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几录》放在书架上有好几年了。
当时买这本书，是因为前面买过《秋水堂论金瓶梅》。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北大才女田晓菲。她的丈夫是美国学者，中文名叫宇文所安，这些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几乎无人不晓。他们俩，现在都是哈佛教授，都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为志业，学术上真是相益得彰，交相辉映，谁说中西不能合璧。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说起文化，这个词好像接到哪里都行，有吃饭文化，厕所文化，洗脚文化，和谐文化，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想浮出水面，登堂入室，就把它接在后面。
当然，手抄本不在此列，印刷术出现以前，它确实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世界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无可替代。可以说，手抄本本身就是文化。
白纸黑字，在我们的用语中，意思是篡改不了抵赖不掉的东西。而在手抄本文化的研究中，却是大可怀疑的。
关键是时间，问题是纸，纸是有生命的。
陶渊明手书的《述酒》、《止酒》诗，他亲笔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谁见过？我们今天读到的，都是后人一代传一代抄写下来的。
毫无疑问，后人的抄写，不管有心还是无心，必然会有错有别。
即使是当时，由于抄本流传的速度非常之快，并不能保证流传到后世的文本的权威性。陶渊明的同时代诗人谢灵运享有盛名，“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公元前一世纪，西塞罗曾把《论道德的目的》的初稿借给朋友阅读，当得知文稿被朋友抄写了一份之后，西塞罗十分担心“抄本会广为流传，取代最后的定本。”
有的时候，改动还可能是随意的。
书中有一个故事，出自《全唐五代小说》：一位出身世家、进士及第的韦公子，“尝纳妓于洛”。她年仅十六，“颜色明华，尤善音律”，但最让韦公子心动的地方，是她的“慧心巧思”：“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桀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
能够随笔铅正杜诗抄本中的桀缺，的确需要慧心巧思，不过，令现代读者惊异的，恐怕不仅仅是少女的聪明，以及她随笔铅正杜诗文本的自信，更是韦公子和故事的叙述者对此所持的态度：他们似乎都觉得修补和改正一部桀缺的文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一部如是订正过的杜诗抄本也显然并不减少它的价值。
手抄本多异文，少不了校订。而一种校订能够留传下来，必有其道理。
陶诗中最著名的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宋之前，俗本皆作“望南山”，至苏轼方才校过来。在苏轼看来，“见”出于无心，“望”则暗示了渴望和努力，“见”优于“望”，因此，一定是陶渊明的原文。由于苏轼巨大的声望和影响，直到今天，我们都念“见”。
陶渊明以隐逸、诗与酒闻名。钟嵘在《诗品》中说，陶渊明乃“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李白有诗云，“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陶渊明是苏轼心爱的前辈诗人，也是受到误解最多的诗人。后人把陶渊明视为一个永久的存在，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经过了手抄本文化的强大力量，以及后代编者的塑造。
再后来，就连早期抄本也渐渐消失了。
事实上，中国的早期手抄本大多已经绝迹，唐与五代保留在敦煌的抄本，因为干燥的沙漠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偏远而得以幸存，是十分特殊的例子。
古代手抄本文化因印刷技术的进步，早已淡出历史，离开了大众视野，现代手抄本文化却因政治禁锢而兴盛于一时。许多人可能还记得，“文革”时传抄的《基督山伯爵》、《一双绣花鞋》、《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应该算是一景吧。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印刷文化正在迅速瓦解，网络文化扑面而来。全新的媒介构成了我们新的生活，对此，有些人感到焦虑不安甚至敌意。如同中古时期，印刷文化兴起并取代手抄本文化，一些宋代文人也有同样的情绪。他们觉得，阅读印刷文本对于真正的学问构成了重大威胁；他们认为，一旦不需要亲手抄书，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就彻底改变了。
如果我们把文本的不稳定性看成是手抄本文化的根本特点，那么，印刷文化则是稳定的。它试图修补和固定，直到一个完美的、反映作者原始意向的“善本”被重新建构出来。印刷文本因此是僵化的，坚固的，对外呈封闭状态。
然而，令人预想不到的是，网络的出现，再次把文本变得流动不居，难以管理控制了。如果印刷文化是确定的、权威性的，网络文化则没有中心，没有权威，而且，廉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