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行的三线建设，是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战略和长远的角度通盘考虑中国工业发展的布局问题。三线建设中中国工业布局的思想包括：“三五”计划战略重点的转移、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以及三线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布局的调整等措施，这场声势浩大并且影响深远的运动是“总体布局”思想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工业布局；战略；三线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下简称“总体布局”）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其内涵、修正其表述的过程。对于“总体布局”的概念，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它定义，一种是从内容构成的角度；另一种是从性质和功能上来把握。笔者认为“总体布局”是指：“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局出发，依据时代变化和国情发展的要求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的、基本的内部组成方面及相互关系的总体性认识和由此做出的宏观的、多位一体的、战略性工作部署。”[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已经孕育了“总体布局”的思想。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进行的三线建设，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战略和长远的角度通盘考虑中国工业发展的布局问题，这场声势浩大并且影响深远的运动是“总体布局”思想重要体现。认真回顾毛泽东在三线建设中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总体布局的思想
二、“三五”计划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1963年初起，国家开始考虑“三五”计划的编制。1964年二三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工交和全国农业两个长期规划会议，在讨论指导方针的同时，也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国家计委于同年4月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将基本任务概括为三方面：首先是大力发展农业，强化基础，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其次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力争在尖端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最后是在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的同时，发展基础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此外，提出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这个《初步设想》，把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安排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
三、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
中共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有关部门迅速从三个方面对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将一线的全国独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须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
三线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了我国的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个地区。按我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第一线应为沿海地区；中部为第二线；第三线是后方。在地理位置上，三线后方又分为两块：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或全部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四省区全部及大部以及鄂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所谓的三线建设，多数情况下是指大西北和大西南后方建设。事实上，三线建设又由大三线和小三线两部分组成，其中大三线是指西南、西北三线，小三线是指中部及沿海省区（
一、二线）的腹地。周恩来这样论述三线建设：“除了攀枝花（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的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于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8]（P197）因此，从地域来说，三线建设覆盖了全国各地，从行业来说，它不仅包括国防工业，也包括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在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毛泽东特别注重将西南、西北内地的战备和长远建设，与改变内地和沿海的工业布局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毛泽东认为敌人来与不来都有可能，来了，我们就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之；不来的话，我们就继续搞长远建设，“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毛泽东设想，三线是一个单独后方阵地，
一、二线是一个前方生产阵地，以
一、二线的大生产来支援三线的大的长远的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生产支援内地工业发展，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水平。对于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他们的看法也是不无道理，本来我们就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周恩来也具体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长期规划，要备战与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照顾备战，但长期总不能取消，要互相结合。你不打，我东西多生产一点，总是有用的。”[9]（P428） 毛泽东设想，在全国搞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大约要经过15年的时间，3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四、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
1964年下半年，有关方面对西南、西北、中南地区的铁路、矿山、冶金和国防建设项目进行选点考察，初步选定了一批厂址和铁路线路，拟定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 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目标，即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中大型项目300多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肥、森林、建材、铁道、交通、民航、纺织、轻工、水利以及农业、林业、商业、邮电、广播、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以及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昆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等为重点。
从1965年初起，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质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各省、区、市也加快做出三线建设的安排。1964年10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向中央和中南局分别提出了《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就该省建设一系列小型兵工厂、化肥厂、军械修配厂以及将广州及沿海城市部分民用工厂、高等学校迁至小三线等问题做出规划。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出批示，予以肯定。周恩来约集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提出关于
一、二线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
一、二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七项内容，包括建设一批地方的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本省区的后方，建设一批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农业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局面。
五、三线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布局的调整
1965年国家计划（包括中央和地方）安排用于三线的投资占基建投资的近1/3；1966年计划安排用于大小三线及其他战备工程的投资占到基建总投资的一半。为使三线建设能尽快形成生产力，还对
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在建项目）、“搬”（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到三线）、“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等措施。1965年8月召开的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确定立足战争，搬迁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则实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即“山、散、洞”原则。随后，大规模搬迁和建设工作即迅速展开。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这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
起步阶段的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启动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启动。这一年还计划从
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
在三线建设陆续展开的同时，以备战为中心，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计划工作的不满，1965年初成立了一个由余秋里等五人组成的“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小计委”初步提出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
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的“三五”计划方针。1965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三五”计划问题时，明确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要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但仍然要重视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并提出三线建设“必须充分依靠
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
一、
二、三线要互相促进”，不同行业的布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片面强调在三线的比重等重要思想。毛泽东提出：“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这是毛泽东鉴于以往建设中求多求快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思想
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时，一方面从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些，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严、太苛刻，首先是关心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其次是准备打仗，第三是应对灾荒，制订计划要同时充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1966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从关注人民生活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