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藏文辞书随着藏文字的创制、普及和规范应运而生。公元9世纪，藏族历史上第一部辞书――《翻译名义大集》，由吐蕃国王颁布使用。自此，这部梵藏文对照的经典双语词典在一千多年里，一直是梵藏文翻译的权威工具书和藏语规范标准的重要语典，在规范藏语标准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是如今编写藏文辞书的重要语料和研究梵文、藏文及学习佛学知识的重要工具书。《藏文正字法》是藏文的一种另类辞书，第一部藏文正字法大约产生于15世纪，正字法作为规范字词的工具，长期以来对藏文的规范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分析藏族古代辞书的类型及其主要特点，试图梳理古代藏文辞书发展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藏文古代辞书
辞书作为知识的载体和文明成果的积累，既有查考检索的功能，也具有传播文明的作用。藏文辞书是西藏文明的智慧结晶，对西藏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藏族历史上第一部辞书是公元9世纪编纂的《翻译名义大集》，它同时也是藏族历史上最早的双语对照辞书。
众所周知，藏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创制和使用文字最早的民族之一，藏文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体系，它很早就具备了成熟和完善的文字系统，藏文辞书随着藏文字的创制、普及和规范应运而生。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约617―650）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这位雄才大略的藏王积极致力于提高吐蕃的社会文化水平，其中一项举措即派遣以吞弥桑布扎为首的16位优秀青年到天竺留学，学习梵文和佛学。吞弥桑布扎返回吐蕃后，根据藏语的特点，创制了新藏文[1]
。不久，新藏文在吐蕃的社会文化生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交流等领域中迅速得到应用，并很快发展成为成熟完善的文字系统。
辞书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也是指导语言使用的工具，辞书是人们在运用语言文字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总结其规律而形成的成果，辞书的出现反映了一种语言文字系统的统一和规范的水平。藏文辞书即是在藏文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翻译名义大集》，藏族历史上最早的双语辞书
藏族历史上最早的辞书是梵藏双语词典《翻译名义大集》，这部双语对照词典，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伊始至8世纪，吐蕃出现了佛经翻译、佛教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高潮，史称佛教前弘期。当时，吐蕃王朝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藏文的使用和规范统一工作，厘定藏文，对藏文的字、词、书写等加以规范；设立专门翻译印度梵文佛经的译经院，对名词和佛教术语的翻译进行严格的要求。吐蕃赞普赤热巴坚（815―841）时期，印度高僧孜纳弥扎、素仁札菩提、西廉札菩提、达纳西拉和藏族翻译大师噶瓦巴则、居茹鲁易坚参和项易西德等译师，编写了梵藏对照的佛学词典《藏族译师与印度班智达共同编著的名义大集》（Lopanmanbosmdsadpahibyedragturtogspachenpo），简称《翻译名义大集》（byedragturtogspachenpo）。
《翻译名义大集》以梵藏对照的形式，对梵文中的佛教术语及专有名词分类列举并加以解说，以便让翻译者和学习者查考检索。《翻译名义大集》共分283类，收录了9565个专用名词。这部词典的编撰和刊行在藏族辞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藏族历史上第一部双语对照辞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族文字双语对照词典。
三、藏语正字法口诀（同音、近音字典）
在古代，藏语中没有“字典”“词典”和“辞典”（Tsigmzod）这些词，而把关于字、词、语法等的内容归入藏族十大明学的“声明学”范畴，因此《翻译名义大集》被称作声明学著作。后来，人们把规范藏文字、词应用的学问叫作“达益”（Dagyig），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谓“达益”就是正字法，是一种规范藏文字词形体、确定字词意义的方法。藏文是拼音文字，由三十个字母、四个元音拼组而成，三十个字母，又分为基字、后加字、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和又后加字六个部分，五个前加字和十个后加字又分别分为（阳性）强、（阴性）中、（两性）弱、（无性）变四个等级，根据藏语音节的发音强弱、词性转换或者动词时态的变化，组合成不同的字形，字形变化有严格的文法规律。 藏语中有很多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字形不同，读音相同而由于时态不同而字形不同的字总是困扰着人们，人们把经常容易混淆的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字词单独摘出，编成易读易记的口诀供人们背诵记忆，或者供人们查阅，于是便形成了藏文正字法。按照藏族传统的教育方法，初学藏文的人在学完藏文拼读法以后，就要开始学习和背诵正字法口诀，这与现在的背诵词汇颇为相似。正字法不像现代辞书对其中的字词进行描述性的解释，它的功能是，一旦记忆以后，就可以熟练掌握和运用字词拼读及书写的方法，其对语言文字的规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正字法是一种文字体系发展完善和规范的标志。正字法在藏文中的运用一经确定，就得到广泛的流传，这可能是由于这种方法把一些常用的字词以口诀的形式总结，方便记忆，一经背诵终生受益，此外，查考也比较简便。
