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亲身参与者、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当年笔记近日被发现辨读。笔记清晰地表明,最初还有一个电影与《武训传》并列于批判榜上。它就是由成荫导演、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影片《荣誉属于谁》(以下简称《荣》,1950年9月摄制完成)。笔记表明,经决策者一番考虑后,《荣》被放过,改为导演检查,内部批评,大批判运动的火力转而集中于《武训传》。
一场思想悲剧由此拉开大幕。
袁水拍笔记完整记录了会议发言
袁水拍将这部分笔记写在长15.1厘米,宽11.1厘米的4孔活页纸上,未加装订,首尾页有较为硬质的相同大小纸板夹住,以防散失。活页纸每页分19行,密密麻麻写满小字,一般字高不超过5毫米。经辨读,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达四千余字,记录者的勤勉令人惊叹。记录者大都使用繁体字,也有一些缩略词,有些语句不连贯,个别字迹难以辨认,但总体上记录清楚,足具史料价值。
文首清晰地写明,这是1951年3月30日召开的文联党组会,主题是批判两部电影故事,检查文艺思想。主讲人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兼任文联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和部党组书记。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当时还被当作民主人士看待。
包括周扬在内,有12人出席会议,发言顺序为周扬、丁玲、光未然、艾青、陈荒煤、严文井、蒋天佑、吕骥、康濯、李伯钊、蔡若虹、沙可夫。从文内记录周扬插话和会议结束时他的总结判断,开场讲话人也是周扬。
《荣誉属于谁》原本和《武训传》并列
袁水拍在开始时记录:《荣誉属于谁》、《武训传》审查通过。预演、上演时有好评。文艺方面的人没有看出来,毛主席指责。《荣誉属于谁》,看故事对(它)不满意,指出后还好一些。①这个意思是,毛泽东看过影片《荣》后予以批评。接下来的记录为:
当然,对老干部歪曲了,新导演好。文艺作品中批评铁路分局一级不慎重。(审片时)引起人注意并好评,主席认为非常不好。看了《内蒙古春光》(1950年5月摄制完成)后只觉得政策上有缺陷。对此(指《荣誉属于谁》)则非常不满,并以此作为教育材料。何至(于问题)严重如此,(要)禁演?毛病在何处?出了这题目,谁(似应理解为“谁出了这个题目”)?政治性的题目,对中国革命作一结论,影片给人的回答是不正确的。“荣誉”属于一个采用新调车法的人,苏联的一种技术方法不能算(荣誉)。荣誉和经验主义为什么(要盖大房)(不统一)②。“拒绝苏联(经验)”在干部中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拒绝新的、照搬新的,这两种都未(后面似还应有一个词汇,记录者省略了)。根本精神在未注意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许多创造性――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是首先应(该)属于荣誉的,(这句话似应读为:荣誉首先应该属于许多创造性的东西,如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如属于新调车法则是错了。换一个名字也不对。表现这样一个大题目不能由无经验者写 “学苏联就是了”这种东西。党之所以胜利是从实际中来。(影片)对革命作了极不正确的表现,荣誉应该属于将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创造者,不是相反。
这段记录接近五百字,只字未提《武训传》,批评矛头完全指向《荣》,且十分具体。
《荣》的故事梗概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难以完成新增任务。新来的副局长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调车法,解决列车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经验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3月30日会议上,周扬说完了《荣》的问题,调头指责《武训传》:
《武训传》,(花了)二十七亿,(拍了)两年,也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哪些应继承?革命传统、太平天国(以革命的行动来推翻,而不是改良主义――此括号为记录稿原有);《武训传》中的斗争方法是磕头、挨打。怎样对待传统中属于人民的东西?磕头不是传统。
上述记录总共不足一百三十字,周扬随即将话题上升到宏观层面评论:
电影重要,要注意,很自然地(要把它)提高到去年文化部工作中最大的一项。胜利很大,把市场改变(了)。如果没有去年26部③,改不过来。(去年拍的电影中)概念化、形式化也有。也有好的,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好评最多。缺点恰恰表现在思想领导上。
周扬提示说:
全党要注意这(项)工作。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实现工业化、反特、肃反已经动员,要组织。电影最普遍,去年一亿六千万(概指1950年电影票房收入),超过报纸出版物。表现在文学、音乐上,有没有反现实主义倾向,不真实,无思想性?
