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油”这个名字诞生开始，就注定和一个叫做“洪江”（编者注：本文所指“洪江”皆为洪江古城）的小城息息相关。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洪油”和“洪江”，一项技艺和一座城市，分享了所有的荣誉和耻辱、欢乐和哀愁，成为命运交汇的共同体。当“洪油”逐渐被视为死去的手工技艺时，它曾经支撑的这座城市的记忆，也渐渐离我们远去。
洪江，坐落在湘西边陲的沅水和巫水交汇之处，有着茂林修竹、扁舟竹筏以及清澈平缓的碧绿江面。它异常美丽，也异常安静，安静得仿佛被遗忘在时光之中，让人忘记了这座千年古城曾经因为一项特殊的手工技艺而带来的极盛与繁华。
在一百年前，这条上可以溯至川蜀云贵，下连武汉上海的沅江之上，曾经往来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木帆船，这些船只的目的，大多只有一个：将盛产于洪江的“洪油”运输到常德。在常德，“洪油”由货轮拖运至武汉，再改江轮运至镇江和上海，在上海再经由港口转运至西欧、北美。1940年沈从文在他的《湘行散记》中也曾记录：“在沅水流域行驶，表现得富丽堂皇，气象不凡，可称巨无霸的船只，应当数‘洪江油船’”，又说，“由辰溪大河上行，便到洪江，洪江是湘西的中心……通常有小重庆之称。” 1954 年，湖南湘西，湘西国营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收购桐油。图/ FOTOE
然而，不过五十年，“洪油”这个称号就已经被人逐渐淡忘。如今，这座缺乏支柱产业的小城，常住人口不过5万，甚至远远比不上它在极盛时期――上世纪40年代人口的五分之一。
兴于“洪油”，衰于“洪油”，对于一座曾经以家庭式手工作坊的方式撑起了半个湖南财政收入的洪江来说，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了一项手工技艺所带来的骄傲本身，渗透进作一个城市的文化血液以及最根深蒂固的部分当中。
桐油：一项手工技艺的命运
如果要了解“洪油”，首先必须了解，桐油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而桐油命运的变迁，实际上，也正是传统手工艺在向现代化的工业产品转型的历程。
熬制桐油在中国已经有着漫长的历史，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隋唐时期中国的农民们已广泛利用桐油。因此，它与农耕时代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在西南地区，人们居住的房屋大多是木质结构，需要桐油涂制以防虫、增亮;油灯、油墨、油布、油篓、油纸伞等生活中常见的必须用品，也都离不开桐油;而对于在农业文明中最主要交通运输手段――船运业来说，桐油更是必不可少。“中国普通用桐油最多者，为油漆船之各部，凡夹板以至舢板，船之船体、船具，咸利用桐油以避水族附黏船身及作防水、防腐之用。”所以，桐油熬制往往是长江中下游农民兼职谋生的技能，在西南、或是江浙一代，也有大量家庭式的桐油作坊。但和当时所有的手工技艺一样，农民“视桐产为副业，其盛其衰，一若无关宏旨”，始终只当做生活的副项――这样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中国封闭的国门被西方强行打开。
桐油在洪江的制作“始于清嘉庆年间，以桐油作原料，加入桐籽炒枯之后榨出的子油、洗油，熬炼而成。因其色红，海关称红桐油，销售镇江、上海及江苏、浙江等地”。洪油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洪江适宜桐树栽种的自然环境。自光绪二十四年始，洪江所在的怀化地区便在政府的鼓励下大规模植桐，再加上便利的水运条件，以及手工艺者在重庆“秀油”的基础上反复改进工艺，洪油成为了洪江最为倚重的手工艺品，畅销一时。“洪油”的得名不仅因其生产和销售地在洪江，也与其炼制后显现出的色泽与其它桐油不同有关。洪油不是一般桐油的金黄或浅黄色，而呈现出质地浓艳的红色，因此也称之为“红油”，在江浙沿海一带，洪油被称为“顶红”，盛赞其为桐油中的极品。其独特的防水、防渗、防蛀、防海螺、苔藓吸附的功能，使其成为涂抹木制海船底部的油灰的主要原料，出口到东南亚，甚至更远的澳大利亚、西欧等地区。洪油远比普通桐油卓越的防腐性能、坚韧凝着力、干燥性等特点，一直使其在市场上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和桐油中极品的美誉。
近代，“五口通商”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桐油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洪油更是“外销陡增，内销之数，反仅居百分之四十以内”。
洪油特性的优越，究其原因是其炼制技术与工艺的特殊与精细：要经过“籽油”制作、“洗油”制作和洪油熬炼三道工序，尤其是在炼制过程中，要将桐籽烘干粉碎成桐枯粉与普通桐油兑比混合，再进行复榨、分离，反复几次，才能保证洪油的浓度和色泽，以及优于一般桐油的渗入木材的能力。如此繁琐的工艺流程，在机械程度不高的民国时期，只能依靠手工艺人的经验才能完成。因此，洪江的洪油自始至终都只是以手工艺品的方式而存在。 洪江城与洪江人：手工技艺中记录的历史
