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君士坦丁堡曾是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奠基为帝国的首都。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众敌环伺的危局以及君士坦丁堡所处的战略位置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确定离开罗马、在东地中海建立新首都之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其选址标准在本质上根植于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逻辑之中，君士坦丁一世的个人作用有其地位，但不是根本原因。君士坦丁堡落成之后，帝国各地资源倾注于此，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并成为东部地中海世界的新中心。
关键词：君士坦丁堡；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地中海世界
君士坦丁堡的战略位置确实是君士坦丁一世为新都选址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角度的阐述。布克哈特认为是由于君士坦丁一世要寻找“一个不受传统羁绊的中立点”。4也有学者认为君士坦丁一世的“这一举动旨在满足一种接近新的帝国中心的需要”，是为了靠近新的政治、经济与宗教中心。5还有史家则将之归功于君士坦丁一世个人的才华。6以上观点无论是强调君士坦丁一世出于宗教、文化因素而迁都，或是出于经济、政治等原因而建设君士坦丁堡，实质上均或明或暗地认为君士坦丁一世个人的独到眼光抑或才干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堡的建设虽然不能排除君士坦丁一世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他的决定并未超越于其时代环境所提供的选择之上，也并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孤立事件，在本质上乃是长期危机状态之下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自然发展与组成部分之一。一定程度上，或可将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重建视为在危机时代对于现有军事与相关资源在帝国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而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则是这种重新配置的手段之一。但是，君士坦丁堡一旦落成，它就由于其特殊地位而得以迅速发展繁荣，从而对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重建
在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早期历史上，军队主要用于对外扩张，而罗马军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行军时会建立设防营地（marching camp），7
“军团保持移动，不过是以缓慢而有次序的进度，建设它自己的要塞并修建它自己的交通路线”。8到公元1世纪，帝国已经到达其扩张极限，罗马军队对外的任务也转为以防御为主。从公元1世纪后期到塞维鲁王朝时期，罗马帝国统治者几乎把整个帝国完全变成了遍布防砦和据点的军事堡垒。9原先罗马军团行军途中所修建的设防营地，此时为固定的永久要塞所代替。爱德华・卢特维克称之为“阻断防御”（preclusive defense），这类边境据点一般具有t望哨、前哨阵地、通讯联系、保护交通、军队基地的作用。1
阿瑟・菲瑞尔对此战略的总结是：军团士兵部署于遍布于边界线上的要塞中，另一部分士兵沿着边界防御设施进行巡逻。2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在不列颠建设的从泰恩河（Tyne）到索尔韦湾（Solway）的“哈德良长城”就是这一防御政策的产物；3此后，皇帝安敦尼（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建设的从福斯湾（Forth）到克莱德河（Clyde）的“安敦尼长城”也体现了相同的防御指导思想。4
到3世纪危机时期，当帝国各地军队陷于内战、帝国边境所受到的军事压力也日益增大之时，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人力与物力基础，帝国原先的防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3世纪危机结束后，罗马帝国进入晚期发展阶段，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重新统一帝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帝国仍控制着西起不列颠、东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疆域，而莱茵河畔的法兰克人（Franks）、阿拉曼尼人（Alemanni），多瑙河畔的哥特人（Goths）、匈人（Huns）以及帝国东部所面对的阿拉伯人、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n）等则不断持续考验着帝国的防御能力。面对纷至沓来的外敌，晚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重新构建帝国防御体系。
经过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的军事改革，帝国军队分为野战部队（comitatenses）与边防部队（limitanei）两个部分，野战部队平日驻扎于帝国内部，是由皇帝控制的机动力量，一旦某处边关有警，野战部队就迅速前去增援，但边境据点并未失去其固有作用，这些据点现在由战斗力较弱的边防部队守卫，与野战部队一起成为帝国新的“深度防御”（defense-in-depth）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种体系下，敌人穿越边界并不意味着帝国防御的失败，而正是防御的开始，进入帝国疆土的敌人不仅要面对迅速赶到的野战部队的攻势，也受到自己身后或附近的大小设防城市与边境据点的威胁。5该体系中的边境据点除了担负着保护驻地安全与确保地区之间联系、阻碍敌人入侵的任务外，还承担着补给帝国参战军队、为野战部队提供前进基地或保障野战部队安全撤退的职责。6因此，在晚期罗马帝国，虽然有时候会放弃军事价值小于维持成本的边境据点，但在总体上却从未放弃对边境据点的建设和维护。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据点“通常比之前所建堡垒更为坚固，拥有更厚的带防御塔的墙垣”。7
二、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中城市的作用
相对于在作战中提供辅助与后勤功能的边境据点，在“深度防御”体系中，城市的地位更为重要。
