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关键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语境规范；文化批评。
Mass Culture and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ritique of Cultural Theory and Standard of China’s Context
Abstract：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culture is an industry. The mass cultur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cultural products produced by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uch as films, advertisements, popular music, common novels, and TV programs.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an hardly be detached from the mass culture. So all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the vulgar mediocre content and the curry favor with popularity, in particular, are likely to be the problems of mass culture. Though with its fundamental shortcomings, mass cultur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its historical retionalization, can noe be got rid of by force. People can only keep an attitude of cultural criticism toward the mass culture.
Key words：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contextual standard; cultural criticism.
一、反拨与突破：批判理论的批判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两种经济”理论，是专为大众文化研究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新理论。所谓两种经济，一是“金融经济”，一是“文化经济”，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费斯克以电视为文化产业的例子，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于这两种平行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之中，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2](P.311)。费斯克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工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符号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物质的。所以在消费社会里，能带来意义和快感的商品都有“文化经济”价值；并且建议，大众文化的研究取向必须走出“金融经济”系统而转向“文化经济”领域。他在研究中发现，大众文化产业无论如何不能完全等同于商品的买和卖，它不单纯是消费，同时也是文化；他明确指出，文化不是指在艺术杰作中能找到什么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么超越时代、国界和永恒的、普遍的“人类精神”，而是指工业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是指现代化社会中生活的方式，它涵盖了这种社会的人生经验的全部意义。
大众文化总是介于两种不同倾向的扩张之中，既承受封闭意义的压力(意识形态性局限和设定意义)，又提供意义开放的可能(不同的受众各取所需)。批判理论家们突出了前一方面，伯明翰学派注意到后一方面。鉴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式文本”的特点，费斯克要求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应“双重聚焦”[3](PP.129-130)：一方面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内容，揭示大众文化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现存秩序、控制大众的作用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读者观众对大众文化的接受特征，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文化商品所提供的文本，又如何利用文化商品这一材料资源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过去讨论后现代概念时，更多地集中于解构主义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后现代理论去中心化、破除整体性、反宏大叙事等等；其实，后现代主义还有另一面，即：强调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抹平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的分野、有意使用戏谑式的反讽手法、使总体性风格含混不清等等。这些平民化的、反本质主义的以及反等级的文化倾向，无疑是当代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生产的机制和特征。有“后现代大祭司”之称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与角度出发，对大众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这本书中，鲍德里亚提出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的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终结旧的文化形式，并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所以，传统批判理论指责大众文化被框定在极度的消费主义之中、风格是千篇一律的刻板单调和平庸陈腐，是无的放矢，因为在这一方面它正体现后现代文化的真正逻辑。通过对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细致分析，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文化不再是批判理论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御用工具，恰恰相反，它形成了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姿态。鲍德里亚非常重视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解释以及现实转化为审美幻象的文化机制，他的仿真理论是理解当代消费社会审美特质最为有效的学说；在他看来，消费社会的现实就是超真实的，超现实主义的秘密是可以将最平淡的现实变成高于现实的东西，但只是在某些特殊时刻才能如此，它仍然只能来自艺术和想象。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后起理论的反拨与突破，丰富和充实了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话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批判理论的苛刻与冷酷，使人不由得联想起“革命”时代文化的绝对控制；而后起理论的反拨与突破，则使人感觉到一份宽容与博大，很容易将其与美国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理论里要求剔除激进主义、重新发明革命来完成人类解放议程的倡议相联系。从这层意义上说，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已经告别“文化革命”或“审美救赎”阶段、步入多元开放的“后革命”时代。
二、中国语境与“后革命”特色：文化批评的现实意义
告别尖锐的“文化革命”、进入“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话语，在西方存在以下几个有影响的流派：第一，以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以霍加特、霍尔、威廉斯、汤普森、莫勒、霍布森、威利斯、费斯克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第三，以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葛兰西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第四，以福柯、摩德丝吉、安戈、莱德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化思想；第五，以詹姆斯、鲍德利亚、利奥塔、贝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它们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至今仍是我们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理论所必须汲取的话语资源；但也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文革”后的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曾努力重建历史叙事，使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革命传统建立牢固的历史延续性，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当历史确实趋于祛魅、宏大的历史叙事趋于解体，这使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不得不寻求新的表意方式，但是现实的意识形态依然具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加上对新的所指的不明晰，使中国思想文化陷入一种新的两难和无根的恐慌。在这种情境下，大众文化的崛起成为各种文化力量的想象性战场。
对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如果从文化接受层面去考察，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不尽一致。一种是以精英意识和纯审美的眼光，对大众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以为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衰落的标志，由此加剧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对大众文化表现出相对宽容的姿态，并从文化人在大众文化面前的失落感中看到了过去的畸形的文化心态和中心情结，从而努力调整心态，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文化格局。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人对大众文化表现出来的丧失原则和立场的一味认同、抚慰的态度。从恶棍、小丑到明星，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作为反面教材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大众文化要么以因软化革命斗志而属于******的性质，要么因经常涉及凶杀、暴力和色情而属于道德腐化性质，总之其恶棍形象反映了阶级斗争论的残余；作为低层次与商品性的大众群氓文化的化身，大众文化难逃“小丑”的角色，反映了精神贵族居高临下的霸权作风；而作为国家、集体或个人的摇钱树与社会时尚，大众文化借助市场逻辑的霸权摇身变成了当代的明星、成了消费文化的代表。也许在短时期内，大众文化还会有不少角色变迁，但是理想的或曰真实的身份应该是文化中的普通一员，淡化人为的炒作，从伪个性化到真个性化，在顺从与反叛、消费中的制衡与狂欢中的抵抗之间实现大众的自主与文化的嬉戏，使大众的文化努力回归到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