整个洪江地区的历史与洪油业的兴衰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开始，因为水利交通的便利，洪江就已经成为了湘西边陲最为重要的贸易集散中心、最繁华的商业都市。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王炯在《滇行日记》中对洪江的描述是：“烟火万家，称为巨镇”、“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而支撑起这一繁华景象的，则是洪油业。
从清同治三年（1864年），张吉昌在洪江创建第一家油号开始，洪江经营的油号逐渐增多。到了民国时期，洪江知名的洪油品牌有：庆元丰的“岐山凤鸣牌”、杨恒源的“顶尖牌”、徐荣昌的“桐花牌”等十余种。油号遍布洪江，据洪江市托口镇现年75岁的老人唐才地回忆，洪江的“八大油号”在托口镇俱设有榨坊，雇佣工人每坊二、三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日夜榨油。据1935年的全国实业调查报告显示：洪江桐油业“鼎盛时期，同业（洪油业）有十六、七家之多，运出洪油十二万担以上，值七百万（银元）”。这几乎占到到全湖南省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来往于沅江上运输洪油的轮船气势恢宏，来往不息，满载财富奔向当时对洪江人来说广阔的世界。
当时的洪江富贾全部都集中于油号商人身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洪江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莫过于白手起家、一夜暴富、鱼龙变幻的油号创始人的生平。当时，洪江最富有的油号“徐荣昌”，其创始人徐东甫就出身农家子，且自幼丧父，初到洪江时，身无长物，从一名柜台学徒做起，逐渐成为富冠洪江的油号商人。当时的油号巨富几乎个个都是出身贫寒的学徒，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逐渐掌握了洪油生产的流程和配方，然后另起门户。这些人原本世代务农，或家道早已败落，也有寒门秀才，社会上升的空间已经被断绝，而身逢乱世，一个手工行业的乍然兴起，却给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注入了满满的创业激情和无限的可能性。以至于一时之间，民间盛传“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当老板”的口号，吸引许多人到洪江创业。 湖南怀化市， 洪江古商城的“刘同庆油号”。图/ FOTOE
洪油带给洪江城巨大的财富，也带给洪江人更宽广的视野。曾是湖南省排名第二的巨富、庆元丰油号的老板刘岐山，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之一。他长期以财力支持孙中山等人的事业，有“小孟尝”之称。而在当时的洪江这个小地方，光是报纸就有十几份，发行量最大的《雄溪报》，其刊名还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题。突然兴旺的桐油业不仅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还改变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考方式。
在抗日战争以后，试图自救的洪油业却难再恢复元气。建国后，洪江成立了植物油厂，将所有原本的油号重新整合，曾一度激发了洪油行业的复苏，但由于洪油自身作为手工艺品的特点，如其生产的关键步骤，尤其是桐油与桐枯粉的配比，温度的掌握，都只能依靠手工艺人长期的从业经验，其核心技术几乎无法转化为全机械生产。再加上，桐油本身作为木制品涂料和工业原料的行业地位已经衰落，而工艺繁琐的洪油无法适应机械化生产，使得其难以跟上时代的潮流，于是，洪油逐渐成为一个旧名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昔日的油号巨贾，有的在那起“通敌案”中就去世了，有的则卷入了其后的风云变幻中，最终湮没无闻。
因桐油而兴旺的洪江，仿佛是骤然被裹挟进了一场财富风浪之中。一个突然兴旺的手工行业，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带给这座小城无限的活力和希望。在繁荣了一百多年以后，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犹如瓷器之于景德镇，洪油对于洪江这座小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兴衰荣辱仿佛就被系在了一起。洪油作为一种传统手工艺产品，已经融汇了当地文化中，是最重要、最独特的历史见证。它根植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中，诉说着在民族存亡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中这座城市与个人的命运。而这已逝去历史和“集体记忆”，也成为了“洪油”这个名字最丰富和珍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