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数万条汉语新词语词义结构以及社会应用状况的研究，认为汉语辞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科学体系并具有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针对民族文字新词语辞书编纂尚属一块处女地，在观念、运营、研发等方面存在的滞后现象，以笔者自主研发的《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的编纂经验为例提出：及时、主动地将汉语新词语进行母语化的词义诠释、梳理、对应和规范，是民族文字学术界和出版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它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与发展将起到良性作用，避免少数民族语言因“词汇空缺”而衰退，甚至走向濒危境地。
关键词语言变革词汇空缺体例创新新词语诠释语言衰退
2005年8月由笔者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的《汉蒙词典》第三版正式出版。该书曾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荣获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科研成果一等奖”。《汉蒙词典》不仅畅销，而且长销，它的出版发行不仅受到我国八个省、区蒙古文读者的欢迎，而且还吸引了蒙古国读者和书商的关注，并买断了其境外版权。2007年12月，该书又以其独特优势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是该届政府奖中唯一一部蒙古文图书。笔者作为该作品的主要责任人，深受鼓舞，并萌发了一个念头，就是结合自己近年来对社会语言应用的研究和理论探索，编写一本《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以下简称《诠释词典》），为本民族受众及时掌握和应用与日俱增的新词语提供参考，也可补《汉蒙词典》第三版的欠缺，为今后《汉蒙词典》的修订做准备。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有语言和言语之分，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是动态的。实际上，静态只是相对的，静态不等于静止，语言，尤其是语言系统中的词汇部分，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近3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新词语大量涌现，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它们折射出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另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所产生的新词语又为社会发展进程留下历史的印迹。
一、民族文字新词语研究与应时词典编纂现状
（一）研发背景
（二）民族文字应时辞书现状
1.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和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重金扶持、人力资源支持和民族文字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下，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应时单语、双语等不同类型、不同专业词典出版情况大致如下：《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1957年）、《汉藏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年）、《汉蒙词典》第―、二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1983年）、《汉维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76年）、《汉哈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朝词典》（民族出版社，1987年）等数十种大型工具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版了具有一定编纂水准的汉蒙（蒙汉）、汉藏（藏汉）、汉维（维汉）、汉哈（哈汉）、中朝（朝中）等上百种大中小型词典（包括傣、彝、苗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辞书）。这些词典的接踵面市，无论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还是对实用翻译，都起到了参考工具的作用，对民族大家庭心理沟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劣势
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存在的不足。我们发现，民族文字应时词典的编纂几乎停留在对老版本主流词典（词汇对应型）的重印或翻新上。虽然各文种词典在各个历史时期以其各自不可代替的优势，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作用，但这些辞书大多为旧作翻新，多的是老面孔，缺的是新内容。形成了如下大致相同的特点：一是体例单一；二是内容欠新；三是更新缓慢；四是版式及装帧陈旧；五是功能欠齐全；六是出版运营机制传统；七是学术研发滞后。而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新词语词典的研发普遍受到忽视。至今，除了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之外，尚未出版过一部民族文字新词语词典。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方面既没有新词语研究专题著作问世，系统论述新词语研究的文章也不多见，更未形成应有的理论体系，与汉语新词语辞书蓬勃发展的趋势相比，民族文字新词语辞书领域成了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鉴于民族文字辞书领域存在着上述共性，本文不拟对每个文种辞书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只针对蒙古文新词语研究状况，结合笔者近年来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开客观介绍、和对比分析。
二、语言变革与民族语言规范中的挑战与尴尬
（一）语言变革
（二）语料结构变化与汉语和蒙语的差异性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着特定时期社会的文明、文化和风俗习惯。而每一个民族都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构成各种各样的新词。下面笔者结合近年来对蒙古语语言应用的研究与理论探索，对汉语和蒙语的结构变化做一初步归纳：
第一，旧词隐退，新词产生。例如，在蒙古语词汇中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aradi：ngongshe、粮票 bydaan piao、蹲点chegt syyh等词语迅速退出应用领域，这些词语的表达形式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色彩――将汉语词逐字对应于蒙古语的特点。而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新词语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其表达形式也有所变化：一是表示新科技的新词：电脑，即电子计算机komputer（借词对应）；傻瓜相机avtmat suuderleh mashn（部分对应）；随身听，即步行机uurgen radio（等值对应）等。二是表示社会新现象的新词：特区onchogoi oron、堵车jam buglereh、变性人ho：s hobirson hun （等值对应）等。三是表示社会政治改革的新词：个体户hobi：n oroh、三个代表gyrbi：g tolooloh、脱贫致富