西比斯为中心共有15座堡垒据点，从而构成一个地区性防御体系，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远征波斯战死沙场后，为摆脱困境，继位的约维安（Jovian，363―364年在位）被迫在和约中同意将尼西比斯与其周边的15座要塞割让给波斯人，这就对东部地区的战略态势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5此后，为了重建受到削弱的东部帝国防御体系，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于公元383年把雷萨纳（Resaina）的建制从村庄升级为城市，6同时将安条克以北40公里的基恩达洛斯（Gindaros）与安条克以东将近50公里的利塔尔格昂（Lytargon）建为堡垒，7以巩固重要城市安条克的防御。
正是由于在3世纪危机后帝国重建的防御体系是以城市为中心，因此城市的防御是否完备就关系到某一地区防御体系是否巩固，如是，在396年以塞奥多西一世的名义致东方大区长官凯撒里乌斯（Caesarius）的命令中，曾要求其辖下所有行省总督督促各自行省中所有城市修建新城墙或加固旧城墙。10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整个帝国而言，皇帝所选择的驻跸城市及其建设就关系到更大范围内的防御体系的成败，这是由晚期罗马帝国内部政治发展与外部危机所决定的。一方面，皇权的持续强化是晚期罗马帝国内部政治发展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晚期罗马帝国的外部危机需要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保持强大的机动力量。出于保持对军队控制，并及时应对边境危机的需要，皇帝必须长期驻跸于这些战略位置重要的城市。因此，皇帝所在地既是帝国的行政中心，又是精锐部队的集中地，同时也必然成为防御体系的中心所在，一座都城的选址也就是在确定防御体系的真正核心所在地。
三、君士坦丁堡的建设是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自然发展
在两河流域，帝国遇到的敌人是组织完备的
萨珊波斯。当罗马帝国于公元3世纪深陷危机之
时，新兴的萨珊波斯开始对帝国东部边疆用兵，
并于皇帝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235―238年
在位）时期占据了尼西比斯与卡雷（Carrhae）。3
之后，通过长达两年的围攻，于公元240年占领了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据点哈特拉（Hatra），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于是在243年出征波斯；罗马军队在进军初期取得一些胜利，次年即在米斯克（Misik）战役中为萨珊波斯的沙普尔一世（Shapur I，240―272年在位）所败，皇帝战死，后继者阿拉伯人腓力（Philip the Arab，244―249年在位）不得不签订了对波斯人有利的和约。4该和约并未维持很长时间，萨珊波斯继续入侵罗马的东部行省，在战争中，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253―260年在位）甚至成为俘虏。5直至戴克里先时代，萨珊波斯才遭遇重大失败。6
从以上史实来看，自马可・奥里略统治时期至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开始建设君士坦丁堡的时间段内，帝国在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显然更为严峻，东部不仅两面受敌，而且威胁的来源更为多样：既要防备“蛮族”的劫掠或是迁徙，又要面对与波斯帝国的争霸战争。这种严峻形势最为直观的外在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在东部地区的对外战争中有3位皇帝战死或被俘，而在西部则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显然，就当时而言，东部地区的防御更需要得到关注，这也正是四帝之首戴克里先选择位于东部的尼科米底为其都城的基本原因之一。
如果说四帝共治时期可以存在四座都城分别充当四个地区的防御体系中心的话，那么当帝国只剩下一位皇帝时，这位皇帝所在的城市就将成为整个帝国防御体系的核心，而根据对四帝共治时期都城选址特征的分析，这座唯一的都城就必须能够尽可能多地顾及各条防线，并设立于帝国防御体系所受压力最大的区域。因此，当君士坦丁一世于324年击败最后一名与其争夺帝国最高统治权力的对手李锡尼后，当他的目光由统一帝国转向防御外敌时，首先考虑的便是在东部地区寻找一座适合充当防御体系核心的城市。这种思考体现于他的具体行动中：君士坦丁一世原先打算在西格乌姆（Sigeum）与伊利乌姆（Ilium）之间建设新都，并且已经开始修建城墙，后来他发现拜占庭城的位置更为适宜，于是改变了建城地点，在左西莫斯写作的时代，乘船途经赫勒斯滂（Hellespont）时还能见到未完工的新都遗迹。7除此之外，君士坦丁一世也曾考察过塞萨洛尼卡与卡尔西顿。8从其选址的犹豫不决与多次变化来看，很明显君士坦丁一世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有效监控多瑙河防线，同时也可以及时援助与波斯人对峙的东方大区军队的地点，以便此处能够成为帝国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防御体系核心。 尼科米底、安条克、卡尔西顿、塞萨洛尼卡、西尔米乌姆当然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都有各自的缺陷：由于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令每个皇帝负责一个地区的防御，因此可以选择位于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为自己的驻地，但是到君士坦丁一世统一帝国之后，尼科米底的位置显然就过于偏僻，君士坦丁一世若以尼科米底为都，显然难以迅速处理多瑙河防线以及帝国其他地区的军事问题；安条克与卡尔西顿具有与尼科米底类似的问题；塞萨洛尼卡与西尔米乌姆则距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前线较远。因此，这5座城市虽然可以成为地区性防御体系的中心，但都难以承担起东地中海地区防御体系核心城市的地位。与它们相比，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拜占庭城所在位置能够满足防御体系自身发展的这一要求，君士坦丁一世的战略眼光则体现在他能够认识到防御体系重建自身的发展需要。
四、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对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影响
君士坦丁堡本是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要求与逻辑发展产物，但一旦落成，它的存在就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本质而言，君士坦丁堡的出现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为东部地区树立了足以与罗马相抗衡的新的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防御中心，并促进以其为首都的拜占庭帝国的成形。
