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为例，探讨文学鉴赏辞典的编写原则和方法。认为在眼下大众日益被新媒体阅读所吸引、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目标受众更趋细化的情况下，只有从撰写方式和营销方式上做出改变，才能让辞典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关键词 大众阅读 文学鉴赏辞典 工具书 多元出版 可读性
王明华先生在《辞书研究》2009年第6期发表了《理想的文学鉴赏辞典之初探》一文，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为例探讨了文学鉴赏辞典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并提出了一些扩充与完善此类工具书功能的方法。这些方法对辞典的修订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作为编撰指导，有些建议恐怕考虑得不够周全。鉴于此，本文对《理想的文学鉴赏辞典之初探》中的建议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在正文的编写部分，王明华先生（2009）在文章中首先对唐诗篇目的选定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已采用多年，有统计意义，但文学意义不大。用既成的《唐诗鉴赏辞典》来分析选取数量的合理性，价值似乎不大。从现存的五万首唐诗中选取2%，是考虑到了唐诗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选取一千一百余首就是“很有代表性和可行性的”。不过王先生却忽略了，同样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居然选取一千五百余首词，分为上下两册，而全唐五代两宋词共计两万多阕不到三万阕，尤其是词这种体裁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本身就很有限，那么这个比例似乎就很不合适了。其实，选取多少主要根据出版方的预设规模和预期市场需求而定，宋词的精华之作不可与唐诗比肩，但宋词多以言情特别是抒写男女恋情为主，不同于唐诗的叙事、言志、抒情，这让宋词爱好者对其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唐宋词鉴赏辞典》分为了唐五代北宋卷和南宋辽金卷，而《唐诗鉴赏辞典》却没有分成初、盛、中、晚唐四卷。在以后编撰此类文学鉴赏辞典时，选目也应该根据辞典的类型和目标读者群设计得更灵活一些。
二、文中“文字的勘定”和“体裁的交代”两部分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文字的勘定”指出要强化版本意识，就要交代清楚诗歌的体裁，因为“广有读者的选本、工具书却几乎不讲版本源流”是不大妥当的。“体裁的交代”则指出今天的读者由于“难以从诗歌本身看出平仄、韵部了，因而也就难以确认很多诗歌的体裁”，所以可能会把杜甫的五古《望岳》误认为是五律。显然这两部分是针对不同读者群而言的，需要搞清楚版本源流的是专业研究人员，而普通读者只是在读一首诗，欣赏文学艺术的美。这就又回到了《唐诗鉴赏辞典》的定位问题，20世纪80年代，出版业的图书营销理念淡薄，对读者群的划分不是十分细致。《唐诗鉴赏辞典》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专业人员和普通读者可从中各取所需。试想一个不懂平仄、声韵，分不清五古和五律的人，很难会对版本学产生兴趣。一个专业的古典文学研究人员，要了解某一首诗的异文，也很少会依赖鉴赏辞典。交代版本源流和异文等的结果只会增加很多无效内容，不但让书的成本加大，也会徒增普通读者的负担。
三、至于“释文的撰写”中提出的避免硬伤，那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只是作者举出的例子不是很有说服力，现姑置不论。但王先生另外提出的“避免知识留白”就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了。赏析性的文字是带有一定随意性的，由于每个人的艺术感受不同，在写作过程中的联想和生发也不同，不可能让赏析者为自己写出的赏析文字源源不绝地加上注脚，闻一多称颂《春江花月夜》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话没有任何难以理解之处，因为是加了引号用了别人的话，就一定要把这句话的出处注出来，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种寻根探源的工作是诗文集笺注者的工作，不是鉴赏者的职能。说到“形式上也要更新”，文中提出的方式可再斟酌，释文与原诗分别加序号对应、分节，以便于查对的方法，如果是极长的诗也许可以偶一为之，如果只有短短的几句诗，那这样的形式更新大可不必。对比一下20世纪80年代出的这类鉴赏辞典就会发现，其写作方式呈高度一致化倾向。诗词作品之下分段落层次析字解句，引用一些古典文学专家们学识渊博的名句，文章有规矩，章法也严谨，叙述方式为清一色的专业语调，如同大学教师在给汉语言文学本科生上课时的赏析一般。如果确定这类书的读者是“70后”往上的人群，可能还会有一部分接受者，如果从“80后”再往下，这类规规矩矩的写作方式恐很难受到欢迎。在这方面，新的鉴赏辞典的确应该在形式的出新上多下功夫。
在附录和索引的编写中，王明华先生试图在1983年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基础上做进一步完善，使其学术性更浓厚一些。比如书目的问题，既要“详古略今”，又要广收博取中外相关研究成果，更要补充近二十年来的新作。对此，我们认为适当增加一二则可，广搜博采则不必。而“全唐诗名句索引”则显然是要把五万多首唐诗中的名句都摘出来，也许对没有列入选目的诗歌是一次挽救，只是按照王明华先生的要求，又得为这些名句再加上注解，如此循环往复，一部鉴赏辞典最后可能要编成唐诗百科全书了。
因此，今天我们看《唐诗鉴赏辞典》，既要肯定它取得的成功，但也要认清它成功的背景。在眼下大众日益被新媒体阅读吸引，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目标受众更趋细化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市场和营销策略，出版机构的生存都会成问题的时候，还要试图将过去的一部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向着高端学术书的方向推进，只怕学术上的贡献要在市场上遭遇无人领情的冷场。
笔者认为，新环境下文学鉴赏辞典的编撰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古典文学鉴赏辞典的受众在日益缩小，增强可读性是其必不可少的编撰要素。《唐诗鉴赏辞典》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成为家家必备的文学鉴赏类藏书，因为唐诗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以显文化的身份登场，它的传播是唐诗的普及，也是对唐诗的艺术鉴赏。虽然不同层次的人们有不同的需求，但都可以从这样一部辞典中找到自己所需的内容，因此它的适用范围极广，从广大的大、中、小学生到普通的识文断字的劳动者，只要有兴趣，都可能成为这部辞典的受众。今天，大众特别是喧嚣的都市社会中的大众，静心赏读古典的人已不多，因为它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于精神和心灵上，无论是讲求实用还是讲求消遣的人，恐怕都不易成为鉴赏辞典的预期受众。当图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后，工业时代文化产品惊人的制造速度使读者更加习惯于浅尝辄止。鉴赏辞典究竟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在大众面前才能获得他们的认可，这应该是辞典出版机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文学专家编撰辞典不应随心所欲地发挥，而需要依据编辑的市场调研，按照特定读者群的需要来加工制造。法国的罗贝尔・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传播达到一定广度，作品内容有一定深度的前提下，写作者才有可能被称为“作家”，其作品才有可能冠以文学之名。如此一来，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解读，本质上应该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汇集了诸多鉴赏文字的辞典，既肩负着工具书的责任，同时也是一种文学作品的再创造。这些文学作品构成鉴赏辞典，它的撰写方式也要体现出新时代的文学特质，适应新的阅读风尚。
由此可见，《唐诗鉴赏辞典》的成功，不仅仅是王明华先生所分析的如何编写正文、附录和索引所取得的，它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它的成功也是时代造就的。新的时代下，此类辞典的编撰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从撰写方式到营销方式都有必要做出改变，唯有如此，才能让辞典更好地服务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