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蚁族”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笔者以苏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方法与深入访谈方法，从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地位认同五个维度，调查城市“蚁族”社会认同状况并探究“蚁族”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与对策，试图促进“蚁族”这个隐形庞大的群体融入城市，以促进社会均衡发展。
【关键词】蚁族；社会认同；苏州
“蚁族”一词由学者廉思2009年最先提出，特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大学毕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平均月收入在2000-3000元左右，大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为主；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现实居住空间中逐渐趋于分散，在虚拟空间中呈现出集聚的态势。
近年来，苏州经济快速发展，作为一个有着良好发展前景且适宜居住的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流入。“蚁族”大量涌入新城市，不可避免的遭遇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其利益得不到足够的表达，自身的认同也更易产生焦虑感和危机感，“蚁族”面临重新找回“自我”的社会位置问题。促进“蚁族”提高社会认同、有序地融入城市，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认同的界定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是20 世纪70 年代英国社会心理学家Tajfel首先提出，为解释群体行为开辟了新的路径。他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这种自我概念来自于他/她对某类社会群体（或多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的知识，以及基于这个成员资格的价值和情感意义（Tajfel，1978：63）。
近十年来，中国各界学者均对社会认同提出理论性与操作性定义。李友梅教授从以阶级认同为轴心的社会认同体系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认同定义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郑杭生教授从社会学中的社会互构论视角界定社会认同，即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方文教授凸显群体资格在社会认同中的核心地位：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membership）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此外，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一些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社会认同作出了操作性界定。比如，王春光是最早对农民工的身份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按照他的定义，社会认同是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本文按照亨廷顿的分类方式，认为社会认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单一的维度，“蚁族”可能面临的主要社会认同问题表现为文化认同、群体认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和职业认同。
二、“蚁族”社会认同的现状
（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即“我该采用哪一种文化模式的”的回答，文化认同体现在语言学习、穿戴的服装 、吃的食物、采纳节日、交往的人群等方面。调查显示，“蚁族”对迁入地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滞后性。大部分“蚁族”没有学习过苏州方言，在生活与工作中均使用普通话。他们很少邀请本地人到自己家里做客，即使对本地风俗较为熟悉，也很少会过本地人的节日。例如，受访者E表示，“旁边住了什么人我都不太清楚的，平时也不串门。一般都是自己待着。”“刚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吃东西口味都不一样。只能自己买点菜去做……过的节日都差不多，也有不一样的风俗，像是端午节我们那边都会系五彩绳。”
（二）地域认同
地域认同包括原住地地域认同与迁入地认同两个方面，其中又以社区归属感、定居意愿、未来认同等具体为主。“蚁族”在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因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较弱，他们对迁入地的地域认同的程度相对较高。留在城市是他们对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的选择，相信大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效益。“我记得曾有个老师给对我们说：未来你们就会知道，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太重要了。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我想我们出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想自己在大城市吗？不也是想给未来的孩子一个好的环境。”X在访谈中说道。当大城市的优势成为众所周知的社会共识，这也增添了“蚁族”对迁入地的地域认同。但与此同时，与希望在此定居、未来子女能在此发展的意愿相矛盾的是，大多数“蚁族”却并没有城市归属感。Z表示，“苏州真的很好，民风好，风景好，我很喜欢。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定居，算是一种遗憾，可能很快就会离开，很不舍。”
（三）群体认同
群体认同，即群体身份认同，认为自己归属于外地人还是本地人。调查结果显示，“蚁族”有较强的“外地人”身份认同倾向。“蚁族”满怀对城市资源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来到城市，却因各种问题无法融入到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他们又不愿意回归资源紧张的小城市，便会在两难和困惑中形成“双重边缘人”的社会认同。在接受访谈中，Y曾谈到，“我毕业4年了，和老公结婚三年了，我们都是外地人，在苏州工作两年。年初时我下了下狠心，有这几年的积蓄加上亲戚借的在我们老家的5线以下的城市买了套期房，打算生孩子时好歹有个窝，现在我俩的工作都在苏州这边，回家意味着放弃这边的一切重新来过，老公的专业比较窄，老家就业形势又不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四）地位认同
地位认同即社会经济地位身份认同，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结果显示，大多数“蚁族”倾向于认同为中层和中下层，也有部分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处于模糊状态。在社会经济地位评价中，原住地居民以及迁入地的新苏州人都会成为“蚁族”评估的参照群体。“蚁族”还会根据未来经济成功的想象以及迁移前后的经济状况变化来评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如W所说，“我好歹也是大学毕业，我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大城市工资要比家里那边高，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在的生存状态。”
（五）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具体操作化为“福利待遇”、“薪水”、“升迁机会”、“工作量”、“劳动设施与条件”、“与老板、同事的关系”等指标。调查显示，“蚁族”职业认同的总体水平处于中间水平，由于急切希望通过职业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决定和所付出的高教育成本，再加上生活成本所造成的压力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职业的满意度。在日企工作的W提到，“房子真的是买不起，我现在租住在苏州工业园区优租房，但只能申请住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家。”虽然已有一份稳定不错的工作，但是W依然觉得生活压力大。在苏州一家旅游公司工作的M表示，“在小地方，找个工作都要靠关系。这边比较好找工作，相对公平，工作环境也好很多，公司还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城市里到处都是大学生。毕业一年多已经换了两个工作了。大专文凭，学的是工商管理，却只能做做销售、客服和文员之类的工作。”大学毕业生
