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献计越缅
1937年9月中旬的一天，俞大维在南京兵工署本部召见了刚从华北紧急调来，拟任兵工署香港分处处长的方兆镐与时任兵工署百水桥精密机械研究所技术主管拟调任香港分处秘书的伯父，这应当是伯父和俞大维首次会面。会面中，俞大维问候方兆镐和简单询问了伯父经历后，便直奔主题，向他们传达了军委会的指令并交待了香港分处的任务。
军情紧急，方兆镐直飞广州，伯父在第二天就带领谢承健、方兆谐、刘之国及父亲等人连夜乘轮去汉口，转汉路到广州，再经深圳罗湖入港，马上投入紧张的军运工作之中。而俞大维与伯父此时还只是刚刚认识，他们之间真正的君子之交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伯父对抗日国际军运的两次重大战略决策建议。
第一次是关于中方派出车队进入越境直接接运军械弹药的建议。
中越运输线是抗战之初所倚重的又一条国际通道。1938年7月宋子良主持召开海防分处工作会议，研究广州一旦失守后的应对预案。会上当时主管东线（我国香港与越南方向）调度业务的伯父在汇报由他主笔起草的应对预案时提出：如仅由海防分处派出人员在海防港或同登接运点协助越方车队与船只接运，则远不能胜任万一在香港-广州运输线为日寇截断后与日俱增的运输需求。
伯父提出建议：是否能抓住当时法方当局因纳粹德国在欧洲蠢蠢欲动威胁法国而倍受压力而左右摇摆的心态，商请法国殖民当局同意由西南运输总处直接派车进入越南境内接运。
宋子良当即表态同意，但因为此预案所涉及的运输标的主要是军械与枪炮弹药，因此还向兵工署报备。据说俞大维对该预案所作出的相关判断和方案设计比较肯定，还特意提出三点“补充”指名送交伯父“酌参”。
第二次是关于立即启动仰光抢运和开辟印巴通道的建议。
1941年8月伯父受西南总处和兵工署的双重委托，以“专员”身份前往仰光腊戍畹町的滇缅路全线，调研如日寇实施“南下计划”，从南部沿海方向攻击缅甸占领仰光时所应采取的应急预案。伯父听取仰光分处和腊戍支处的汇报，并从仰光港口直至畹町口岸全线实地察看后，觉得英军对仰光及港口的防卫“十分薄弱、漏洞百出”，恐怕连一周都防不住，更谈不上长期坚守。而当时在仰光港口和腊戍各仓库都积压了国际援助中国抗战的大批军火、汽油、药品等军事战略物资，一旦日寇南进，如不采取非常应对措施，肯定来不及全部运出。
在此基础上，伯父提出刻不容缓开展全力抢运（后被称为“仰光抢运”）的建议，并提出应考虑如果日军出动伞兵先期抢占腊戍或畹町如何应对及探索开辟印度和巴基斯坦军运通道的设想。
俞大维看到报告后，要伯父在昆明向西南运输总处汇报后再飞重庆。当时已兼任军政部副部长的俞大维要诸多相关部门参加，过细地询问了伯父一行沿途察看的诸多细节，逐条听取建议，有些当场拍板采纳，有些要兵工署拟文上报军委会。虽没有什么夸奖之词，但在场的人都可以感到：俞大维对伯父深入一线的作风和提出的判断和建议是相当赏识和满意的。
八莫突围署长贺礼
1941年6月，希特勒背信弃义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向苏联发动突袭后，日寇窃喜如狂，蠢蠢欲动。但日军主力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攻占东南亚，成为中苏美英等国高度关注的核心战略决策要件。
关键时刻，传奇华夏、功勋卓著的潘汉年系统不负重托，获得日本放弃北进苏联计划、即将南下的重大战略情报。
为了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中共中央在立即告知苏联统帅部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同时，指示潘汉年系统将日寇南下计划通过上海、香港、重庆三条渠道通报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日国际军运史上举足轻重的“仰光抢运”由此拉开序幕。
父亲正是以仰光抢运交响曲中的“水陆联运”和“八募突围”（八募又译为八莫）乐章而进入俞大维的视野的。
俞大维自始至终从未在西南运输总处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他是中国抗日国际军运和西南运输总处的一名“总导演”。西南运输总处所承担的武器弹药、汽油军需、军工装备等核心业务与85%以上的运量来自兵工署，接运和交货时间地点也由兵工署指定。没有俞大维，西南运输总处的功能发挥乃至存在意义都必定会大打折扣。
俞大维对回到重庆述职的这两位专员和身旁的参谋人员说：“我不要听军火，要听人（员的下落）。”并立即安排专人前往八莫军运所可能突围的腾冲怒江沿线接应，并报请何应钦下令前线部队各师级单位，要求他们组建突击分队，做好必要时进行反突击击破日军封锁接应八莫突围队伍的准备。
突围队伍包括八莫军运所及代管的西南运输总处若干单位，包括华侨第三大队义勇队，以及电台、驻修所、医务所等共三百余人。此外，还有少数自愿跟随突围的在缅侨胞。父亲受赵廷珍所长的全权委托，成为这次突围事实上的组织者。他在监查科长黄德望的协助下，将整个队伍分为尖兵小组、本队、战斗小队、南侨机工队及后卫小组等五拨。他们借助秦代千年古驿道，攀越险峻的高黎贡山，终于“一个也不少”地到达远征军总司令部所在的保山，为这段传奇画上圆满句号，并随即奔赴新的抗日战场。
开罗会议携手幕后
驻印的两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转折的时刻。在俞大维的直接领导下，伯父有幸参与了开罗会议的幕后工作。
