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文成，原先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弃家入伍，他从军18年，经历了数不清的大小战役，尤其是经历了整整八年的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抗战中，他身为守卫铁桥的排长，带领全排战士，打响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枪声（《鄢陵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许昌文史》第一期、《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父亲返回故乡，解甲务农，后半生居家从事农桑，于1996年元月3日（农历十一月十三）逝世于河南省鄢陵县张桥镇北小王庄的家中老宅里，走完了他87年的坎坷人生。
卸甲归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妄图逐步吞并全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父亲所在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爱国将领宋哲元、冯志安等率领下，坚决举起抗日义旗。父亲参加了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长城保卫战喜峰口战役中勇立战功。后来，父亲的部队守护宛平县卢沟桥，他当时是守卫铁路大桥的三营十一连二排排长。“七・七事变”当天，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日军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数次击退了日军的冲锋。
从卢沟桥撤出后，父亲被提拔为连长，奉命增援台儿庄，在台儿庄南平集一带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台儿庄大战结束后，父亲又随部队调往湖北荆门、钟祥一带，参加了保卫大武汉战役。后来，父亲在一次与日军作战时，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中了日军施放的毒气弹，导致左眼失明。休养一段时间后，父亲重上战场，于1940年5月参加了襄河保卫战，在枪林弹雨中，父亲九死一生，身上多处负伤。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9月，部队在休整，国共双方在和谈，满身伤痕的父亲离开部队回到老家，此时，他孤苦伶仃的祖母早已离开人世。祖孙两代阴阳两隔，父亲痛不欲生。
1946年初春，父亲突然接到安营长的信函，拆开一看，是催促他迅速归队的。当时，父亲的腿伤尚未痊愈，不宜做剧烈运动，更不能适应高强度的部队训练，便以此推托不肯归队。后来，安营长再次发来紧急信件，敦促他到指定地点报到，部队要向东北开拔。父亲谢绝了上司的召唤，放弃了自己在部队的军衔待遇，决意留在家乡。
从此，守卫卢沟桥铁路大桥的抗战军人，征战在抗日战场八年之久的铁血战士，掸去了一身征尘，卸去了血染的战衣，在家乡的土地上安心做一个种植农桑的庄稼汉。
醉心农桑
父亲回到家时，已是房漏屋塌，他用自己有限的津贴把屋子修整一新，又买了3亩地，把一双儿女安顿下来，安心种好庄稼。一下子回到家乡操持锄耧犁耙，还是有些陌生的。可他是一个倔强的人，自己不会的庄稼活，就虚心向老农讨教。由于他种地无经验，头一年，自家的庄稼收成明显低于邻居家。
1948年，国民党军从许昌向徐州打增援时路过我们村，抓住了我村村民王永安，说他是八路，把他绑在大树上用马鞭子抽打，村里人都吓坏了，没有人敢上前劝阻。父亲听说后跑步赶到大树下，见王永安被几个当兵的打得嗷嗷哭叫，就连忙上前说：“弟兄们是哪一部分的？”为首的一位军官乜斜着眼，怪声怪气地问道：“你是干啥的？”我父亲说：“我原在第二十九军服役，参加过卢沟桥战斗，后来我们师改编为第七十七军，我的军衔是中尉连长。”那个军官一听，立马双脚一并行了个军礼：“长官好！”父亲指着被打的王永安说：“这是俺村的一个好孩子，从来不惹事，跺三脚跺不出俩屁，咋会是八路呢？”那个军官摆摆手：“误会误会！”急忙吩咐松绑放人。从此以后，王永安对我父亲言听计从，一生感恩不尽。
我们小王庄村比较偏僻，村子小人口少，因父亲在部队学得文化，能识文断字，出外见过大世面，而且他与人为善，公平待人，村里土改时，被村民推举参加了农会。解放初期，村里的土改工作很敏感，要根据每家每户的土地、房屋进行估产，然后再确定每户的成分，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度。父亲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他参加的整个农会土改工作中，我们小王庄村没出过一次乱子，也没有人家被划高了成分而怀恨在心。
文革蒙辱
早在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初，父亲害怕自己的身世被人揪住不放，为免受牵连，他就把自己的军装收拾起来，把他在抗日战争中被授予的军功章也偷偷地扔到了水井里。
因为父亲的人缘好，在土地改革、成立互助组、镇压反革命、成立人民公社和“四清”运动中，他都没有因为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而受到歧视或虐待。“四清”运动中，农村也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却安然度过了这个时期，这得益于他的低调处世、谦和为人的人品，得益于他识文断字、与人为善的好人缘。
