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关心支持中国
代表团参加亚运会
亚洲运动会，是亚洲地区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也是亚洲体坛最大的盛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成员国轮流主办，每4年举办一次。亚运会的前身是远东运动会，1911年由菲律宾、中国、日本体育协会发起，每两年举办一次，轮流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大阪举行。远东运动会先后共举行了10届，1937年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中止。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举办期间，中国与菲律宾的体育界人士计划恢复远东运动会，并与亚洲各国体育界人士商讨。当时的印度体育界领导人古鲁桑迪认为远东运动会不足以体现亚洲体育运动的水平和亚洲人民的团结精神，主张创办一个亚洲所有国家参加的亚洲运动会。他遍访了来伦敦参加本届奥运会的亚洲国家体育界代表，并邀请了13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召开了关于成立亚洲体育运动组织的筹备会议。会议决定起草亚洲运动会的有关文件和章程，并于1951年举行了首届亚运会。
长期以来，远东运动会和亚运会联合会成员的位置，都由“中国台北”占据。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方面条件较差，后来又遇上“文革”内乱，所以前6届亚运会新中国都未能组团参加比赛。1973年11月16日召开的亚运会联合会大会上，将中国台北逐出“会员国”，并在伊朗等国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
消息传到北京，作为当时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非常高兴，他从小就喜爱运动，在复出后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他希望用体育“这只强有力的巨手”，彻底甩掉戴在中国人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并在体育这个公众关注的大平台上，全面展示新中国体育等方面的成就和体育外交的魅力。同时让中国体育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因此，他对中国运动员参加德黑兰亚运会和中国体育（亚运）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十分重视，在国家体育总会的报告上作了多次重要批示，把在中美乒乓外交中表现优异的老红军赵正洪少将提名做中国代表团总体负责人，并由其协调组成一个269人的代表团。
因为这是“文革”后期第一次组织这样综合的大规模体育代表团出国参加比赛，且肯定会与外国代表团在赛场内外有接触。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这让代表团顾忌较多，担心不能把握好有关原则，会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错误。在出发前，赵正洪团长专门到中南海请示了邓小平。
在“文革”期间，我国是反对“锦标主义”的，所以体育界一直流行着“八字方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去参赛是不是还是坚持这一方针呢？邓小平说：“要比赛也要友谊，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既能获得好成绩，也能进一步和友好国家巩固好友谊，努力完成好双重的任务。”他在这里已把比赛从第二提到了第一，这在国际体育赛场上是正确的，运动员比赛首先是赛出好的成绩，并在比赛中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在比赛中有些外交礼仪对友好国家是容易处理的，但代表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非建交国以色列的比赛关系。因为当时我国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按照亚运会等赛会惯例，如果以色列取得比赛前三名时要升国旗，在场的全体人员都要起立。赵正洪团长请示道：“如在升以色列国旗时，我国运动员、教练员是起立还是不起立？”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诙谐地说：“到时候，你们站起来背对着，或侧身对着以色列国旗就行了。”要求大家既要尊重对方，又要把握原则，你们可灵活执行。
“对别的国家还好处理，我们只要有实力就积极赢他，但伊朗为我国参加第七届亚运会及争取参加单项比赛项目帮助很大，如果两队决赛碰到一起怎么办？是赢他还是让他？”赵正洪团长觉得这个问题最难处理。
邓小平吸了几口烟，思索了一阵后说：“口袋里余下两块金币，应该可以拿一块还人情债啊。但如果在某个比赛项目中，他的水平不高我们让他不是说明我们的水平更差吗？如果彼此在比赛中水平不相上下，又比得很精彩，我们让他也不掉价。当然这是个特例，关键时让他一次就可以了，不是见到他就让，不要讲了人情违背了体育的精神。”
后来，在水球决赛中，中国队和伊朗队争夺这枚宝贵的金牌。伊朗全国上下对水球这枚金牌特别重视。在比赛时中国队虽然与伊朗队打得难分难解，但关键时刻仍让了伊朗朋友一分，最后以8∶9的比分惜败给伊朗。这一结果，使得伊朗许多观众欣喜若狂，在场的伊朗几名体育官员穿着西装就直接跳到了泳池里和水球运动员们一起庆祝胜利，并向我国运动员致谢。伊朗的古拉姆亲王夫人历来称中国驻伊朗大使夫人为朋友，这次在欢庆胜利时也无意中改口称“妹妹”了。
二、中国女运动员衣着让人惊艳
我国在“文革”中给人造成一种知识分子穿中山装、工人穿劳动布服装、农民穿粗布衣、军人穿草绿色军装，总之是服装单调，色彩只有灰黑白黄几种等印象。为了改变这一印象，在亚运会上全面展示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中国体育代表团也在着装上下了很大功夫，请多位服装设计师对运动员的入场服装进行了设计，特别是对女运动员的入场服装从头到脚进行了全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