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农耕社会，自然灾害是造成饥荒的基本原因，此外，很多人为的因素也会造成或加剧灾荒程度。譬如晚清大范围栽种“经济作物”罂粟，就加重了当时的饥荒灾害。
一、有晚清官员动议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罂粟
“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不可小觑的角色。鸦片在晚清有“洋药”与“土药”之分，“洋药”是指直接进口的鸦片，而“土药”则是指国产鸦片。晚清民间广为种植，甚至被视为“经济作物”。《清稗类钞》中记载：鸦片，即罂粟，名称至多，“曰阿片，曰阿扁，曰阿芙蓉，曰芙蓉，曰苍玉粟，曰藕宾，曰乌香……曰大土，曰白皮，曰红皮，曰小土，曰洋药，曰洋烟者皆是也”。大概数说了一下，其名称就有二十多种。
严重的吸食鸦片状况不仅使当时百姓陷入颓废消沉之中，极大地损伤了健康，降低了国家综合力量。巨大的利益不仅让外国列强趋之若鹜，竟然驱使国内也把种植生产鸦片作为当时最具暴利的“经济作物”。
其实，在嘉庆时期，浙江诗人官员范春船就曾写诗描述当时种植鸦片情形：“不识何人作俑者，于今流毒遍朝野。闻道台州罂粟花，家家种取逾桑麻。”
1836年6月，在清政府的禁烟与禁烟论争中，官员许乃济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说鸦片无大害，除禁止官员、兵丁吸食外，无需禁止民间贩卖吸食。他建议与其禁止本国栽种鸦片让外国鸦片占领中国市场攫取巨额利润，还不如加大鸦片国产化力度，“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把罂粟当成“经济作物”来栽种，以排挤外国鸦片的进口，肥水不流外人田，防止本国白银外流。或者国家对于鸦片贸易放开，实行“易货交易”以取得外国鸦片，许乃济几乎完全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鸦片问题。虽然，最终道光皇帝没有采纳许乃济的建议，但是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的看法。
《清稗类钞》记载：“相传乾隆时，英人自印度传（鸦片）入我国，久之而我国亦自植之。”到了光绪年间，“及火车南北交通，姚黄魏紫与千顷罂粟争艳”（《清诗纪事》卷十九），这还只是指关外地区，相比而言，关内栽种罂粟的比例更大。并且，当时对于栽种罂粟花还有相当的研究，有单台与重台之分，根据光绪年间的诗人陈恒庆记载，据说如果是夫妻同种或者是两只手布种的，那么花开的就是重台，既漂亮又高产。所以，他有一句诗这样说：“钗荆裙布v南亩，底事夫妻不种花？”尽管这种说法有些荒诞不经，但是，也表明了当时百姓阶层对于提高罂粟种植的热衷程度。
二、种植“经济作物”罂粟加重了晚清的饥荒，死人无数
19世纪的中国，灾难频频，悲剧不断，天灾人祸使得强大的帝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衰落和崩溃期。这其中，饥荒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教授费维恺在《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一文中写道：“有一种作物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所占进口比例相当之大，但是到了1898年，进口比例下降到50%，“鸦片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鸦片的种植逐步扩大”。顺理成章，国内用于生产粮食的耕地面积严重缩水。
1859年，清廷正式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以山西为例，短短十余年，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本末倒置，“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及至光绪年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有官员痛切描述山西田亩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更有人精确地估算出当时山西栽种罂粟“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山西是这样，那么其他地方又怎样呢？
吴庆坻是个注重调研的官员，他向一个咸阳老农民“问以灾状”，老农如实回答：“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饥冻，死者无算，其故由于多种罂粟。”老人家回答得很直白。再问“多种”到什么程度？答案是：“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就是说，普通百姓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用超过一半的良田栽种罂粟。于是，生产粮食的田亩大面积地减少，在丰收的年景都没有什么多余的粮食存储，更不要说是到了荒歉年景，百姓“安得不饿死”？所以，了解实情后的吴庆坻痛心疾首地指出：大面积栽种罂粟的现状假如不及时改变的话，再过十年，陕西一带就没有正常活着的老百姓了！ 显然，吴庆坻所调查的陕西大面积种植鸦片导致全境歉收、“死人无算”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因为，晚清各省如同山西、陕西一样几乎都大范围、长时间段地种植了罂粟以提高经济效益。《清稗类钞》中说：“鸦片来自印度者为大宗，亦有产自法兰西、波斯者。而我国所制亦甚多，约举之，有云土、川土、砀土、建浆、葵浆、台浆、象浆之别。”可见，晚清时期国内不仅相当大范围内种植罂粟，而且很多地方种植制作的鸦片还有自己的专有名称，被视为地方“特产”。
当年的《申报》曾分析1878年山西饥荒的缘由：“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其实，这也是晚清众多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三、罂粟种植为何在晚清大行其道
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写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罂粟之禁断宜及时整理……甘肃各州县之玩示禁令者，已察撤数员……民间目睹奇灾，亦示妖卉之有害嘉禾，瘾重之必就死地，亦似稍有警觉矣……秦中办理少迟，流毒较广，若能实力奉行，亦可望有起色，幸勿为浮议所惑。”（《左宗棠未刊书牍》）此时稍稍清醒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们已然察觉到罂粟不是真正富国的“财源”，而是害人的“妖卉”，必须“禁断”。
但是，整个晚清时代，政府一直喊“禁烟”，而且多次参加了世界禁烟大会，然而，直到清朝消亡时，除了外国鸦片“洋药”的强行进入，本国鸦片烟也照样大肆横行，甚至还成了某些地区的”硬通货“。
为什么国内上下都知道罂粟是祸害，却依然大肆种植罂粟呢？
实质上，晚清大面积栽种罂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字：利！
一是政府要依靠鸦片税收，不断地补充糜烂的财政、支付巨额的军费以及天文数字般的一次又一次的赔款等等。就当时财政而言，只有鸦片税来得既快且多而且有保障。也就是说，晚清政府离不开鸦片税收。二是百姓在同样田亩中种植罂粟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种植粮食。晚清百姓栽种罂粟，一来可卖，二来自己家人也是消费者，省得花钱再购买。所以，尽管有些地方也象征性地劝止百姓栽罂粟，但是晚清罂粟的栽种量一直居高难下。
“利”字旁边有把刀。晚清大面积种植高利润的“经济作物”罂粟不啻于饮鸩止渴！栽种粮食的田亩和劳力大幅度减少，基层百姓的粮食储备毫无保障。一到荒年，农耕社会下脆弱的粮食供应链断了之后，绝大部分的底层农民只有饿死的份了，社会必然动荡不安。种植罂粟不仅毒害了同胞的身心健康，也侵占了良田，成为晚清饥荒频频，乃至于饿死无数百姓的一大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