三、“蚁族”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身份是主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如果“蚁族”感受到的社会接纳越多，他们就会倾向于主动向本地社会认同进行转换。户籍制度不但直接关系到“蚁族”的基本生活保障，如住房、教育、医疗等重要方面，而且体现了当地政府的社会态度：制度性社会排斥-接纳的程度。无法获得本地户口、与用工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较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让“蚁族”感受到制度性社会排斥。同时，城市居住证的使用可以促进“蚁族”将迁入地社会纳入社会身份的建构当中。
苏州作为江苏省居住证制度试点城市，自2011年来，流动人口居住证累计发放超过1000万张。这为“蚁族”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享有与本地居民一样的“同城待遇”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二）社会经济地位
追求更大的经济成功几乎是每个“蚁族”迁移的动力之一。然而在所有社会中，人们掌握的社会资源不等，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如果说制度合法性使“蚁族”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有所差异，那么，对个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则直接关系到“蚁族”的直接现实利益。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若是城市“蚁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积极的自我体验就越多，自尊感越强，这种自尊感可以通过社会比较来实现，如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本地居民比较以及获得家乡人的社会羡慕等。因此，提高“蚁族”的社会经济地，更有利于他们进行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
（三）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是“蚁族”建构社会认同的基础。根据原生论观点，人们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越可能形成自然依恋性情感。当“蚁族”自依恋情感越深，他们越可能形社会认同。此外，歧视性记忆和支持性记忆反映出“蚁族”与本地居民的互动结果。然而事实上一些“蚁族”在融入迁入地过程中，与城市市民之间缺乏情感沟通和互动交往，无法建立起与城市居民相融合的生活圈子，甚至会面临一些偏见和歧视，主要表现为地域偏见、语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等。例如，在一家快递公司工作的R所说，“同事知道我是苏北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苏北的人是不是都很穷啊，这让我很尴尬……有些矛盾，可能这个地方真的不属于我吧。”
四、促进“蚁族”社会认同的思考
（一）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和谐
政府作为城市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蚁族”“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考虑现实城市容量、承载力和城市发展潜力的前提下，把“蚁族”的城市融入问题放在社会和谐目标框架中，积极探索和科学规划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提高其收入水平，提升其就业质量，提改善其生活状况。
1.健全制度保障，创新社会管理。在享有社会资源和获得社会机遇等诸多方面，户籍制附带的就业、医疗、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差别待遇成为“蚁族”的阻碍，表征着对“蚁族”的社会排斥，影响其城市融入。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推动社会合理流动势在必行。
苏州市自2010年起便开始推进居住证制度建设工作，以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形势需要，积极保障大量来苏建设者公平享受苏州改革发展成果。居住证制度的实施，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获得融合共生的制度性保障，政府应以此为基础，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增强“蚁族”社会认同。
2. 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居者有其屋。政府要落实中央公共租赁住房政策要求，出台一系列加快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政策。条件允许的地方政府可以建造专门供“蚁族”居住的廉价公寓，按照大学宿舍的形式或居民区的方式来建造。除此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加强“蚁族”聚居区周围的公共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如公园、公共交通、娱乐消费场所等。 2007年底，为解决城市新人群的居住难题，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管理经验，推出优租房制度，为城市新人群解决“蜗居”难题提供了一种解法。但房源有限，仅能解决部分“蚁族”短期住房需求，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快推进此类保障性住房建设。
3.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蚁族”职业认同。政府可以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对“蚁族”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蚁族”的就业能力、将失业“蚁族”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保障范围，使其在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基本生活保障。
（二）加大社区支持范围，增强社区归属感
社区是“蚁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地，是“蚁族”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蚁族”社会支持工作的主要落脚点。然而更多的“蚁族”具有较强的“过客”心理，只是将租住的社区作为暂时的栖身之所，造成该群体缺乏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基于此，社区要组织多类符合“蚁族”需求的活动，促进“蚁族”在社区内的沟通和交流，社区要发挥在社会支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充分保障“蚁族”应得的社会支持与服务，增强其社区归属感。
（三）提高非政府组织支持能力，助力“蚁族”城市融入
大部分“蚁族”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支持，挫败感、焦虑感和被排斥感普遍存在于怀揣“城市梦“的“蚁族”中。一方面，非政府组织要拓宽社会服务的范畴，通过为“蚁族”开展职业安全与健康教育、提供法律援助、组织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等方式实行各种福利服务和便民生活服务，满足“蚁族”需求，使其得到生活帮助和心理援助，促进“蚁族”城市认同感。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应充当政府和“蚁族”沟通的桥梁，向政府反馈“蚁族”城市融入困境和诉求的同时，向“蚁族”传达政府的政策意图，增进政府和“蚁族”相互理解。
（四）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加强社会的人文关怀
德国学者冈瑟・舒尔茨所说：当德国需要大量外劳时，外来劳力被当成“客人”而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然而，当德国的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之后，“客人”就被描绘成了“从第三世界到发达国家瓜分我们现有社会福利的入侵者”，排斥外来移民的社会舆论随即占了上风（李明欢，2000）。
城市要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对“蚁族”的奋斗精神、亲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给予充分肯定，形成各阶层理解、关心、鼓励“蚁族”的良好氛围。城市要该以一份宽广的心胸接纳“蚁族”的到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不仅能够体现
城市的襟怀与底蕴，同时关系到城市良性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