根据目前掌握的藏文资料，《正字法丁香帐》（Dagyiglishivigurkhang）是第一部藏文正字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藏文正字法之一，成书于1476年，作者为觉顿・仁青扎西。《正字法丁香帐》收编了近千条藏文词汇。1981年1月，民族出版社根据拉萨木刻版整理出版。在藏族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正字法当属霍康译师的《正字法语灯论》（Dagyignagsgron），其成书于1538年，在藏区流行最广，由多个印经院刊刻印刷。后世藏族学者对其注解也较多，最流行的注解当属丹增坚参于1937年完成的《正字法语灯论详释》。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这部书。另外，还有《正字法智者之源》（Dagyigmkgsbivbyungns）、《正字法智者生喜本注》（Dagyigmkgsbadghabkayid）等多种正字法书籍在藏区流行。
藏文正字法，是藏族传统意义上的字典，形成时期早，流行和使用时间较长，所以藏文正字法对藏文发展的影响也较大，以致1949年后编纂的《新编藏文字典》《藏文同音字字典》等一些辞书的藏文书名都带“正字法”的后缀，有些正字法直到现在仍在使用。我国藏区的小学藏语文教材中就收编了一定数量的正字口诀，足见藏文正字法的重要性。
四、藻词（同义词词典）
如果说藏文正字法是正字法中的字母音值法，主要解决同音字和近音字词的不同点，那么，藏文的辞藻学主要是解决几个名词表达一个意义的问题，这些意义相同而形态完全不同的名词就是藻词。
藻词藏语叫“沃觉”（mnonbrjod），属“小五明”学之一辞藻学的范畴。辞藻学是一种掌握和使用藏语同义词的学科，藏文中同一事物可能会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名称（藻词），而每一事物和名称的命名之间一般都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和典故，辞藻学就教人们记忆掌握和使用这些名词的技巧。藏文藻词的使用比较广，在藏族传统“十大明学”论著中藻词比比皆是，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大量藻词，尤其是在诗歌和散文中，为了诗词对仗工整和韵律的需要，会大量使用藻词，使格律诗歌的语言更加华丽，如果不熟练掌握这些藻词的意义，阅读理解这些诗文的内容就很困难。因此，辞藻学也是藏族“十大明学”之一。
历史上藏族学者和文人对辞藻学关注较多，翻译和编著了大量辞藻学著作，辞藻学著作其实就是同义词和多义词词汇集，是用来查考同义词和多义词的词典。
《辞藻论・智者耳饰》对后来国内外藏文辞书的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初，印度学者萨拉塔・乾达拉・达斯和堪庆喇嘛西饶嘉措编著《藏梵英对照词典》（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
）时，就参考了《辞藻论・智者耳饰》和《辞藻集・其美宝库》。1985年，刘大林对拉萨雪印经院木刻版的《辞藻论・智者耳饰》进行整理，并加注汉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传统的藏语双语词典、正字法和藻词在对藏族文化的传承发展、藏文的规范统一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也为人们查考、检索藏文名词术语等提供了方便，同时它们也是现代藏文辞书的主要语料。
三、结语
辞书是人们在运用语言文字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总结积累形成的成果，藏文辞书的出现反映了藏文系统的统一和规范水平。辞书是记录语言体系的工具，也是指导语言使用的工具，藏文在很早以前就发展为成熟和完善的文字系统，藏文辞书在藏文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的背景下产生。词典在描述词汇的同时，还会提示社会约定俗成的惯用或习用的特殊历史文化现象。
古代藏文辞书中双语辞书最先产生，与其他民族的辞书发展历史不同。藏族的第一部辞书《翻译名义大集》是一部双语辞书。这是在公元七八世纪建立的统一政权――吐蕃王朝注重文化发展，创制藏文，在开展对外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古梵文和藏文双语对照辞书。自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上半期，吐蕃统治敦煌地区后，在敦煌设立译经场，翻译《论语》和汉文佛经，出现了汉藏对照的词汇表，以便在翻译过程中查考，起到典范的作用。总之，吐蕃与亚洲两大文明体系的文化交流活动催生了古代藏梵、藏汉双语辞书。
此外，同音词典和近音字典影响大。正字法口诀和藻词是藏族传统意义上的同音词典和近音字典，形成于15世纪前后，其使用时间较长，对藏文发展的影响也比较大，同时也是现代藏文辞书发展的基础。
附注
[1]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吞弥桑布扎返回吐蕃以后根据藏语的特点创制了新藏文，并且参照梵文兰扎和瓦底字体，创造了藏文的乌金体（楷书体）和乌麦体（行书体）。吞弥桑布扎还撰写了关于藏语声明学的八部著作，其中《藏语语法三十颂》（sumjupa）和《藏文文法》（rtagskyivjugpa）是其中两部最为重要的著作，分别讲藏语语法和文法。此后，藏文经过了三次厘定，对其字母、字体、结构进行了层层完善，但是藏文基本语法结构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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