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政府在开罗举行会议。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为会议的召开拟具了《关于未来会议军事方面之建议》。由于这些提议的实施方案不仅需要考虑兵器调运配置的总体规模和时间节点，还必须与航空车用燃油等军需供给能力等国际军运当量相匹配，才能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因此虽然在会前已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测算，但凡会谈中任何一项军品数量或时间发生变动，均需立即对运输保障能力进行修正补测，并在第一时间将测算结果报告。
那段时日中，俞大维和远在新德里的伯父之间开辟了特级保密通讯专线，由设在重庆的兵工署总部和设在新德里的中印缅战区总司令部分别指定专用电台，并启用了新的密码。伯父在近两周时间内片刻也不敢松懈，不论白天在办公室还是晚上在宿舍里，都随身带着纸和笔。有好几天晚上，干脆住在办公室里。不管是深夜还是正午，只要新的更改方案传来，伯父就会立即依据各项资料进行相应测算，并将结果报回国内，为开罗会议的顺利召开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相隔两岸情谊不绝
俞大维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长房长孙女，淹贯文史，博闻强记。俞大维学习刻苦、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等均缘于儒家理念的传承;身先士卒、宽厚待人、忠于职守更是发扬了华夏文化的精髓。他后来自述道：“我遵循和平的原则，不交个性暴躁的朋友，也不聘用得大吼大叫才能做好事的人。”
但据伯父的回忆，“和平”不等于放任，不“大吼大叫”也绝不意味着要求不严。相反，“俞大维开部务会时基本上不用写好的稿子，对重要数据如数家珍，对需解决的问题成竹在胸，但又十分重视下属有见解的意见和建议。如到现场，则对地图标高印于脑中，对工程症结一针见血”。
跟随着俞大维这样的顶头上司，伯父等人只能兢兢业业，以勤补拙，同时又须随时开动脑筋，思考探索。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俞大维的言传身教之下，“始终保持了方正本色，心胸开朗，不羡虚荣，既不奉承，也不受拍。洁身自爱，无嗜好，也无恶习”。
可以说，俞大维的为人处世对我父亲和伯父影响甚深。1956年，我父亲在“审干”时所写的《自传》中提及：“八莫虽仅仅数月，但对我是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其中不但包含与祖国五湖四海两万多名工作人员一同奋战在抗战运输线上的自豪之情，更隐含着对上司俞大维的尊敬怀念之意，当然，后者在当时是无法宣之于口的。 上世纪60年代初，伯父将父亲设法托西南运输总处老同事带到台北的信，以及父亲和祖母三叔大二姑他们的合影照片给俞大维看，俞大维十分关切地询问父母亲的现状。也许他早已忘记了当年的贺礼，但对父亲他们的八莫抢运和惊险突围还记忆清晰。
在台北期间，伯父伯母有时会去新生南路看望俞大维夫妇，那里离伯父在大安路（仁爱路四段）的寓所不算很远。伯父最深的印象有两个：一是满屋的书;二是一副长长的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俞大维性格乐观，和妻子陈新午晚年相濡以沫，感情甚笃。陈新午后来因病长期住在台北的三军总医院内，俞大维每天早晨一定前去看望。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决无例外。
纵观俞大维的一生，虽历任要职，从国民政府的兵工署长、军政部副部长、交通部长，一直当到“国防部长”，却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他还说，凡是打过仗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战火重燃，因为战争只能带来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
祖国大陆也没有忘记俞大维。世纪之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时，隆重举办两弹一星科学家表彰大会。受奖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座的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3年7月俞大维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长子俞扬和遵照俞大维的遗言，驾机飞上蓝天，将俞大维和陈新午的骨灰一起洒到了金门外海面上，回归到孕育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蔚蔚大海的怀抱之中。
先贤已逝，精神长留。我的父辈与俞大维先生数十年间除了工作交往之外，基本没有无关的“宴会”或“应酬”，想来《庄子・山木》所云“君子之交淡若水”也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