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党组会议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领袖亲手参与，江青起了恶劣作用。通过这场批判，江青由过去的隐身状态闯入政治前台，给此后的中国政治带来巨大阴影。对此已有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叙述。
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江青于何时在公开场合露面发难？根据新近披露的当事人袁水拍笔记判读，为1951年4月10日。在当天的文化部“文学戏剧党组”会议上，江青出面发言，点名批判电影《武训传》，且言辞凶悍，就此拉开了公开化的批判大幕。
如果不算江青，再除去一二人外，所有发言者都把批评重点放在电影《荣誉属于谁》上，而且主要着眼于创作方法，批评用语尚属平和。当时，电影《武训传》公映不久，好评如潮。在这个会议上，大部分发言者对《武训传》保持缄默，即便是个别人的批评也是点到为止。在这种氛围下，江青有备而来的发言异军突起，重锤击打，格外引人注目。在江青发言后，没有人附和，主持人周扬匆匆宣告收场。这天的江青，真正是初露峥嵘，但在当时恐怕还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批评落点绕回《荣誉属于谁》
人民日报文艺组（相当于部）组长袁水拍与会，记录首先写清“4月10日，文学戏剧党组”字样。但看发言名单，即可认为它至少是一个“扩大的”文化部文学戏剧党组会议，因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还有当时并不广为人知的江青也参加了会议，而且都发了言。
在“党组”字样后，袁水拍手写了会议提要：艺术思想表现在作品批评上。不按行政划分，按党与非党组织来划分（来划分――此3字为本文作者所补）。以实践论作为武器，以影片作为材料。
这句话应该是针对批判《武训传》而言的，表明对开展批判已有了大致构想。
根据袁水拍的记录，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严文井最先冒出一句话来：“问题埋伏深一点……”未知其明确所指，即有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张庚发言，点名批判《武训传》说：“《武训传》该不该写专门磕头的人？兴学办出来是革命者抑或奴隶？表扬革命者。武装暴动侧面不能扭转，正面人物主角。赵丹演技不正确。将至爱踩在盆中，很傻。见地主发抖，表现噱头。批评要深入，谈剧（本）太多。不光是剧本问题，好剧本也可演坏。”
若按后来事态的发展来倒推，张庚的发言算得上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但由于主持人没有指点清楚，10天前曾参加同一内容会议的与会者中，还有人纠缠在对电影《荣誉属于谁》（以下简称《荣》）的挑剔之中。时任中央文学讲习所副秘书长康濯接着发言，又去挑《荣》的毛病，说电影编写不合理，观众并不知道新旧调车法哪个好，“作品应以最简单办法反映出来，使人了解”。结果“全站只有副局长知道。问题如此严重，大家却不知道，上级明知而不用”。他的结论是，这部电影“歪曲部队老干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蒋天佐则是将两部影片放在一起批评，说：“《武训传》表现在文教思想中间，违反爱国主义的道路。《荣誉属于谁》，党委会官僚主义，明知调车法却不要局长用。”他认为这部电影的修改并不是改改名字就可以通过的。
严文井终于得到发言机会，仍属于埋头批评《荣》的，说它的主要缺点是：“写现阶段实际工作，通过两种人物，表现两种思想，结果是一个技术经验，回答太简单，忽视中国党，不符（合）革命实际。在东北学习苏联经验很多，技术人员则有抗拒。因过去（有）美国法，日本法。老干部都是起带领作用，学习苏联经验。”他挑明要害是，该电影不该贬低老干部。
聂荣臻关注对《荣》的批评
袁水拍接下来记录的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言。此时朝鲜战事正急，志愿军正在准备发起第五次战役，坐镇总参的聂荣臻前来参加讨论电影的会议，令人惊讶。按当时中宣部从事电影事务的钟惦回忆，1951年中央军委召集过文艺界座谈，对于如何由电影来反映红军长征，聂荣臻有个非常热烈而恳切的讲话，对电影界寄予莫大的希望。然而，聂荣臻为什么参加4月10日的会议，袁水拍的记录没有说明。