yadyygaas angijira chineelegjih（等值对应）等。从上述例子来看，汉语新词在结构形式和词义方面均系新产生的，而对应的蒙语词在词义方面与汉语等值，但从结构形式来看，蒙语却以固有词和借词等基本词汇构成新词义。
第二，词义转换，旧词新用。例如：宰（原指宰杀牲畜）alah，nidylah等，新义为向顾客或服务对象索取高价hohiraah。又如：炒hyyrah一词原指烹调的一种，现在至少增加了两个意思：①重复制作，扩大影响hoorogdeh，syrtalchilah；②解雇， 如：炒鱿鱼ch：dah，ajilaas ni hooh。再如：擦边球（原指打乒乓球时擦着球台边沿的球）booronhi：len ajillah（等值对应），现在比喻把事做在规定界限边缘而不违反规定。在这里蒙古语对应词并无“词义转换”和“旧词新用”，只以固有词表达新词义。
第三，对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表达形式。例如：发烧友（广东话）genegeten、马大嫂[上海话：买、汰（洗）、烧]yaaryy ejegdei、托儿（北方语）habsaran mehelegch （等值对应）等。这里的蒙语对应词并没有体现汉语的方言特色，只能以对等形式表达新词义。
第四，对新俚语的表达。例如：水货hylgai baraa、走穴syl olj hoochi：ldeh、大腕ihe gar（等值对应）等。这里蒙语以固有词表达新词义，却失去了汉语的俚语色彩。
第五，对专业术语转入普通话的表达。例如：滑坡（原为地质语）byyralt、yryydah，现指下降或降级；同步（原为科技语）hamt、jergechel（等值对应），现指协调一致地同时进行；克隆（原为生物词）klondoh、dyyriah、hyylbarlah（对等兼借词），现指仿造、抄袭等。对上述词的处理方法是根据蒙古语造词规律用固有词及借词来构成新词义。
第六，对借代比喻词的表达。例如：菜篮子nogoo hangaalga、玻璃小鞋（暗中刁难并不让发觉之意）ol medegdeh hihal、下海ajilaa hayaj maimai hi：h（等值对应）等。上述词语均属于文化局限词，也就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蒙语无法用汉语的“借代比喻”造词。
第七，缩写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讲究成本效益――包括语言表达。因此，汉语多字常用词语常常被缩写。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金”一词完整的说法有20个汉字：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蒙语略）；又如：彩色电视机=彩电ongot telveis、普及法律基本常识=普法hyyli chaaji：n medelgei：gtogoomel juuleh等等。这样的缩写词不仅方便了汉语受众，也为蒙语受众带来了方便。但最后一例“普法”必须按照汉语字面意思逐一陈述才能表达其完整的意思。
第八，外来语借词。对外开放使中国与全世界有了广泛往来，也引入了更多的新观念，这就需要有新词语来表达。在这里大致采用三种借用法：一是音译，如：迪斯科disco、基因gene（借词对应）、迷你bichil、odoi（等值对应）等；二是意译，如：白领chagaan jaamtan、 软件joolon heregsel、硅谷chahimjisan hondoi（等值对应）等；三是意译兼音译，如：桑拿浴sana ygaalga、 吧女baagi：n huuhen、 一卡通oiyyt kart，上述三例与汉语构词完全相同。在这里我们遵循了著名蒙古语语言学家清格尔泰（1988：6）倡导的现代蒙古语发展丰富的“三个源泉”，即：“采用人民群众活的语言”“向其他民族借词”和“传承古代蒙古语言”等原则，来进行新词语的构词。 清格尔泰（1998：106―110）指出：“各民族语文发展史已证明吸收外来语是一种必然现象，如果利用得当，不但不损害民族语文的发展，相反地它能使语言更加丰富。比如蒙古语过去曾吸收过若干突厥语、印度语、藏语的词汇，后来也吸收了很多汉语、俄语的词汇，这对蒙古语并没有起到破坏作用，相反地丰富了蒙古语言。”
（三）语料溯源的作用与新词释义的必要性
三、科学发展观与开拓性运营
“创新是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原有秩序之所以要打破，是因为其内部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东西，创新活动正是从发现和利用旧秩序内部的这些不协调现象开始的。不协调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崔卫国，刘学虎 2005：229）
《诠释词典》的编纂，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面向市场，还要打破陈规，这样一来，有效运作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运作方式：
一是学术定位。《诠释词典》研发初期，我们曾围绕其内容撰写了《如何规范新词语》（发表于《蒙古语文》2007年第7期）等论文，并将研究成果提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申报科研课题并立项，得到了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
二是借助社会力量互动。《诠释词典》采用开门编纂的方法，主编将搜集到的数万词目经过反复研究，斟酌筛选出一万余词目，组织语文专家加工打磨，并请特约专家审读了清样，使词典质量有了保障。
三是与读者开放式互动。将基本达到发稿标准的书稿清样分门别类地投给全国省、市、地级蒙文报纸和期刊公开发表，在产品上市前向读者广泛征求意见。
四是试行滚动修订。传统词典编纂和修订，大凡是词典出版后若干年才开始修订，民族词典更是如此。而我们的做法是“新词典出版之日，即修订开始之日”。该词典一开始出版发行，我们就将样书呈报我国“八省区”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申请权威学术管理机构进行审核，并计划每隔两年对其进行一次修订，使它常出常新，与时惧进，散发活力。
五是发掘新产品，填补老品牌。有活力的现代企业显著的特点在于其产品的延伸和开发，它“可以扩大品牌的纵度和广度，使品牌的占有率和产品的拓展形成良性互动……给品牌所有者带来更多的利润和财富”（丁帮清 2007：97）。民族文字产品出版企业也不例外。就以民族出版社打造的《汉蒙词典》第三版为例，尽管至今尚无取代它的品牌辞书，但它作为对照型语文工具书，限于体例和篇幅原因，不可能包罗万象，更不可能把所有的新词语新术语新概念，以及其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周详。因此，急需开创一个填补《汉蒙词典》这一品牌缺憾的延伸产品――《诠释词典》。因为，新词语像泉水般永不停歇地流淌着，它既需要及时采集规范，更需要对其进行释义（释义即新知识传播过程）。任何一家民族文字出版社，不可能一两年内出版一部《汉蒙词典》这样的大部头词典。这就是我们研发《诠释词典》的初衷。
参考文献
2.丁帮清.品牌成功链.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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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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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竞.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