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磨盘；磨棒；分类；分布；研究现状
【摘 要】磨盘、磨棒类工具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比较常见的一类石器，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从其分类、时空分布以及研究简史和现状等角度对这类工具进行了系统梳理，进而对其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石制品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通过对石制品制作、使用及磨损管理的研究，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经济状况、对资源的控制状况、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相比，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专门以石制品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相对较少。一般发掘报告的做法都是把石制品放在陶器或铜器后面做一简单的描述，很少再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这样就造成石制品所承载信息的丢失，这对考古学所追求的全方位复原古代社会这个终极目标是十分不利的。对于考古遗址中常见的磨盘、磨棒类工具，我们的研究同样滞后。本文将对此类工具的分类、定名、分布以及研究现状等进行概述，以期对其未来的研究进行些许推动。
一、分类、定名及相关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磨盘、磨棒类工具，依据使用方式角度可分别归属为砸压类、碾磨类及舂捣类三大系统。其中砸压类工具主要包括各种形状的石锤、单一或多个凹窝的石砧以及日本列岛的部分台石；碾磨类具体包括各种形态的磨盘、方或圆形的磨饼（手石）、长磨棒以及晚近出现的圆磨（}）及碾等；而舂捣类工具主要包括石（木）杵、石（木）臼、地臼以及晚期出现的脚碓及水碓等。这三大系统工具的主要功用都是与食物加工及制备有关（当然，也有少量有其他功能，比如加工颜料、药材及皮革等，在民俗学中常可见描述），可以统称为食物制备工具。其中砸压类工具运动方式为上下往复的垂直运动；碾磨类工具的使用方式及工作原理与砸压类工具完全不同，运动方式为水平运动（包括前后运动及圆周运动）；舂捣类工具虽然也为上下运动，但其运动频率及用力方式与砸压类则有较大不同。就世界范围来看，其发生的先后顺序基本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大体可分别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相对应。我国范围内此类工具的具体发展过程，则大致为石锤、石砧类―磨盘、磨棒类―杵臼类―圆磨及碓类―碾，可大体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及三代―汉晋时期―唐宋时代相对应，基本上反映出我国食物制备类工具的发展历程。具体而言，在汉代之前，主要为砸压类以及碾磨类与舂捣类工具的早期类型，而砸压类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消失，大约同时，碾磨类工具中的磨盘类工具也呈衰退之势，已很少见到。代之而起的舂捣类的杵臼类工具，至三代时已成为最主要的食物制备工具，也反映了此时期以粒食为主的饮食模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两汉时期，出现了圆磨及碓等新型器类，碾磨类工具和舂捣类工具又重新并驾齐驱，也反映了当时粉食传统与粒食传统并重的饮食习俗，由此开始，这两大饮食习俗一直影响至今。
在我国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一般把磨盘及磨棒作为磨制石器来予以介绍，而通过实验及工艺学观察，我们认为，磨盘及磨棒的制作基本不需要经过磨制的程序，主要为打制及琢制，因而不能归属为磨制石器一类，从其全部的制作程序来看，比较类似于打制石器中石核石器的制作，因而归属为打制石器更为合理，所以其研究方法也应该更多参照打制石器的研究方法。
关于此类工具的名称问题，就世界角度而言则不尽相同。美洲考古学中一般使用Metate和Mano，主要指加工玉米的有槽磨盘（包括有足及无足两种）及配套的磨棒（包括双手及单手抓握两种）（图一）。而西亚及欧洲一带多使用Grinding-slab和Hand-stone分别指代磨盘及磨棒。前者主要是指周缘高、中间低凹的不规则类型的磨盘，也称浅盆状磨盘（Basin Quern）；而后者可直译为手石或磨石，既可指单手抓握旋转研磨的小型磨棒，也可指双手抓握前后往复运动的大型磨棒。有时也使用Grinding Roller来指代后者。而中间凹陷呈马鞍状的大型磨盘一般称为Saddle Quern。日本考古学中磨盘分为两类，分别称为台石与石皿，台石一般指基本没有打击整形的磨盘，而石皿则指正面经常可见通过特意打击整形而形成凹坑的磨盘（图二）；磨棒包括磨石与敲石两类，磨石一般指将侧缘作为使用面的磨棒，而敲石则指平面的中间由于砸击使用而形成凹坑的磨棒。同时又把台石与石皿统称为下石，把磨石与敲石统称为上石。此外，将鞍形磨盘称为磨臼。
为使此类工具的研究更加规范化，我们也应对其中的术语做一统一。其中磨盘使用面可称为正面或上面，相反一面称为背面或下面。如果是两面均使用的磨盘，则视具体情况而决定正、背面，比如可根据磨蚀情形来区分，比较严重的一面称为正面，相反一面则为背面。使用时靠近操作者一端为近端，远离的一端称为远端，左侧一端称为左侧缘，右侧一端称为右侧缘。近端、远端、左侧缘及右侧缘统称为周缘。正面与背面之间的最大距离称为厚。有足磨盘中，正面至足底的最大距离称为通高，足底至背面之间的垂直距离称为足高，正面至背面的垂直距离称为盘体厚度。近端背面突起棱脊与近端顶的最大距离称为近端距，远端背面突起棱脊与远端顶的最大距离称为远端距，左侧足与左侧缘之间的距离称为左足缘距，右侧足与右侧缘之间的距离称为右足缘距（图三，1）。
