威在当地百姓中有较好的口碑，甚至被称赞为“胡青天”。此后兰溪虽然遭遇日军入侵，但在战后迅速得以恢复，继续繁荣，与实验县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对胡也有很高的评价：兰溪实验县扫除县政黑幕，建立新政基础，用意至为重要，“行新政、用新人，若辈可说是受过新训练，具有新精神的行政干部”，胡次威“以先求机关内部组织的健全，实行科学的管理，为其实验工作的总纲。虽然时间未久……但规模已具，一切都在进步之中” 。兰溪的县政建设是成功的，几年后兰溪实验县已经与江宁、邹平、定县成为全国县政建设的典型，而兰溪实验县的整理地政又是个中翘楚。可惜的是实验县虽然有了良好的开头，但外部环境日趋恶劣，随着抗战的临近，县政建设的脚步也不得不趋于停滞。
胡次威令人整修后的兰溪鱼鳞册，抗战时曾一度被运到浙南景宁存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兰溪县人民政府就凭这套鱼鳞册，经过土地分等划级，评定年产量，采用累进税率按户征收农业税，这是胡次威修整的鱼鳞册最后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