1956年，我出生了。父亲47岁老来得子，自然高兴万分，他用木板制作成一把大刀，天天晚上练习大刀劈杀动作，把家中的一棵树当作日本鬼子的脑袋砍杀一番，藉此回味当年斩杀日本鬼子时的豪迈之情。我11岁那年，父亲托人给我寻下一门亲事，姑娘叫郑好，比我大4岁。我们是娃娃亲，父亲是希望我早娶妻早生子，改变我们李家在村里孤门独户的境况。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文革”开始后，村里有人对父亲天天练习大刀有看法，说他是国民党的“老兵痞、三青团员”，是“被清理的对象”……不久，他就被人拉出来，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挨批斗，还敲锣打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那天，我正在韩货郎小学上课。一天刚下课，一位同学对我说，他见到我父亲戴着纸糊的尖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还用墨水画了眼镜，走在大街上游街示众。我一听拔腿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中，推开用木棍捆绑的栅栏门，看见姐姐正围着母亲哭泣。一家人抱在一起号啕大哭，连中午饭也没吃。直到下午，父亲才蹒跚着回到家，他见我们娘儿几个在哭泣，家里锅灶冰凉，知道我们没有吃午饭，就故作镇定地说：“孩子，不要哭啦，恁爹当的是打日本鬼子的兵，从来没有打过八路军，一辈子也没做过亏心事儿！” 原来，父亲被人拉着去附近的村子游街，一连游了8个村子，最后，来到公社（即现在的张桥镇）所在地，由公社的领导依次过堂审问。戴高帽游街的人当中，有人是地主，有人是富农，有人当过保长，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公社的副社长叫王仁忠，他问我父亲：“你是咋回事儿？”我父亲答：“我在国民党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干过。”王主任警惕起来：“在哪儿打过仗？打没打过八路军？”父亲答：“七・七事变时，俺在卢沟桥驻守，打过日本鬼子！”王主任一愣，说：“那你是抗日英雄呀！”他一边说一边摆手：“回去吧！回去吧！没你的啥事儿！”父亲当天下午就回到了家中。
在我记忆中，文革期间，是父亲情绪最低落、生活最苦闷的时期。一个昔日挥刀砍杀日本鬼子的老兵，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却被人误解，被人歧视，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助啊！
重游卢沟桥
1973年春节，是父亲最高兴的一个节日，因为我被张桥高中录取了。除夕之夜，父亲难得的高兴，他抱来一堆棉花秆儿，在老屋里燃起一堆火，又用砂壶温了一壶酒，先自饮了一杯，对我说：“清林啊，你可是咱老李家学问最大的人，上了高中，可要好好读书啊！”那天，父亲高兴，我也高兴，他对我抱有好大的希望啊！
1975年，我高中毕业，生产队选我当了会计，后来又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
1985年夏，张桥乡召开村干部会议，我无意间看到了一份《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国家在北京卢沟桥成立“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七・七事变”为肇始，纪念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我心情很激动，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叠起来放在衣兜里，下午回到家就把报纸念给父亲听。父亲听完后，两眼噙着泪花，一字一句地说：“48年啦，国家还不忘我们这些老兵啊！”我安慰他说：“说不定纪念馆还会有你守卫铁桥的资料呢！”
征得父亲的同意，第二天，我给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发去一封信，介绍了我父亲的姓名、所在部队番号、职务及守卫铁路大桥的位置。不久，我收到卢沟桥纪念馆的复函，信件中还附有卢沟桥石狮子照片数张，另有一张邀请函，邀请我父亲故地重游，并参加抗战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
令人惋惜的是，那时候乡下条件所限，信件投递速度比较慢。等到乡邮政所邮递员送来北京的邀请函时，已是8月底，抗战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早已结束。父亲无可奈何地打消了去北京卢沟桥故地重游的念头。不久，我们又收到了北京的来信，信里说庆祝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尽管已经错过了，但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老英雄能来北京。就这样，我们父子二人来到了卢沟桥。馆长郭景兴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领着我们父子俩参观了纪念馆，游览了当年的战场。父亲手抚锈迹斑斑的铁路大桥，遥想昔日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止不住老泪涟涟。冯副馆长和杨景诗同志分别听取了我父亲详细介绍当年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我方部队驻守的方位、日方司令部的位置、日方指挥官名字等等。座谈结束后，纪念馆的同志对父亲多了一份敬重，他们与我父亲久久地握手，表示由衷地敬佩，并一致认定我父亲是当年守卫铁路大桥的守桥排长，是依然健在的“卢沟桥事变”时的抗日老战士。
在北京期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技师伴随始终，拍摄了父亲游览卢沟桥的大量镜头，我们父子返回河南时，还赠送了我们两盒拍摄成影的胶卷。在1987年7月7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段里，再现了我父亲及其“七・七事变”第二十九军幸存将士座谈会及重游卢沟桥的珍贵镜头。
回到家乡后不久，父亲接到鄢陵县政协、县委统战部的开会通知。原来，鄢陵县相关部门得知了我父亲的情况后，决定给予我父亲一定的政治荣誉，县民政部门每个月发给他一定的生活补助。不久，县政协常委会议吸纳他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在第三届政协会议上，父亲依然是政协委员，直到他于1996年逝世，共历任两届政协委员。此后，鄢陵县委、县政府、张桥乡党委、乡政府对父亲进行多次慰问，并在经济上给以补贴、生活上给以照顾，让晚年的父亲心满意足。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20年了，但他那音容笑貌依然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