磨棒中，与磨盘使用面接触的一面称为正面，相反一面称为背面，如果为多面使用，则视情况而定。两侧面则根据线图摆放位置，位于下方的称为前侧面，上方的称为后侧面。长轴断面称为纵剖面，短轴断面称为横剖面。长轴两端称为顶端。如磨蚀严重致使两端出现突起，则称为端头（图三，2）。
二、世界范围内的时空分布
磨盘类工具在世界上分布较为广泛，跨越不同的区域及时间段，现分述如下：
（一）旧石器时代中、晚期（50000―12000 B.P.）
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至晚期时，磨盘类工具分布区域还较为有限，主要分布在西亚、欧洲、北非以及东亚等地，而美洲地区尚未发现此类工具。
1.西亚、欧洲及非洲地区
著名磨盘类工具研究学者藤本强先生也认为，研磨类工具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至晚期早段的南非、东欧、西欧以及近东一带，以手石为主，并且数量较少。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南非、北非、欧洲、西亚、东亚等许多地点普遍出土浅盘状磨盘、手石及杵臼类工具。此时期西亚地区的此类工具较之其它地区更为发达，并且非常有可能已经用来加工小麦及大麦类谷物[3]。北非尼罗河流域的Qadan、Kubbanian及Isnan等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研磨工具已十分发达，包括磨盘、手石及杵臼等，一般认为这些工具是本地独自起源的，是与谷物加工有关系的，但奇怪的是利用谷物的传统却没有延续至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4]。
2.东亚地区
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磨盘类工具主要分布于日本南部九州一带，但数量十分少见，且其具体用法及用途尚有争议[9]。
（二）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12000―8500 B.P.）
此时期磨盘类工具的分布范围更加扩大，除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上述区域继续存在且发展以外，中亚、中国南方、中南美洲等地也开始出现。
1.西亚、中亚及欧洲地区
近东南部的后旧石器时代的克巴拉（Kebaran）文化时期主要的食物加工工具是杵臼，经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Natufian）文化，一直延续到前陶新石器时代前期（PPNA）。但前陶新石器时代前期，杵臼已经不占主要地位，磨盘及磨石开始兴盛。至前陶新石器时代后期（PPNB），工具种类再次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一端没有棱沿的开放型磨盘（Open Quern）以及新型的磨石。而较成熟的谷物加工工具鞍形磨盘的出现则还要晚得多[10]。在纳吐夫文化之前的后旧石器时代，与近东南部相对的是，近东北部出土研磨工具的遗址十分少见。纳吐夫文化阶段则发现很少的磨盘、磨石及臼，其形制明显较原始，也没有固定形态，且基本都是利用天然的卵石直接使用。这与近东南部规整型工具有很大不同。前陶新石器时代前期，磨盘、磨石及臼的数量大增，且形态更加规整，逐渐定型化，并且新出现了一些器形，如杵、开放型磨盘、Cup-hole（类似臼，但臼窝较小）及Meule-mortar（既可以作为磨盘也可以作为臼的一种一端开放的器物）。其中开放型磨盘的出现比近东南部早一个时期，因而南部的这种工具应该来源于北方。前陶新石器时代后期，开放型磨盘非常流行，并且出现鞍形磨盘（比南部早很多）。前陶新石器时代后期晚段至有陶新石器时代早段，大型的聚落开始出现，为麦类谷物的大量种植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真正的农业社会开始形成[11]。
安纳托利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十分稀少，没有发现研磨类工具。前陶新石器时代出现磨盘、磨石、杵等，其中开放型磨盘和磨石为主要的研磨工具。而有陶新石器时代早期，鞍形磨盘成为主要的研磨工具。明显可以看出原始的磨盘、开放型磨盘至鞍形磨盘的发展过程。但总体而言，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这些工具应该不是本地起源，而是来自于其他地区，大有可能是从幼发拉底河中游传播而来[12]。在扎格罗斯（Zagros）和伊朗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研磨类工具十分少见。前陶新石器时代可分三期：最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出土杵、臼、磨盘、磨石等工具，但绝大部分尺寸偏小（小于15厘米），效率低下。在第二期阶段，超过50厘米的大型磨盘出现，并且杵臼及磨石依然存在。这些大型工具尺寸较大，不宜频繁移动，是与此时期出现的永久性定居聚落相适应的。此时期还出现少量鞍形磨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第三阶段，即耶莫（Jarmo）下层时期，农业社会开始形成，鞍形磨盘十分兴盛，此后他们一直沿用数千年，直至出现转磨为止。但也有少量的杵臼及磨盘[13]。
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出现于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时代约为公元前7000年，一般认为是从西亚的阿纳托利亚一带传播而来。此时期鞍形磨盘占据主导地位[16]。