这段话主要强调电影的社会影响力。说到这里,周扬转过来再次批评《荣》说,对这个电影,我看了不舒服,为什么写得我们老工人这样不行。可以写苏联先进,但不必说我们自己很坏。如无我们吸取是不行的。缺少对自己阶级、党的热情,民族的情感。④真正有思想性的电影批评还少。
周扬最后说,这两部电影――《武训传》与调车法(即《荣》的问题),“是爱的对象未找好”。
周扬在开场白中,以大部分篇幅批评《荣》,指出该片所以受到领袖批评,根本问题在于未注意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本该将荣誉归于党的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但影片却不恰当地夸大了苏联“先进经验”的作用。 大部分发言者批评《荣誉属于谁》
周扬的开场讲话有引导作用,随后发言的人也将主要批评矛头指向《荣》。
周扬之后发言的,按记录顺序是丁玲、光未然、艾青、严文井、蒋天佑、吕骥、康濯7人,袁水拍记录他们的发言有一千三百余字,推算总发言时间应在一小时左右,发言中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武训传》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蒋天佑发言后,袁水拍记录了周扬的一句插话:“生活不够,到群众火热斗争中去。”看来也是针对《荣》的。
梳理这7人发言,主要是指出《荣》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学习苏联电影方法,是关起门来创作的戏剧学院作派,使用“误会法”技巧,脱离实际。(丁玲语)
诗人光未然说,对《荣》的影评文章就写得有缺点,有卖弄技巧之嫌,缺乏表现力。艾青的发言记录很简短,认为《荣》的“问题是生活不够”,不懂艺术,生活与艺术倒置。
严文井、陈荒煤、蒋天佑的发言内容近似,都认为《荣》表现力不够,是作家生活在“小圈子”里,对火热生活接触不足而造成的。
吕骥认为,目前在文教统一战线问题上,民主人士多数摸不到底,不敢放手,但“另一方面形式主义东西已在偷偷进来”,因此“要严肃我们的阵线”。
康濯的批评偏离《荣》,言及作家萧也牧,说萧的作品中“解放区的和小资产阶级口味都有”,说明作家要比较长期地挂职深入生活。
后续发言,李伯钊、周扬批评《武训传》
康濯之后,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钊的发言一上来就是针对《武训传》的。她说:“(党的)思想领导很好。(批判)《武训传》根本思想要揭露改良主义。(武训是)最丑化的形象,站起来(都)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⑤正确领导应该影响他人、同志。(影片体现了)非常个人主义方法,任何党员都要以党的正确意识去团结更多人。”
但她随后的发言也偏离《武训传》说:“党内歪曲毛主席方向。《一场虚惊》⑥,没有正确反映解放军,嘲笑丑化自己太多,太迁就。”她接着表示,要“肃清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影响”,“要投入火热的斗争”。
她还说:“青年文艺工作者到底学谁?向谁学习?目标何在?指导青年学什么文学作品。要求党内严格批评。”
李伯钊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夫人,她的发言值得注意。在她之后,美术家王朝闻、蔡若虹发言主要谈绘画问题。之后艾青再次发言,指出从老区来的作家要尽快熟悉新生活,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要“首先澄清党内思想,检查人民文学的作品”。而在批判错误倾向的时候,应集中在“几个主要倾向问题,打击面不要太大”。
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沙可夫最后发言,将话题拉回《荣》。他说,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看了这部电影,但没有想到电影存在问题,看来《荣》“内容不充实,勉强加上抗美援朝,着重在形式上,产生形式主义来掩盖空虚”。
会议持续时间不短了,周扬总结发言说:“对两个片子(即《荣》和《武训传》的批判)及其他问题,不能再迟缓,以免文学事业受损害。(要)把党组织活动搞起来。”
他提出要求:
一、加强思想领导。
二、学习。对学习问题,周扬说得比较多:“思想领导表现在组织创作和批评方面,把作家放在最适合的地方去。引导他到这方面,(即)大的政治方向。”
周扬最后指出,现在党内正在进行学习整风。我们在一年内经历的变化,比过去8年还要多。由于变化巨大,从老区来的和新区的同志都要学习,非党人员也要学。要以毛主席的文章,以《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武器,批判材料就是两个电影。再加上一些其他部分材料,学习得好即是整风。在创作上不要自满,同类错误不要犯两次。电影局有自满苗头,在创作思想上有问题,提请注意。
周扬最后捎带一句话说,还要批评一篇文学作品,即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会议即结束了。
批判矛头集中转向《武训传》说明什么
涉及重大事件进程的当事人日记、笔记往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袁水拍以过人的细致和勤勉留下的这份笔记,对批判《武训传》由来作出了重要诠释。
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后来回忆,有材料说:3月20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 (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决心对他发现有问题的电影进行批判,最初选定两个目标,而且对前一目标的指向十分明确,即:该片不恰当地赞扬了苏联经验,却没有对本希望首先予以肯定的党的传统――马列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大力弘扬,因而有损于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
但最初对《武训传》的问题所在叙述得比较简略,主要是认为它歪曲乃至丑化了争取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正确方法――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统治,而不是逆来顺受的迎合与忍让。但要批判它,还“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
在3 月30日的会议之后,并没有出现大范围批判《荣》的高潮。文化部领导向该片主创人员传达上级精神时的表述十分含混,导演成荫多次写出检查后仍然没有弄清楚究竟错在哪里,以至于发出了今后拍电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感叹。
但对《武训传》批判则层层加码了。此后对《荣》的宽容度变得更大,被允许进行修改,而且改换片名为《在前进的道路上》得以公映。
为什么放弃对《荣》的集火式批判?较大可能性在于,如果大力批判《荣》,必然触及当时奉行的“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大政策。而“一边倒”是一个带有明显时段性的外交政策,毛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如此。尽管他不久前访问苏联时的经历并不太愉快,裂痕发生过,虽经修补并没有完全弥合。但当时斯大林犹在领袖位置,朝鲜战争激战正酣,还需要维护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批《荣》产生了对“一边倒”政策的负面影响,那是毛不愿意看到的。其二,《荣》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当时领袖对东北局的领导还相当信任。其三,《荣》的导演成荫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三八式”老干部,刚刚导演了备受观众欢迎的电影《钢铁战士》,要批判他毕竟有所顾忌。而《武训传》则由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导演孙瑜是非党人士。
由于这些因素,《荣》逃过一劫。3月30日的文联党组会议之后没有几天,《武训传》被列为批判的主要靶子,到十天后的4月10日,江青就要公开露面发言,初露峥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