作为新都，君士坦丁堡的确在其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逐渐赶上了旧都罗马，但这也非朝夕之间可以实现，并非如索克拉特斯与索佐门所言只是凭借君士坦丁一世一纸命令便大功告成的。君士坦丁堡地位的提高自有其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与罗马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相对降低相联系的。
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实质上已经岌岌可危：戴克里先作为全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选择尼科米底为都，从那里对帝国发号施令；戴克里先的西部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则以米兰为自己的宫廷驻地。戴克里先时代之后，随着新都君士坦丁堡的落成，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东部皇帝的首都，当帝国处于一个皇帝统治之下时，君士坦丁堡又是整个帝国的首都；而西部地区的皇帝们则先以米兰为都、后以拉文纳为驻地。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朱利安、瓦伦斯、塞奥多西一世、阿尔卡迪乌斯与塞奥多西二世的首都均是君士坦丁堡；西部地区的首都先是米兰，到霍诺留担任西部皇帝时期，首都迁至拉文纳，此后拉文纳一直是西部帝国统治机构的中心。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由于皇帝们除了短暂造访之外，不再于罗马驻跸，罗马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传统地位，英国著名罗马史学者琼斯就此指出，“在晚期帝国时代，罗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中心并不比其他12个行政区的首府更具重要性”。5
罗马在帝国中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君士坦丁堡地位的上升，其直接原因是皇帝们不再将宫廷设于罗马而君士坦丁堡则成为皇帝宫廷的常驻地，其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当时的军事与经济环境：6君士坦丁堡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们的青睐，一方面是出于其优良的战略地位与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部地区拥有比西部更为丰富的经济资源，而设都城在位于欧亚商路要冲的君士坦丁堡更便于政府有效利用东部的经济资源。除此之外，西部皇帝自霍诺留之后以拉文纳为都主要也是出于军事考虑：拉文纳位于亚得里亚海海滨，城市附近有沼泽为屏障，又可经由海上退却。7霍诺留以及随后的西部皇帝们之所以选择拉文纳这个有利于防御与撤退的海滨城市为其宫廷驻地，正是因为西部政府的军事力量因不断的外战与内乱日益减弱，皇帝们不得不选择一个较罗马与米兰更为安全的都城。随着皇帝们不再居住于罗马，罗马也就失去了其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因为在皇权不断加强的晚期罗马帝国时代，帝国政治生活就是围绕皇帝及其宫廷为中心展开的，皇帝及其宫廷所在之地就是帝国的首都与政治中心所在地，一旦皇帝选择居住于罗马之外，罗马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与此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作为皇帝常驻地的君士坦丁堡，其政治地位则在不断上升，这种上升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正如琼斯所言，“君士坦丁堡能得到非凡成长，其首要原因在于它成为了皇帝及其宫廷的所在地。君士坦丁堡城内居住着诸多宫廷大臣以及他们手下的成千官员。君士坦丁堡是东方大区长官的驻地，而他管辖着帝国最富裕的5个行政区”。7简而言之，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帝国新兴的政治中心，因此自然得到以皇帝为首的帝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8同时作为皇帝常驻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也就会不断上升直至赶上和超过了旧都罗马。但是，与此同时，虽然皇帝离开罗马造成罗马政治地位的相对下降，但是作为旧都，罗马仍然保有传统赋予它的特殊地位。因此，随着君士坦丁堡地位的上升，帝国在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具有相等地位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名实相符的首都，自公元330年之后，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首都，当帝国统一于一个皇帝之下时，更是整个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心；罗马则自君士坦丁堡落成后，虽然依然保持着帝国首都的名分与特权，但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首都，甚至西部地区的皇帝们也基本放弃了罗马，而罗马则只能期待皇帝们的来访。于是，帝国的东部地区得以凭借君士坦丁堡这一新的中心城市在政治上与西部形成并立之势，君士坦丁堡也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的首都。
综上所述，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新都自然不能排除统治者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在本质上是根源于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逻辑，而该城落成之后，由于它成为东部皇帝的固定驻地，来自于帝国各地的资源长期而大量的倾注于其中，最终使其成为地中海世界东部的政治中心，开启了日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篇章。但是，也正是由于地中海世界东部出现了君士坦丁堡这样一个新的帝国中心，从而不仅加速了罗马城实际地位的相对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4世纪前期―5世纪中期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东部皇帝的目光更加集中于其统治基础所在的东部地区，而对西部地区事务的兴趣则有所下降，1由此加速帝国东西两部的分道扬镳，成为地中海世界东部和西部地区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诱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