2.东亚地区
日本绳纹时代的草创期即明确出土不定形的磨盘，主要分布在日本的东北北部、关东南部、中部高地及九州南部一带。磨面形状有凸、平、凹三类，但以前两类占绝对优势，磨面为凹面的则极少发现。早期阶段磨盘数量迅速增加，不定形磨盘几乎遍布日本各地，开始出现整形较为规整的磨盘，主要分布区域为北海道南部、东北南部、关东南部及九州一带。前期阶段整形较为规整的磨盘数量激增，主要分布区域为北海道南部、东北及关东一带，其中又以关东地区最为集中[26]。
3.美洲地区
（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8500―4000 B.P.）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近东、欧洲、北非、中亚及南亚地区鞍形磨盘大行其道，在食物制备工具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杵臼数量逐渐减少。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朝鲜半岛开始出现鞍形磨盘，中美洲出现槽形磨盘（包括有足和无足）。中国北方鞍形磨盘十分发达，南方地区几乎不见磨盘，杵臼发现数量也不多。
1.西亚、中亚、南亚、北非及欧洲地区
近东地区在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鞍形磨盘在此时期非常兴盛。研究者统计了多个遗址，认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磨盘数量及比重持续增加，杵臼数量则减少[30]。
中亚地区距今8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也出土有此类工具，比如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哲通遗址出土磨盘和石杵，同时伴出大麦、小麦等植物遗存，说明当时已经开始农业生产。距今6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一期也出土大量磨盘。此外我国新疆的阿斯塔纳遗址、辛格尔遗址等也出土磨盘、磨棒等工具 [31]。
南亚地区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一般认为是由西亚传入的，鞍形磨盘一直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研磨工具。因此，欧洲、北非、中亚及南亚的研磨工具都应该是从西亚传入的，这些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出土鞍形磨盘，而且直至罗马时代开始前一直是这些地区最重要的研磨工具[32]。
北非在全新世早期阶段，研磨工具十分少见。至公元前5000年前后，西亚的农业文化传播至该地区，包括鞍形磨盘在内的研磨工具也随之传入，然后历经前王朝时期、古王朝时期一直至新王国时期，鞍形磨盘始终是十分重要的研磨工具。当时的壁画及雕像中有很好的反映（图四）[33]。
欧洲地区在公元前6000―55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向北扩张至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一带，一般称为斯达克沃―克洛斯文化（Starcevo-koros Culture），鞍形磨盘也是其主要研磨工具。但由于气候差异，他们是一种农业、畜牧、渔猎及采集混合的生计模式。在公元前5500―5000年前后，农人开始沿一些大的河流，如多瑙河、维斯瓦河、奥得河、易北河及莱茵河等，向中欧及西欧的森林地带迁徙。此时期的文化称为线纹陶（LBK）文化，主要研磨工具依然是鞍形磨盘。在西南欧地区，情况有所不同，该地区人们的生计模式是狩（渔）猎、采集的简单模式，在其晚期阶段增加了畜牧业，但农业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不发达，所以研磨工具，特别是鞍形磨盘也十分少见[34]。
2.东亚地区
日本绳纹中期，磨盘十分发达，出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于东北、关东及中部高地一带。后期是磨盘最为普及的时期，无论是不定型的还是整形较为规整的磨盘在日本列岛各地均有发现，但总体数量比前一阶段锐减，集中分布于关东和九州一带[35]。
朝鲜半岛明确的磨盘类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既已出现。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前期，以磨面为平面的未经加工的不定型磨盘为主体，在半岛北部也有少量鞍形磨盘出现，而中部和南部则不见。磨棒以单手抓握的短磨石为主，主要功能为敲打，而非研磨。在北部与鞍形磨盘对应的是，磨棒均为双手抓握的长形磨棒，中部有少量此类磨棒，而南部则不见。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以鞍形磨盘占主体地位，但磨面为平面的未经加工的不定型磨盘比例仍然较高。此时期北部仍以鞍形磨盘为主体，中部开始出现此类工具，而南部仍然不见。磨棒则以大型双手抓握形态为主，此时期南方开始出现此类工具[36]。 俄罗斯远东地区出现鞍形磨盘及长柱形磨棒，前苏联数处新石器时代地点出土马鞍形“磨谷器”，时代从公元前4000至2000年中期[37]。鲁德纳亚码头遗址第一地点下层为鲁德纳亚文化（与新开流文化关系密切），房址居住面上发现长柱形磨棒，年代为距今7500―6000年[38]。
