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批中外合资的经典酒店和星级宾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南粤大地腾空出世。这些酒店或宾馆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为广东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同时是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饭店，是中外合资（合作）的杰作和范本，其中凝聚了众多港澳华侨巨商不少的心血。
霍英东创办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
宾馆――中山温泉宾馆
中山是霍英东参加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起点。1979年，霍英东先后三次到中山考察，时任中山县委统战部部长的李晃叠全程陪同了两个多月。后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宾馆由此与他们两人结缘。
在中山考察期间，霍英东听说三乡有个温泉，就跟着李晃叠去看了。后来，又去考察了两三次。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上有罗三妹山，下有温泉，是疗养度假的好地方。霍英东经过一番思量对比之后，决定选择在中山三乡建温泉宾馆。然而，内地当时没有中外合作建酒店的先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光是拟协议，就颇费心思。既不能套用来料加工的，又不能套用独资的。李晃叠与霍英东的秘书在广东迎宾馆推敲了一个星期，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后来，还是霍英东说，“叫补偿投资协议吧”。表示赚钱后他只收回成本，不计利息，不分利润。随后，霍英东联合何贤、何鸿w、马万祺等港澳富商，组成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签署“补偿投资协议”，投资4000万港元兴建中山温泉宾馆。霍英东的创举，得到当时主管港澳台侨务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广东任职的杨尚昆的支持，批示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
霍英东让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1978年，在霍英东兴建中山温泉宾馆的同时，国家决定引进侨资与外资在四大口岸城市兴建8个大的涉外宾馆。广州是候选城市之一。霍英东立即做出反应，与国家旅游局有关人员在北京、广州商谈合作事宜，最后确定在广州合作建设五星级酒店。最初，霍英东希望捐赠半个宾馆、500个房间，但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副省长杨尚昆都认为“捐赠”有“要钱”之嫌，最终，双方选择了合资的形式。协议写明在最初的1亿5千万至两亿港元的造价预算中，四分之三的资金由霍方提供。霍英东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对他来说有些苛刻的条件。
在酒店兴建之初，霍英东就提出“三自”方针，即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充分显示他坚信中国人有能力把事情办好。“三自”方针既可以让国内的设计人员能够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为国内建设培养一批优秀设计人员和培训一批优秀的酒店管理人员，并降低经济风险。对宾馆的建设，霍英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广州参加设计宾馆的座谈会，倾听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师、专家们的意见。在座谈中他察觉到，由于内地建筑业自我封闭30年，建筑师对新事物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则对内地情况了解不多，都有局限。由于设计工作涉及30多个部门，他以为香港方面的设计师未必能考虑这么多的复杂因素，局限很大，而由一批熟识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是比较合适的。为了弥补内地建筑师对现代建筑认识不足的缺陷，他邀请他们到香港参观考察一段时间，使他们大开眼界，终于设计了一间耸立在白鹅潭畔，既具现代气派，又不失民族风格，属国际一流水准的宾馆。关于施工问题，霍英东主张还是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但要采取新的办法，以承包方式进行。设备的采购最为复杂，经过温泉宾馆的建设，他对此已稍有经验。当时内地物资缺乏，许多物品要向世界各地采购。这些采购业务他也交由内地人员自行负责，自己从旁协助。这也为内地培养了一批采购人才。
胡应湘与广州中国大酒店
中国大酒店是中国最早的3家五星级酒店之一，至今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充满许多传奇色彩。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视剧《公关小姐》就是以广州的中国大酒店为蓝本而拍摄的。1985年，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这样预言：“在中国将来的经济史上，现在广州市的中国大酒店会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早在1978年5月，广州市“引进外资办公室”负责人梁尚立联系到6位香港一流的地产商，试探到内地投资的可能性。他们是：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郑裕彤、李兆基和胡应湘。其中有4位名列香港十大富翁之内。这些香港巨贾当即决定集资10亿港元，成立新合成公司，准备在北京、上海、广州建设酒店。由于胡应湘是以建筑师身份兼作地产商的，所以几位巨商决定由胡应湘等人全权负责营建事宜。
胡应湘慨然应命，出任新合成公司总经理，很快在北京等地洽谈合作兴建酒店事宜。但是，由于观念上的较大差异，在选址问题上一直没有结果。在北京受挫后，胡应湘等人开始转向广州。广州方面非常热情，地点任由他们选择。胡应湘看了几个地点后，决定选定象岗山――市内一座荒芜的小山岗。象岗山位于广交会展馆与越秀公园之间，距离广州火车站、白云机场都不是很远。胡应湘还提出，在大酒店建成之后，要对酒店实行现代化管理，外商要求拥有酒店管理权。1980年3月，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和副市长梁湘批准象岗山作为酒店地址的方案。
利铭泽与广州花园酒店
