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以短短的两百多字，记述了西汉音乐家李延年显赫而又悲惨的一生：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1]
李延年（？―约公元前90年），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他是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宫廷音乐家，不仅对汉代音乐风格的形成，而且对中国后来音乐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李延年“善歌”
从李延年的身世看，可知他出生于音乐世家，父母兄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李延年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以“太监”名义在宫内管犬。由于其“性知音，善歌舞”， 逐渐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后来又被任命为“乐府”领导人――协律都尉。
许多人认为，李延年的显贵与其妹妹――李夫人受到汉武帝的宠爱有密切关系。李延年的特长之一是“善歌”，因为歌唱得好，“每为新声变曲，围者莫不感动”，他曾在武帝前演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
这首歌为北方佳人定下了一个遗世独立，冰清玉洁，美而不可及的形象。李延年的歌开首即唱“北方有佳人”，先声夺人，又以奇特夸张手法对佳人的美做了侧面渲染，倾国倾城，美人的杀伤力够震憾的了。这种令人震慑，企慕，辗转反侧，大叹难得的美比“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正面惊艳更加形神兼具而荡人魂魄。而且诗中的佳人难得，更道出美丽难求、美丽易逝的怅然与哀伤，韵味绵长。
李延年所歌的这位“佳人”，就是他的妹妹李妍。其妹因此歌得幸，被汉武帝立为夫人。这证明不是李延年因其妹而得宠汉武帝，反而是他的妹妹因为他的歌让汉武帝知道了她并且宠爱终生。这不能不说李延年歌声的魅力太大了。
李延年做协律都尉后，负责“乐府”的管理工作，每年二千石的俸禄，当然显赫一时。据《史记・外戚世家》载：“李夫人虽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 这也证明，李延年并非仅靠与上层统治者的亲缘关系而受到重视，他确实有着出色的音乐才华和出众的领导才能。因为这时的汉武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需要祭祀天地以加强统治，需要制作歌曲乐章。而李延年善于体会汉武帝的意思，成功地给新作的乐章谱了曲。这既是他受重视的原因，也是他“以音幸”的具体内容。
二、李延年“变新声”
李延年不仅在歌唱上有着高超的技艺，善歌习舞，且长于音乐创作。他的作曲水平很高，技法新颖高超，且思维活跃，所以在作曲方面也显示出了出色的才能，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变新声”。关于他创作、改编乐曲的材料，文献中记载颇多，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创作的《郊祀歌》十九章；二是他创作改编的“新声二十八解”。
关于李延年创作《郊祀歌》十九章之事，记载于《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中：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3]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4]
以上文献中的记载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承认李延年曾为当时的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等所写的19首郊祀歌词作曲，用于皇家祭祀乐舞。他既能体会武帝对音乐的要求，也能深入理解这些难懂的“尔雅之文”。所以，李延年创作《郊祀歌》十九章乐歌当是事实。当然，由于时间的久远，这些乐歌曲调早已在历史的天空中消失殆尽。《郊祀歌》十九章的歌词现在还保存于《汉书・礼乐志》中，不过由于其晦涩难读而历来难解其意。《史记・乐书》中就曾说：“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之，乃能通其意，多尔雅之文。”可知，这些歌词在当时就已很难读懂了。
关于李延年创作改编“新声二十八解”的说法记载于《晋书・乐志》《古今注》等文献。不过，由于学术界对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历来存有疑义，涉及到文献内容即“李延年因胡曲造‘新声二十八解’之事”亦有不同的说法。
《晋书・乐志下》的记载是：
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古今注》的记载与《晋书・乐志》大致相同，个别文字略有出入：
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见世用者《黄鹄》《龙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阳》《望行人》十曲。
以上两段记载都涉及到“李延年因胡曲造新声二十八解”的内容，但是，因为《史记》、《汉书》对此事都没有记载，所以历来有人对以上材料持怀疑态度。其实，《晋书・乐志》和《古今注》所记载的这两则史料是不应该否定的。尽管《史记》、《汉书》都没有记载这两则史料的内容，但都构不成这两则史料为伪的证据。郑祖襄先生曾经从文献学、训话学的角度入手分析，排除了这两则史料为伪的可能，明确了“二十八解”为汉代作品。[5]
由此可知，李延年根据一支胡曲素材《摩诃兜勒》改编成28首（段）乐曲，作为仪仗使用的军乐。这些乐曲流传甚久，直到数百年后的晋代尚能演奏其中的《黄鹄》《陇头》《出关》《入关》等10首。这种将西域音调改编为新曲的创作实践，体现出当时作曲技术的高度水平，促进了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从这一角度讲，李延年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根据外来音乐进行加工、改编、创作的第一人。他的作品，都是融合民族音乐后推陈出新的成果。 关于李延年创作、改编乐歌之事，其实并不止“新声二十八解”。在《史记・田儋列传》中的三家注《正义》部分，还有关于李延年改编乐歌的记载：