中国地区此时期的情况较为复杂。从裴李岗文化开始，鞍形磨盘出现，一般都进行加工整形，且是经过琢制的细致整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出土的有足磨盘。此时期磨盘类工具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此外老官台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也有少量分布。到仰韶文化时代，黄河中游磨盘衰落，制作粗糙，有足磨盘基本消失。而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东北的燕辽文化区依旧比较兴盛，辽东半岛南部区域也比较兴盛。至龙山文化时期，原来兴盛的几个区域都已经衰落，磨盘呈零星、分散的分布状态[39]。
3.美洲地区
中南美洲地区随着玉米的广泛种植，槽形磨盘开始大行其道，由于工作距离及面积扩大，并且操作时是双手前后往复运动，身体的重力也施加到磨盘上，使其工作效率比盆形磨盘大大增加[40]。
（四）历史时期以来（4000 B.P.以后）
1.西亚、中南亚、北非及欧洲地区
如上文所述，这一地区直到距今2000年前后的古罗马时代被圆磨取代之前，鞍形磨盘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2.东亚地区
中国地区的三代时期，磨盘类工具在西北、内蒙古及东北等地还有使用，但据文献记载，广大中原地区应该以杵臼为主。至汉代时，圆磨及碓出现，由于其效率较高，基本取代了磨盘及杵臼。但在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杵臼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在绳纹时代晚期阶段，磨盘总体数量大幅缩减，分布区域也明显缩小，呈衰退之势。主要分布区域为东北北部、关东及九州地区。弥生时代开始，随着水稻逐渐成为主要粮食，杵臼占据主导地位[41]。
朝鲜半岛的无文时代，以磨面为凹面的未经加工的不定型磨盘为主体，鞍形磨盘比例急剧下降，中部几乎不见，而南方开始出现此类工具，但数量较少。双手抓握型长磨棒开始减少，相应的是单手抓握的短磨石比例有所提高。原三国时代，磨盘及磨棒类工具数量锐减，呈衰退之势，北部和中部几乎已经绝迹，仅在南部地区有所残留，但已不见鞍形磨盘，以未经加工的不定型磨盘为多，特别是磨面为凹面的类型更为常见。双手抓握型长磨棒也极少见到，仅有少量单手抓握的短磨石。从其时空分布及演进过程来看，鞍形磨盘及大型磨棒呈由北向南的传播过程，其最初的来源应该是中国的北方地区，而该地区也恰恰发现了原产于中国北方的小米（比如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智塔里遗址，不仅发现了较早的鞍形磨盘，同时也有碳化小米伴出），从而为这一推论提供了很好的证据[42]。
3.美洲地区
此时期由于磨盘箱的出现（图五），致使有槽磨盘衰落，平板型磨盘兴盛。因为有了磨盘箱的控制，磨盘上的棱沿失去作用，这样不但制作磨盘时可以简化手续，而且由于没有棱沿的限制，磨盘的有效使用面积增大，使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43]。
新墨西哥州的Bat Cave遗址出土大量不同类型的磨盘及磨棒，可能是用于加工玉米。早期学者认为槽形磨盘和双手抓握的磨棒应该是和玉米加工有关，是随着玉米的传播而传入美国西南部。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与陶器在这一地区的出现有直接关系。中世纪之后大部分地方仍旧使用磨盘[44]。
三、研究简史及现状
（一）国内情况
随着柿子滩、南庄头等距今万年前后的遗址的发现，学者们发现处于攫取性经济或农业初期的古人已经开始使用磨盘、磨棒，从而使部分学者对磨盘、磨棒的功能问题产生疑问。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通过简单的模拟实验以及民族学资料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磨盘、磨棒并不适合加工粮食，可能具有其他功能[53]，甚至有学者直接提出，磨盘类工具应该是鞣皮工具，而杵、臼才是谷物加工工具[54]。但也有学者依然认为此类工具是与粮食加工相关[55]。后来有学者根据民族学及环境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史前磨盘类工具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研磨橡子[56]。
近些年有些学者开始尝试通过更为客观的模拟实验、微痕分析以及残留物分析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57]，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其中关于其功能问题，大多学者都认为其是多用途工具。
（二）国外情况 就国外情况来看，西亚、中南美地区这类工具研究得较为深入。早在19世纪后期既有学者对此类工具进行过关注。据Mason记载，居住在北美大盆地沙漠中的犹特（Ute）印第安人主要依靠各种植物种子为生，他们的工具套包括装种子的圆锥形筐、采集棒、簸去碎屑及壳的浅盘以及磨盘和磨石。他们首先把种子放在浅盘中，然后把烤热的石头放在里面，不停摇晃浅盘直至种子全部烤干，然后把种子放在磨盘上研磨成粉末食用[58]。至上世纪40―60年代，有学者开始从民族学、类型学及模拟实验等角度进行研究。Homer Aschmann通过民族学调查，指出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土著居民用磨盘碾磨玉米，还有胡椒、粗颗粒的岩盐、咖啡豆及小麦[59]。Albert Mohr提出磨盘与磨棒由于不断使用会形成动态变化，认为随着磨盘由平变成浅凹，再变成深凹，磨棒的使用方式也随之变化[60]。Russell H. Mitchell通过模拟实验指出，磨盘可能是用石凿加工而成，并通过详细观察一件未完成的有足磨盘的各部位特征推断出其加工顺序[61]。
