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考古学研究中探讨生业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学术命题。笔者认为，生业主要是指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等，而社会则涉及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生业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各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进程和模式的特征。
克里斯托弗・霍克斯在1954年指出，用考古材料解释人类行为存在一个递增的难度等级，技术是最容易的领域，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乃至于意识形态则表现出急遽上升的难度。这个说法后来被简称为“霍克斯难度等级”
（1）。在霍克斯所处的时代，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以外，还没有多少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对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成功的实例。在考古学研究中，如果实物证据太少，单单依靠各种推测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要深化考古学研究，必须采集各类信息，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强调多重证据。这样，在认识古代社会的过程中，除了依据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物质形态特征，把握一个考古遗址或一个考古学文化在时空框架里的位置及开展一些探讨以外，如何从其他角度获取各种信息，如何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类型学和地层学等研究以外的多种实证性认识，成为考古学界广大研究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鉴于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如国土的地域范围大、历史延续的时间跨度长，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多，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数量少等原因，自中国考古学建立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注重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做好文化谱系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扎扎实实地夯实这个基础，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大体完成的基础上，考古研究人员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尝试着进行新的探讨，力求对考古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拓展，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得以建立和推进，这些努力和实践对于实现考古学探讨人类历史的最终研究目的是十分有益的。近年来，不少研究成果都与研究社会相关，也有一些涉及到探讨古代的生业。《南方文物》编辑部高瞻远瞩，适时推出“生业与社会”栏目，这一举措对于促进考古学研究，意义重大。编辑部嘱我作文，阐述对设立此栏目的认识与感想。鉴于研究古代社会基本上已经成为考古研究人员的共识，这里主要围绕生业进行阐述，首先介绍生业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然后探讨其研究结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展望。
一、 生业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生业涉及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业和手工业等。要做好农业研究，首先是做好植物考古。植物考古涉及植物遗骸、木材（炭）碎块、植硅体、淀粉粒等各种植物遗存的研究。在田野考古和实验室中应用科学的古代植物样品采集和提取方法，有效地获取古代植物遗存;通过科学的鉴定，确认考古遗址出土的各种植物遗存的种属并进行定量分析，可以把握古代各种农作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的农业生产、消费方式及发展规律，认识特定植物在祭祀行为及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意义等。而利用植物的生态习性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进行复原，还可以认识古代人类活动对森林环境的影响等。
畜牧业属于农业的范畴，要做好畜牧业研究，就要做好动物考古。动物考古是指在田野考古中建立科学的采样方法，有效地获取古代动物遗存，运用形态学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和锶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方法，确定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的种属、部位、年龄和性别，逐步确立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各种家养动物的系列依据，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和研究，把握古代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探讨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居民获取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多种方式及利用动物进行祭祀、随葬、战争和劳役的特征和规律，探讨古代动物种属反映的文化交流等。
手工业研究涉及多个领域。概括起来说，就是发掘和研究与制作陶瓷器、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相关的作坊遗迹;通过使用各种测试、分析和观察的仪器设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及相关遗物等进行各种分析、观察和研究，认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类器物的成分、结构和制作技术特征等各种生产工艺状况及其发展变迁，探讨各种原材料的来源，研究文化交流及人类的一些特殊活动等。
除农业和手工业以外，还有对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利用的研究也属于生业的范畴。对各个地区的金属矿产资源、早期采矿、冶炼和铸造及制盐的遗迹和遗物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当时对多种金属矿产资源和食盐资源的控制、开采、调配和利用，认识金属和食盐的开发利用过程
（2）。
二、 生业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生业与社会是古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既各司其职，又相辅相成。这里主要以中原地区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址的生业形态发展过程为例，探讨其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当前开展的生业领域的研究属于一个创新的实践，现有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对单个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主要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和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而对于其他时期只能以文化为单位进行概括了。
殷墟的整个生业特征为完全具备长距离地获取铜、锡、铅等金属和盐业这些重要资源的稳定的生产链;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小麦、麻等农作物，具备用于垦地、中耕和收割的数量众多的各类农具，甲骨文中已经包括后世多种农业耕作技术的雏形;存在狗、猪、黄牛、绵羊、马和鸡等家养动物，甲骨文中大量使用家畜进行祭祀活动的记载，证明当时饲养的家畜数量很大，可见畜牧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手工业方面存在多个制作陶瓷器、青铜器、石器、玉器和骨器的作坊，用于制作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生产流程明确，制作工艺成熟;此外，木器、漆器和纺织业也比较发达，而具备制作马车的技术在当时应该属于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
（3）。
二里头遗址整个生业特征为初步具备获取铜、锡、铅等金属和盐业这些重要资源的生产链;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这样五种谷物;存在狗、猪、黄牛和绵羊等家养动物;家养动物除供应肉食外，还用于祭祀和礼仪制度，存在对绵羊进行次级产品开发的行为;依据DNA研究，绵羊都是属于谱系A的，黄牛主要属于T3型。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黄牛和绵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不是当地出生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家猪、黄牛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绵羊的碳十三值偏近于C3，以食草为主。当时已经具备生产三元合金的青铜器，但是成分配比尚不稳定。用快轮制作陶器，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的陶器生产部门;石器制作为磨制，石料来源多样化;玉器和绿松石制作技术专门化;出现具备模式化和规范化特征的制骨作坊，骨料以牛骨为主
（4）。 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对早于二里头遗址的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单个遗址做过像殷墟和二里头遗址那样全面的研究，这里只能对龙山文化的整个生业特征进行归纳。现有的研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这样五种谷物。当时也存在狗、猪、黄牛和绵羊等家养动物，存在对绵羊进行次级产品开发的行为。依据DNA研究，绵羊都是属于谱系A的，黄牛主要属于T3型。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黄牛和绵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不是当地出生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家猪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黄牛和绵羊的碳十三值位于C3和C4之间，但是黄牛的碳十三值偏近于C4，绵羊的碳十三值偏近于C3。当时的铜器主要是红铜，也有砷铜，但是没有发现三元合金的青铜器。陶器制作以快轮为主。石器制作以磨制为主。玉器制作以片切割开料。没有发现制骨作坊，从现有的骨器看，当时制作骨器的骨料以猪骨和鹿骨为主。