袁水拍对聂荣臻发言的记录只有两三行字，极简略。聂代总长表示赞同严文井的意见，批评《荣》剧说，东北没有这样的老干部。老干部不会反对苏联，因要生产。新技术员则抗拒，（要执行）东亚标准。
聂荣臻的发言虽然简略，却因开国元勋的巨大影响力，著名诗人艾青和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在接下来的发言中都顺着聂代总长的语调继续批评电影《荣》的“概念化”缺点。
会议发言至此，该是一小时过去。批判主调还在《荣》上绕圈子，对《武训传》最多只能说是浅触及。按说召集人周扬很清楚今天的会议主旨，但他就是不予点破，听任发言人信马由缰，仍然沿着上次3月30日会议的“批判两个电影”思路轨道，重点还放对《荣》的批判上面。
许立群发言没有转过话题
这时，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发言了，他将矛头直指《武训传》说：“武训此人很难写好，居然也有人喜欢，丢中国人的脸。疯疯麻麻，变成大家欣赏的丑角。一半劳动人民，一半鬼里鬼气，傻。”
许立群发言简短，然而他对《武训传》确实持批判态度，不久后就用“杨耳”的笔名写了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发表在1951年5月10日《文艺报》上，指出《武训传》有严重思想错误。此为后话。
按说这是一个扭转话题的机会，接下来发言的著名诗人、《剧本》杂志主编光未然却没有接许立群的话茬，还是批评《荣》，并且具体到演员表演，认为张平扮演的老局长，是“从概念出发的毛病。用小资产阶级片面性去批评老干部”。
但是他随后掉转话头说：“《武训传》是《阿Q正传》。但阿Q是揭露的，且阿Q是破坏的，仍被枪毙。《武训传》作风不严肃，庸俗。”在这里，光未然显然是说武训和鲁迅笔下的阿Q是两个不同形象，武训是保守的，而阿Q是破坏旧事物的人。
没有想到严文井第三次即席讲话，又把话头导回《荣》，说电影本应将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美蒋”。而电影《内蒙春光》也是写了次要矛盾。《荣》可以写“调车法”，但要用来对抗日本经验和国民党经验。 《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柳青成为会上最后一个《荣》剧的批判者，他针对《荣》说，“写内部（矛盾）主要是为了这个技术怎样搞好”。
江青登场严厉批判《武训传》
会议开到这时候，说明曾有两次将话题扭向批判《武训传》的机会，都被与会者绕回去接着批判《荣》了。继续开下去，还可能这样绕来绕去。终于，到会的江青发言了。
江青显然不是“文学戏剧党组”成员。以当时情况推断，当以1950年7月成立的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身份前来，按说也顺理成章。有一种说法说她此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袁水拍的记录没有提及，而他对江青发言的记录当属详尽。
江青说：
（看了）《武训传》生气，特别是看了批评文章。天津反攻力量很小。《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未可厚非，现在非厚非不可。否则，打不倒。太平天国是革命的同义语，替劳动人民服务，他是劳动人民。一文一武，混淆模糊革命者面貌。学校无贫雇农。大豪绅。先生是进士，巡抚是大刽子手，平捻。这批人如何能替劳动人民服务？无阶级观点。我们学校内中农以上（应为“以下”，系记录者误记）学生也是很少，贫雇农抽不出劳力、口粮。把武训从统治阶级拿出来还给劳动人民。
1838（这是武训出生的年份，可判断江青在这时讲到了武训。因系常识性介绍，记录者没有逐句记录――作者注），具有某些改良，而非革命者。替地主小有产者服务，够不上戊戌政变的唯心论者。但也非杀人统治阶级。（武训）放债三分利，曾做几年苦工，放债社会但替统治阶级服务，收租三四十年，职业叫化子，繁华地方走。富了，为有名的叫化子。
陶行知，“一二・九”运动以前是改良民主主义者，“一二・九”以后政治斗争（中）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人民教育家。现学生非但不批判，且把陶（行知）与武（训）一致起来。以武训在凝固内部。武训能办到，我能不（能）？陶的策略作用。武训是清朝也容许的，但现在国民党却不容陶行知。问题在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武训？如陶行知现在还在，则全国人民做他后盾。