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对世界范围内出土的磨盘、磨棒及杵、臼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磨盘、磨棒是制粉工具[62]。稍后，北美学者进行了模拟实验以及微痕研究，提出部分磨盘、磨棒是加工皮革的工具[63]。9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世界范围内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磨盘、磨棒进行了归纳，使我们对此类工具的时空分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64]。Katherine I. Wright则根据民族学资料认为，磨盘、磨棒并没有特定的加工对象，而是可以加工多种不同质地的生活物质，并以埃及Wadi Kubbaniya遗址磨盘残留物分析为例，指出残留物分析对于直接判定此类工具用途十分重要。另外，根据营养学研究，他还指出舂捣及碾磨在食物加工中有除去纤维、减小颗粒尺寸、去除有毒元素、增加或减少营养成分等作用。在参考其它学者模拟实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在对谷物进行去壳处理时，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杵臼对其舂捣，以木杵最为有效，而磨盘及磨棒很难有效地将籽实与麸糠分离[65]。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中南美地区的有槽磨盘进行了大量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西亚地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磨盘、磨棒及杵、臼进行了综合研究，包括类型学研究、数理统计、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加工工艺分析等[66]。如Vanpool等通过实验发现，槽形磨盘与浅盆型磨盘加工干种子（如玉米）时，工作效率比平板型磨盘高，永久定居聚落的磨盘比临时性聚落的磨盘耐用性更高，同时通过琢打进行更新更频繁。花岗岩和砂岩的磨盘容易把石碎屑混进食物中，并且也需要不断更新，而玄武岩则不容易脱落碎屑，更新也较少。磨盘的重量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涉及到运输问题，因而在不影响磨盘的使用功能时，尽量使磨盘重量减轻。大多情况下应该是在石料产地或离产地很近的地方完成磨盘加工或者毛坯的加工，然后再运回使用地。磨盘的专业化生产程度可以通过数理统计来验证[67]。Laure Dubreuil是目前为止对磨盘、磨棒类微痕分析最为详尽和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模拟实验中对不同变量进行了详细记录，并对加工不同物质所产生的微痕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及描述。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他选取了纳吐夫文化中时代不同的三个遗址，对其中所出磨盘、磨棒类工具进行显微观察及记录，然后与实验数据比对，认为在纳吐夫文化中此类工具的用途十分广泛，加工物包括豆类、谷物类以及矿物类，并且发现从早期至晚期一直存在对谷物及豆类的加工，说明当时人对这两类食物的偏好，这对于农业起源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参考意义[68]。
四、结语及余论
通过以上对世界范围内磨盘及磨棒类工具的介绍以及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于此类工具有了一个较为全方位的认识，可归纳出如下几个方面，期望对今后从事此项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及参考意义。
（一）关于磨盘及磨棒的类别归属及认定问题。我们认为，从制作工艺角度而言，其全部加工流程中完全不包括磨制程序，而主要是打制与琢制。因此在大类上其应该属于打制石器范畴，而不应再作为磨制石器对待，这一归属的确定有助于扭转关于此类工具的一些误解（比如磨盘光滑的一面常被误认为是磨制而成）。再者，关于磨盘与砺石的区分问题亦十分重要，有部分考古报告常将二者混淆。其实二者功能迥异，磨盘主要用以加工与食物相关的物质，并要与磨棒或手石配套使用，而砺石主要用于加工石器、骨器等工具，其具体区分标准见上文。
（二）关于磨盘与磨棒的功能，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很多学者通过不同方法基本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此类工具的功能并非单一，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作为一种多功能器物来使用。在加工食物类物质时，我们认为其具体使用方式应该是磨粉。
（三）就目前来看，关于此类工具的研究方法包括了民族学类比、类型学分析、操作链分析、模拟加工实验、模拟使用实验、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数理统计等。因此要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此类工具进行系统研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方可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其用途的研究，微痕分析及残留物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现在已经得出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应成为今后此方面研究的必备方法。