再追溯到早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对属于仰韶文化的单个遗址的生业特征同样尚不清楚。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当时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水稻所占的比例极小，没有发现其他农作物。当时的肉食来源主要是家养动物，以猪为最多，还有狗，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家猪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当时没有金属器。陶器制作以慢轮为主。石器制作以打制为主。玉器制作时以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开片。没有发现制骨作坊，从现有的骨器看，当时制作骨器的骨料以猪骨和鹿骨为主。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把二里头遗址和殷墟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二里头遗址的生业状况在一定范围内是殷墟的生业状态的雏形，殷墟遗址的生业状况明显的高出一个层次，表现出全方位的规模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把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龙山时期的生业状态应该是二里头遗址生业状态的雏形，二里头遗址则出现规模化的趋势。再把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仰韶文化没有大豆和小麦，水稻的数量极少，数量最多的家养动物只有猪，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没有发现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水平较低。由此可以看出，从生业的角度观察，相比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之间的那种雏形与规模化的关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其特征是缺少几种主要的生产力要素。应该说生业发展过程中最为明显的分界线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而在二里头和殷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同。即生业状况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另外，到殷墟时期，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的新的因素也是值得重视的。
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提出以下4点认识。
1. 自距今5500年到距今4900年左右，中原地区主要通过种植粟和黍、饲养家猪作为获取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的持续发展为当地的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中原地区生业的稳定发展这个基础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 自距今4500年到距今3500年左右，中原地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包括传承原有的技术、引进和开发新的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生业形态的发展，全面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得到明显的加速。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了自然环境相关因素的有力支撑，包括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在内的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由此开始了这个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二里头遗址就是这个进程中最为典型的缩影。
3. 自距今3300年左右开始，殷墟王朝的出现全面展示了早期国家的繁荣。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证实了这个国家初具规模的礼制、社会结构及其他方面的实力，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也全面反映了当时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先进性。生业的稳定发展依赖商代统治阶层的有效管理，而经济的繁盛也为晚商政权的延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文化交流。比如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阶段出现的最早起源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以及铜器，产自南海的宝贝，具有典型的山东地区、南方地区文化特征的陶器等等，这些在中原地区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到殷墟出现的家马更是引人注目的。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新的生产力要素的介入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这些介入也在社会进一步复杂化、加剧等级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 展 望
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我们所知的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内涵是以多个考古遗址的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共同特征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相比之下，我们对于一个遗址的生业进行过全方位研究的实例屈指可数，而填补一个类型、一个文化的生业内涵的空白更是还有许多许多工作要做。而把这些研究成果与社会结合到一起思考，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和遗址的内涵所不可或缺的。
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做好生业的研究，突出考古学的区系类型观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从事的每一项具体的生业的研究，首先都是针对具体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开展基础工作的。我们的第一步认识都是通过研究特定遗址的具体对象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区系类型的观点为指导，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对特定遗址的生业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它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的新看法和其它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它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归纳自己的认识。而如果其它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遗址数量还不多，我们则要努力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层面上提出的某个生业领域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之上。
第二个方面，要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某一生业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这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和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具体生业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它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生业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必须建立在对多个文化的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之上。
由此可见，强化生业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生业与社会的探讨，大有可为。这个栏目应该积极创新、特色鲜明、主题明确、内容独到。刊登的文章可以如本期栏目一样，是由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的一枝独秀;再进一步，还应该是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植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并驾齐驱;再进一步，更应该是包括陶器制作工艺研究、冶金考古研究、玉器制作工艺研究、石器制作工艺研究、矿料和盐业资源利用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齐头并进;再进一步，就应该是生业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讨论了。这个讨论需要更多的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员共同参与，通过把各个领域的研究结果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做到再分析、再认识、再凝练、再提高。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考，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担当。笔者相信，通过这个栏目的设立，通过年复一年地发表相关的科研成果，必定能够促使生业与社会各个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必定能够取得一系列新的认识，必定能够拓展和完善新的研究领域，必定能够为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独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