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在现代的眼光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内涵，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人格魅力，探求人与自然、物、世、时间、他人的关系，发掘人生智慧，并在西方启示下寻求人格改良。以期为对当下的精神和人格危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理想人格；传统文化；辩证；创造性中华民族五千年，有四千八百年是繁盛的，这种繁盛是世界绝无仅有的。探究中国的发展我们不难总结出，在中华民族繁荣更多的依靠的是文化而非知识，因为在当时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不识字的。认真的分析我们民族古代的生命记忆和文化基因，就可以从中洞见我们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我们看到，我们从田园牧歌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了以竞争文化为主的工业文明，而当工业文明走到弱肉强食，环境污染，人类异化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环境文明”，它近似于我们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这种回归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因此在现代的眼光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应对当下精神和人格危机的重要手段。
一、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人格魅力
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推翻了中国长达千年的封建制度，这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我们在现代浪潮之下对传统的人格观产生了怀疑，甚至自卑感。郭建宁在《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一书中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分为三部分：“从鸦片战争经历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失败，我们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进行器物层次的变迁；从甲午中日战争经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方，进行制度层次的变迁；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从文化上承认不如西方，进行文化和价值层次的变迁。” 近代的思想家，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提出要用近代的思想意识来唤醒民众，不只是简单的学艺，要改变他们的思想，进而改变他们的人格观。
如果把西方文化作为完全正确的参照标准去衡量我国的传统文化，那就只会看到中华文化中的消极的一面。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本国土、本民族的特有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缺点。中国有古语“文化化人”，西方心理学家席勒也曾经说过，“文化最终会沉淀为人的人格”。文化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包含很多方面，人的人格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因此分析人的人格就可以彰显一定的文化特征。接下来本文将目光聚焦于中华经典著作，寻求其中对于我们人格引导的积极因素，以期对当下我们的理想人格构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
《周易》堪称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是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代表作。它的精神资源和人生智慧，渗透到人的生活之中，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将天道与人道统一，开启了中国人的智慧之窗。无论是道家亲近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人生哲学，还是儒家崇尚德性，认为“天地人是一道也”，将道德价值从天转移到人，将自然人化，强调人与自然亲善和谐的人生哲学。都体现出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三、人与物的关系：对物质的辩证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种人生的体验，生命价值的寻找，生命意义的感悟。无论是传统的人生哲学，处世哲学还是审美理想，中国传统性格中，对于“道”和“韵”的追求比比皆是。这是古人的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由于对精神、形而上的东西的过分追求，而鄙视物质文化的发明，甚至将此归结为中国当下文化的创造力薄弱的根源。不可否认，道家有“民多利器，国家兹昏，人多技巧，奇物兹起”“绝圣弃智”“诀窍弃利”的说法，但是孔子提出“富而后教”的主张，孟子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物质的作用。因此对物质理性辩证的思维是中国人与物的关系的核心。
四、人与世的关系：宏大功业的追求
盛美德行与宏大功业两方面的高度统一，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人生价值观。“《易》其至乎矣！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周易》作为人们趋利避害的指导，传达出崇德广业的境界，千百年来内化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形成了中国人，重德有为的人生追求。古人强调人应当“进德修业”，人生价值取向为“崇德广业”，正是体现了精神与现实并重的思想。《系辞传》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说的生，既指生命的存在，也指人的创造。将创造视为一种“德”，而“德”和“道”是人的人生追求和终极目标，必将在极大的程度上激发人们的创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传统生命哲学，重视创造与活力，强调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立志贵恒”、“志当存高远”，在创造的过程中也逐渐磨砺出中华民族刚毅坚韧的性格。“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一方面一直保持积极、努力、坚忍不拔的人生态度，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放弃社会追求，退而追求自我完善的倾向，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矛盾统一体”。
五、人与时间的关系：与时俱进
君子追求的完美德性，并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的。《文言传》中有“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之说，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保持和时代同步，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观念，改正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的目标。封建中国确实存在着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行为，正是这种封闭导致了近代中国的惨痛历史。有些人开始觉得中华文化中是没有变革和与时俱进的基因的，然而，“从革适变”不正向我们展现出古人的变革胸襟么？“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国人对于变化和更新的追求比比皆是。也不可否认，因为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中比较讲求“悟”，所以我们就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沉思和反省，更新自己。
六、人与他人的关系：和谐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境界，和谐的境界。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指出，“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的最终指向是群体认同”，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所决定的。《易・系辞》中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由父母，有父母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形成了中国注重家庭，注重伦理孝道的传统。道德意识被放入政治领域，国家被看作人伦关系的总和。这种伦理的关系作为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是有悖于现代平等自由的思想的，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人君的作用，以人治代替法制。这种整体的社会关系网的建立，使中国人很爱“走后门”，因为中国人用心经营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网，“情分”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一个家国一体的社会，用“家”的思维去做事，判断的标准是亲疏远近，走后门就是为了“近”。这种现象在就事论事，要求彼此平等独立的西方就自然少见了。因此，要以感恩的心理基础保留我们家庭中的孝道，以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化解社会生活中的弊端。
七、人生智慧：辩证
辩证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人沉稳豁达的性格。《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黄帝经・经法》中有“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福祸同道”。这种阴阳转换，福祸相依的思想让中国人可以辩证的看待事物，不会过于偏激，也对中国人人格中的中庸之道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物极必反”思想的影响之下的中国不会过于贪婪，不会过于偏执，这是中华智慧的集大成。
八、西方的启示下的改良：创造性
王登峰、崔红在《文化、语言、人格结构》一文中通过从中文和英文人格形容词入手，通过系统分析，得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人格结构，总结出中国人的“七大”和西方人的“五大”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中，直接对应的维度：中国人对应西方人为，外向活泼―内向沉静与外向性，豪迈直爽―计较多疑与情绪稳定性的对应。间接对应的维度：勤俭恒毅―懒散放纵与公正性，温顺随和―暴躁倔强与愉悦性的对应。独有的维度：精明干练―愚钝懦弱，善良仁慈―狡诈卑鄙，淡泊知足―功利虚荣与创造性的对比。西方人人格结构中的“创造性”维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独创性，而是一种对待客观事物的基本态度。它所反映的是在面对新的经验时的一种开放的心态：较少受到既有的经验、规则的限制，勇于探索新的、与众不同的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
一、道德高尚、自强不息、与时俱进、辩证、豁达、感恩、孝悌、理智、自由平等、民主意识的人。冷静的审视历史，我们不可能除掉我们身体里的民族文化基因和长期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新人格的建立一定是在钟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精华去糟粕的过程。中华作为礼仪之邦，孕育了以“厚德载物”“忧乐圆融”为特征的和平宽容的东方文化，比“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和纯法律约束的西方文化，具有更高的优越性和自觉性。帛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德与天道始”、“无德则不能知易”。古人把德性仁义看做人的内在根据，人生价值的本源，宣扬人的主体性。这对应对当下的精神文化危机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