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迄今恰好一百周年。百年历史，风云际会，社会丕变，万象更新。回眸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岂能不感慨万千？
新文化运动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过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不过新文化运动则更为激进，它是由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起的，其中许多人还受过西式教育。他们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国家之乱局，深感忧虑，希望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各种西方启蒙思潮纷纷引入，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都是在那个时期初步奠定基础的。其中在政治学领域和社会文化范畴中，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之首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在中国迅速传播，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局限于思想文化层面，实际上深深触动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
不过，那时候的西学传播，可谓流派纷呈，色彩斑斓。传统文化也相当顽强。所以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的思潮同时并存，思想文化界杂音纷扰。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容易被某些局部现象所迷惑。因而，有的人将新文化运动无限拔高，甚至刻意掩饰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过激行为，说其“实质是反对满清的伪中华传统文化”，而没有反对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这实在是牵强得厉害。也有人抓住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过激之处而加以否定，说新文化运动是要全盘西化，是“邯郸学步的闹剧”。这也偏颇得厉害。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不可取的。
近代以来，学界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常常误将顺应历史潮流的“古今之变”，混淆为“中西之异”。于是，思维逻辑就出现了偏差，即：既然社会要进步要变革，就必须与中国的传统决裂，就要引进乃至照搬外国的东西。新文化运动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毛病呢？譬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一些态度激进者，用西方现代思想来衡量儒学的古代形态，认为儒学阻碍社会进步，所以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然没有想一想，儒学是否可以与时俱进，其合理内核是否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而另有一些主张尊孔复古的“国粹派”，思维逻辑也一样有偏差，他们用古代的儒学来对抗现代的西方思想，认为一旦退让，即是中华传统的全面崩溃，也全然没有想一想，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是不是中华文明发展所应该吸收的呢？
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学西学矛盾尖锐，思想保守者往往食古不化，思想激进者常常颠覆传统。当然，许多历史人物实际上也是多色彩的，任何保守与激进的单维度判断可能有失偏颇。不过毫无疑义的是，许多志士仁人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如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符合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胡适竭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主张白话文而反对文言文。但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也提出了言之有物、讲求文法、务去烂调套语等与文言文的基本要求并不相左的主张。沈尹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曾经担任《新青年》的编委，他提倡新诗，却又擅长古体诗词，他是现代书法理论的创始人，又承继传统，精于楷、行、草诸体，师古而不泥古，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代宗师。陶冷月是现代绘画界的名家之一，早年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中西绘画艺术的交流中汲取养料，致力于中西融合的艺术创新，形成亦中亦西的绘画风格，令人钦羡不已。穆藕初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实业家，1904年就与马相伯、黄炎培等发起“沪学会”，鼓吹新思想；1909―1914年赴美留学，及至学成归来，适逢新文化运动兴起，他著书立说，在棉业改良这样的技术领域和企业管理领域引进了西方的知识体系；1917年还参与创办了中华职教社，开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就是这么一位新派人士，却是满腔家国情怀，一心报效桑梓，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道德修为。也正是这位穆藕初，还热衷于传统昆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他曾出资成立“昆曲保存所”、“昆剧传习所”，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昆剧艺术家，为今天的中国昆剧艺术奠定了基础。张元济更是一个跨时代的文化大家，他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两个领域里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方面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在古籍整理和出版方面为弘扬传统文化竭尽全力。
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我们要学习前辈的历史主义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都做出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