（影片《武训传》中）周大是虚构的，但可以有。是我们传统，但写得不好。武训非我们传统。历代农民暴动以几十万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都是革命手段。与武训没有丝毫相同。《武训传》歪曲现实，歪曲传统。
满清、北洋（徐世昌）国民党（何思源）他们为什么不表扬李闯王？《武训传》严重思想毒素，写义和团没有一点好的，贩卖卖国主义。李士钊、李长之、端木①（似是而非）把亲戚写成篡夺者。董渭川文标准（教授）想出周大来，并把武训来代替。共产党无办法解决贫穷，武训却用下跪解决了这问题。
江青这段发言很有城府。钟惦回忆，他听到过江青叨念说：“荣誉怎么能属于一个新从苏联回国的……”这句话是指向电影《荣誉属于谁》的。但在这天的发言中，江青完全放过了《荣》，把批判的火力全部集中于《武训传》（钟惦《电影文学断想》，见《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在这个发言中，江青首先认定另一部电影“《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但在今天她只打算“厚非”一下，说一声不是，是准备留待他日大做文章的。接着她颂扬“太平天国革命”，意思是和武训对比，前者为劳动人民服务，而武训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江青认为，《武训传》塑造了武训和周大“一文一武”两个人物形象，都是“混淆模糊革命者面貌”的。影片中的武训是“统治阶级”人物，他办学校找来的学生里“没有贫雇农”，聘请的老师是进士，这些教师和学生不能“替劳动人民服务”。实际上，江青凭借臆断，认定历史人物武训就是不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武训终其一生为穷苦孩子办义学、分文不取的基本事实根本不在江青的眼里。这种凭主观臆断来定性的做法，在其后不久的“武训历史调查”中将被放大和任意运用。
江青讲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武训虽“曾做几年苦工”，但后来“替统治阶级服务，收租三四十年”，“富了，是有名的叫化子”。
江青讲到了陶行知，褒贬差互，总体评价是批评陶的，明显表现出对陶行知“改良教育”影响的担心：“如果陶行知现在还在，则全国人民做他的后盾。”而江青此时没有说出口来的点题之处在于，陶行知推崇和学习武训的办学思想，付诸实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再接下来，江青说得明明白白：“武训非我们传统。”她说历代农民暴动都是“革命手段”，与武训没有丝毫相同。“《武训传》歪曲现实，歪曲传统。”这实际上已经把批判《武训传》的意义挑明了，日后的批判即循着这个思想轨道运行。
江青甚至在不长的发言中点名批评了热情歌颂武训的几位山东籍人士李士钊、李长之、董渭川。他们在此后不久迅即展开的《武训传》批判运动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或批判。
江青发言的最后一句话尤其耐人寻味，说《武训传》的要害在于表达一种观念：“共产党无办法解决贫穷，武训却用下跪解决了这问题。”
江青这席话过去未见披露，这是第一次见之于当事人笔记，当是对《武训传》批判运动史料的重要补充，值得重视。
周扬结束语言不由衷
江青讲话之后，这天的会议就该结束了，轮到会议主持者周扬讲话。这时的周扬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武训传》，说这部影片“把丑恶落后的动作当作美丽来看。革命是哭出来的，以实现武训的理想”。
周扬指出，《武训传》“实际为统治阶级服务”。如果说武训是“劳动人民叛徒”，“不对，因他没有革命过。牌坊是自造的。他放钱搭上士大夫关系，提倡逆来顺受。高尔基指出过苦行宗教的反动性”。
按说，周扬长于雄辩演说，但这天结束会议的话却说得散乱，前后很不连贯。自然，记录者袁水拍的记录也是散乱的，总共没有几句话。结束语中，周扬只字未提《荣誉属于谁》，说明他对会议主旨了然于心，对电影《荣誉属于谁》的批判就此式微，最后不了了之。而对《武训传》的批判，由此拉开了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