（四）磨盘、磨棒类工具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史前时期或历史时期均有分布，因而对于其研究属于世界性课题。今后应开展国际范围内不同时空范围的对比研究，进而确认此类工具在不同地区和社会发展阶段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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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藤本强：《石皿・磨石・石臼・磨臼（Ⅰ）――序论・旧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载《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第2号，1983年，第47―76页。
[5] 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3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宜川县龙王{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7年7期。
[10]藤本强：《石皿・磨石・石臼・磨臼（Ⅱ）》，载同[3]，第3号，1984年， 第99―138页。
[11]藤本强：《石皿・磨石・石臼・磨臼（Ⅲ）》，载同[3]，第4号，1985年，第1―30页。
[13]藤本强：《石皿・磨石・石臼・磨臼（Ⅴ）》，载同[3]，第7号，1989年，第115―146页。
[18]泥河湾联合考古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15日。
[19] 郁金城：《北京市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载《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7期。
[22]索秀芬：《小河西文化初论》，《考古与文物》2005年1期。
[2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9期。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25] 邱立诚：《岭南前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
[27][29][40][43]Frank W. Eddy， Metates and Manos： The Basic Corn Grinding Tools of the Southwest， Museum of New Mexico Press， Santa Fe， 1964.
[28][44] Donald H. Morris， Changes in Groundstone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the American Southwest，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Vol.46， No.2， 1990， pp.177―194.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俄罗斯考古考察发掘团：《俄罗斯滨海地区2002年考古考察纪要》，《考古》2005年8期。
[39][55] 加藤里美：《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磨盘、磨棒》，载《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7―103页。
[45] 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载《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7页。
[49]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75页。
[51] 宋兆麟：《史前食物的加工技术――论磨具与杵臼的起源》，《农业考古》1997年3期。
[52] 藤本强著，高蒙河译：《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磨臼》，《农业考古》1998年3期。
[53] 卢小明，黄渭金：《河姆渡“石磨盘”质疑》，《农业考古》2000年1期。
[56] 刘莉：《中国史前的碾磨石器和坚果采集》，《中国文物报》2007年6月22日。
[60] Albert Mohr， The Deep-Basined Metate of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Coast， American Antiquity， Vol.19， No.4， 1954， pp.394-396.
[63] Jenny L. Adams， Use-Wear Analysis on Manos and Hide-Processing Stones，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15， No.3， 1988， pp.307-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