广州花园酒店是我国最早引进外资合作建设的旅游饭店，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题写店名，有“广东第一匾”之称，是中国旅游饭店的“黄埔军校”。1978年底，廖承志在北京宴请回国考察的利铭泽夫妇，鼓励他们带头回国投资。利铭泽也有心在内地投资，为国家的发展服务。为了改善广州的投资环境，广州方面也经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牵线搭桥，认识了准备在内地投资宾馆业的利铭泽。利铭泽告诉广州方面的负责人：“内地宾馆设备陈旧，管理落后，与国际水平相距甚远，这直接会影响广州的投资环境。”随后，利铭泽提出在广州投资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想法，并谈了一些具体合作建议。后来，利铭泽多次到广州实地考察，并与省市有关部门进行了商谈。据时任省委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当时利先生并没有完全确定将投资项目定在广州，他还在北京也考察过选址问题。当时的省、市政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甚至将已批给某单位的地块拿出来给利铭泽备选，终于让这个项目在广州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关相生后来说：“如果没有当时省、市政府的长远眼光和极力争取，也许就没有花园酒店这个伴随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旅游业知名品牌。”
花园酒店1981年3月动工，但港商募集到1亿港元的资金很快就用完了。而此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回归祖国谈判的重要关头，港澳商界人心浮动，投资内地的热情锐减。此外，当时香港经济本身也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合资方既筹集不到资金，也拿不到银行贷款，花园酒店的建设一度出现了困境，万般无奈的利铭泽甚至准备宣布花园酒店停工。就在花园酒店建设遇到困难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批示：这个项目不能停工缓建，那将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而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同样认为，如果这个项目半途而废，肯定会影响外商投资内地的信心。因此，时任市长梁灵光坚持要求项目继续施工，资金问题由市政府想办法帮忙解决。经过几番周折，梁灵光最后以广州市市长名义写信给香港中国银行，并以市政府名义作担保，终于为利铭泽争取到了7亿港元贷款，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使得项目顺利进行。花园酒店不像白天鹅宾馆和中国大酒店那样，使用国内设计师，而是经过利铭泽的运作，邀请了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美籍华裔贝律铭主持设计。贝律铭设计双Y型结构，这种设计具有“客房规模大，视野开阔，平面紧凑”的特点。基于花园酒店发展，利铭泽经过一番权衡后，主动放弃了由自己的利园集团管理花园酒店，决定聘用半岛酒店集团来管理一流酒店，培养一流的队伍。
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外商刘天就与深圳竹园宾馆
吴福与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
石景山旅游中心是珠海经济特区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几乎与珠海特区同龄。1979年，澳门商人吴福与时任珠海旅游经理容原辉坐在海边的沙滩上，就着石头签下珠海经济特区第一份中外合作合同。为此，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说：“珠海的发展是从石景山旅游中心开始的。”
当时的珠海，拱北只有一间侨社，在香洲只有一家招待所。有一次，吴福陪同一位葡萄牙的桥梁专家考察珠海到广州沿途几个渡口的建桥问题，当时想在珠海过一夜第二天起程去广州，因住宿条件不够，不得不返回澳门住了一晚。这个经历对吴福触动很大，不久后他就和珠海市委、市政府沟通，想为珠海创办一间能接待中外人士的宾馆。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首先考虑到珠海这个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的地方投资办旅游酒店呢？“我当时认为，一个地区发展需要发展第三产业，才有利于招商引资，如果连一个像样的谈话地方都没有，商人怎么会来呢！办酒店更利于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一间酒店有了几百个员工，就可以解决几百户人生活上的困难;一间酒店需要多少用料，可带动许多行业，也能带动发展工农业和商业。”吴福后来感慨万千。酒店建设期间，吴福派出澳门建筑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守在工地检查督促施工，投入了不少心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石景山旅游中心兴建速度很快，几乎一天一个样，一间酒店不到9个月就建起来了。”吴福后来回忆说，创办石景山旅游中心让他付出了许多心血，也收获了很多，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历。酒店建成之后，吴福决定采取一种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领导体制。董事会由双方各派出的人员组成，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分配制度上，采用浮动工资制，纠正干好干坏报酬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弊端。
多种努力之下，石景山旅游中心很快有了起色。西德记者汉斯巴格曼来酒店看后说：“这里的服务比香港好。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么好的旅馆。你们这样做可以为你们的国家提高声誉，又可以挣得外汇……”石景山旅游中心相继接待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王震等多位中央领导人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是中国名酒店俱乐部成员，创造了众多中国第一。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曾向全国推介石景山最早实行的全员劳动合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