齐田横墓在偃师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灭。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为挽歌。”
此外，唐人吴兢撰的《乐府古题要解》中也有此相关内容的记载，且记述似乎更为详细一些：
丧歌。旧曲本出于田横门人，歌以葬横。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葬上之露，易灭也。词云：“葬上露，何易。露明朝已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二章言人死精魄归于蒿里。词云：“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蹰。”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呼为《挽柩歌》。《左氏春秋》：“齐将与吴战于艾陵，公孙夏使其徒歌《虞殡》。”杜预注云：“送葬歌也。”即丧歌不自田横始矣。复有《泰山吟行》，亦言人死精魄归于泰山，《葬露》、《蒿里》之类也。[6]
由以上引文来看，按照唐人吴兢引《春秋左传》的说法，最早的丧歌并非出自田横及其门人，似乎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所谓的《薤露》《蒿里》原系田横的门人所作的乐歌，后来由李延年分为两曲，成为汉代流行的丧歌，为送葬时所唱。这些乐歌的内容也都保存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虽然现在已无法对乐歌的曲调进行考察了，但从歌词内容中，仍然可以略知其乐歌的风格。
三、李延年是“佞幸”？
汉朝帝王重用外戚之家在历史上很有名，如汉武帝在位时的卫青、霍去病，二人都是外戚，二人都“以功能自进”封侯。汉武帝对李延年也很重用，却主要是因为他对李延年的音乐才华的青睐有加。至于李延年对其妹的“推荐”，首先是“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的。当然，因为汉武帝与李夫人在感情上的和谐，所以他对包括李延年在内的李家也寄予厚望。李延年的哥哥李广利和弟弟李季，都很快成为武帝预备重用的人选。李延年因此确有显赫的外戚身份。
后来，由于李夫人早逝，作为宠妃，汉武帝以皇后的礼仪安葬她。再后来，李家渐渐失宠，更由于李广利降匈奴，李季奸乱后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氏家族包括李延年在内都被汉武帝诛杀。
《史记》和《汉书》，都专门设置有“佞幸列传”。将佞宠列入正史者，汉武帝时“士人则韩嫣，宦者则李延年”。韩嫣从小和武帝一起长大，他从武帝手上获得的恩赏可跟刘彻爷爷孝文帝刘恒的宠臣邓通相比。但韩嫣这样的人，“常与上共卧起”，却不懂自觉和内敛，颐指气使目中无人，终于玩大发了，“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7] 汉武帝讲情都不准，他便只有死了。
而李延年却完全不同于韩嫣，可是为什么被司马迁和班固打入被鄙视的“佞幸”行列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李延年虽然是外戚并受重用，但是他首先是因为音乐才华啊！李延年之所以被司马迁等当时的正人君子看不起，应该说是与其时的音乐不受重视的观念相关。
中国古代是农业经济，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农业朴实的生产观念是与音乐这样的精神享受完全相反的。当时的政治结构是皇帝管官，官管民，传统的观念是当官比较贵。“非富即贵”这句话就可以概括两个方面：耕作可以致富，当官则身份尊贵。而从事音乐工作的伶工，除了谱写曲子之外，还登台给别人表演，供别人取乐。所以优伶被认为地位低下，相当于依附于别人生存的“奴”。除非皇帝本人是音乐家（例如唐玄宗，他不仅自己搞音乐，还开设了艺术辅导学校梨园），否则音乐工作者的地位不会太高。所以，像李延年这样的歌者，现在人们谓之音乐家，在汉朝则称为“倡”。更为不幸的是，汉朝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倡”属下九流，在所谓正人君子中真正关心音乐的人很少，音乐只是他们纯粹的取乐工具。
与此相对照的是，《史记・佞幸列传》又说：“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司马迁的意思是，不仅卫青，连卫青的外甥霍去病虽然也被汉武帝“贵幸”，但二人是凭自身的天赋成就一番功名。这个“天赋”，就是在军事方面有突出才能，而李延年是不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的。
被列入“佞幸列传”的汉朝外戚，李延年排在第一个，大抵也是历史上惟一的因为是倡出身而列入佞幸当中的外戚。从此李延年就与非议相伴，这真是天大的冤案。
我们无意去责怪司马迁等正人君子，因为当时的社会观念就是这样。文学、音乐，都同样是艺术。司马迁写出《史记》能千古流传，成一家之言，为什么将音乐事业进行到底的李延年却成了为人不齿的下九流？李延年对汉代音乐风格的形成以及对中国后来音乐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其实也是千古流传，自成一家之言的。
注释：
[1][7] （西汉）司马迁：《史记・佞幸列传》。
[2] （东汉）班固：《汉书・佞幸传》。
[3]（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
[4] （东汉）班固：《汉书・礼乐志》。
[5] 郑祖襄：《“横吹曲”史料真伪谈》，《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6]（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齐鲁书社，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津逮秘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