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狂草书艺在唐代张旭、怀素的耕耘下盛极一时，至宋代走向衰落。究其原因，除宋朝国力上的差距外，题壁书法的衰落也导致了狂草的衰落。另外，宋代文人群体的出现与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书法创作审美主体的审美风尚。这些学有素养的文人正努力从实用的书法中挣脱出来，希望以自己的全面艺术才华来塑造一种完整的士气。宋代文人阶层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引导了有宋一代书法的发展进程。他们素不喜癫狂若痴的张旭，也不喜借一纸草书追名逐利的俗僧。狂草在此衰落也就不言而喻了。
关键词：文人；审美；狂草；衰落
一、狂草兴废史述略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出于文治的需要和他的个人喜好而大力提倡书法，将王羲之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中国书法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康庄大道。唐不仅在国子监中设置了书学，还在下级地方学校也开设了这门课程，这些教学机构用以专门培养书法人才。[1]由于科举的需要，唐代逐渐形成“尚法”的风气，科举考试必须做到“楷法遒美”，否则便不能入仕，因此楷书在唐代发展到了极致。但是，自然规律告诉我们，凡一物发展到它的极限时，必然会出现与其相对的另一物或由此向别的方向延伸。当唐代“唯理”的追求客观规律的古典主义（由欧、虞、褚、薛等人作代表）发展到极致时，“唯情”地表现个人的浪漫主义（由张旭、怀素、颜真卿、杨凝式等人作代表）便应运而生了。[2]由于唐代楷法森严，使书法家的个性情感受到束缚，此时，抒发个性情感的行草书，尤其是“忘机兴发”的狂草书渐次活跃于整个书坛。
开创狂草书风的是张旭。他创造的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张旭借了酒，在酣醉中创造，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载：
（贺知章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豸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3]
如此一般，张旭的狂也大概可以想见了。李颀（690―751）有诗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4]写的就是张旭酒后兴即挥毫的样子。他有时甚至用头发濡墨作书，真可谓到了癫狂状态。
与张旭同时代的另一位狂草大家是贺知章。贺知章与张旭交往甚密，又为姻亲，故时人常以“贺张”称之。贺知章以草书名世。《述书赋》中赞其草书“落笔精绝，芳嗣寡仇”[5]，吕总《续书评》则评为“纵笔如飞，奔而不竭。”[6]李白在《送贺宾客归越》诗中将其喻为王羲之，曰“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7]。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然而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但也只是今草而非狂草。
历经“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政治日益走向衰微，狂草书艺在中、晚唐的士大夫阶层中一度呈现低靡。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狂草这门艺术竟然在僧人书法家中流行开来，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怀素，当时就有“以狂继颠”之说。他是张旭狂草的杰出继承者，并在狂草书艺上有所发展创造。李白有诗称赞道：“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8]唐代题壁的恢弘从怀素这里似可想见了。然而发展到后来，由于僧人书家利用艺事追名逐利的行径与禅宗清心寡欲的实际大相抵触违背时，狂草书艺竟然落到“高闲以下，但可张之酒肆也”[9]的庸俗境地。
直至五代，书家中出现了另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杨凝式。他上承晋唐，下启宋代，宋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都受到他的影响。杨凝式的传世墨迹甚少，今天我们公认《韭花帖》是其代表名作，殊知他那狂放飘逸的题壁狂草才堪称经典。《宣和书谱》载：“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可以想象那是多么气势恢弘的景象。李建中亦有诗云：“杉松倒涧雪霜乾，屋壁麝煤风雨寒。我亦平生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10]只可惜这些宝贵的题壁墨迹都早已随时代的远去而灰飞烟灭了，我们只能透过与其近世的书家的描述中窥见一二。
五代以后，题壁从北宋时代起就逐渐衰落了。题壁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标志着狂草的衰落，但它只是造成狂草衰落的一方面原因。除此之外，审美风尚的改变当是造成狂草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宋代文人独特审美观照下的狂草境遇
佑文政策下的宋代是文人生活的黄金时代，政治宽松，生活优裕。宋代又是古代文人的成熟期，文人的心理、心态成熟于这个时期。文人们有着强烈的文人自觉意识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感。他们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并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是文人政权的时代，文人们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肩负起了一个朝代的建设。
（一）宋代文人阶层的总体审美特征
鉴于五代的兵戈战乱，政权频繁更迭，靠兵变起家的宋太祖赵匡胤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制定了许多措施，其中一项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重文轻武。作为一名武将的宋太祖来讲，他自是轻视鄙夷文人的，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他又不得不起用文人。科举考试等大开门禁，为文人们升官求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以书取士的具体措施被一种更宽泛的重视士大夫学养、文化知识结构，并希望以这种知识结构来为治国平天下服务的目的所取代。”[11]唐人的书学考试制度并不为宋人所取。尽管他们对唐人的技法深究钻研，但文人们却耻于纯粹地去表现书法技巧。书家普遍倾向于追求一种质朴无华、平淡天然，由在自然中得到灵感和了悟而形成的轻形式、重精神的艺术哲理思想。“尚意”书风在宋代独领风骚。欧、虞、褚、薛是肃穆堂皇的，张旭、怀素是狂放不羁的，而欧、苏、黄、米等宋代文人则是潇洒俊逸的。苏轼也好，黄庭坚也好，不管他们做过多高的官，但他们在面对书法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心态是一种典型文人士大夫的心态。[12]他们所追求的是文人士大夫式的书法。
（二）欧、苏、黄、米代表下的宋代文人独特审美观及狂草境遇 11世纪左右，中国文人士大夫对美的追求空前的热烈，开拓了大片的新天地，不仅在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显示出丰富的热情，还对植物以及花卉等予以高度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手册、目录和论文都逐渐增多，例如欧阳修就有著名的《洛阳牡丹记》。其后不久，其他作家接续欧阳修的先河，创作了关于扬州芍药、菊花、梅花、海棠、玫瑰、山茶、杜鹃、荷花以及兰花的专论。欧阳修引领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风尚。
书法方面，让我们来看看欧阳修写给蔡襄的信：
余尝与蔡君谟（蔡襄）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13]
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14]
在这些信件中，欧阳修论述了唐代书法的高度繁荣，也提及了宋代书法的凋敝。他的这些话完全有可能是针对宋初的情况而言的。经历“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的混乱局势而建立的宋朝国力相对较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宋初书法上承五代衰陋之气。宋代文人要想摆脱唐人的桎梏，既不写端正肃穆的唐楷，也不写奔放不羁的狂草，那么，以文人的身份似乎更加适合写行云流水、消散舒空的行书或行草。
继欧阳修之后，为北宋书法发展推波助澜而不遗余力的中坚人物相继有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风尚来诠释和倡导书法，躬身实践，将宋代书法推向“尚意”书风的高潮。
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知识全面，总体素养极高，在绘画、文学、书法、政治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文人士大夫形象的完美体现。他提出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等理论，完全颠覆了唐人乃至在他之前的所有书法家的审美观念。他曾言“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苏轼赞扬颜柳楷法精绝，但却感受到对笔法的过分追求往往又失去了笔墨之外的妙趣；他欣赏钟王的天然成趣，并很好地将法度与意趣结合起来，体现为知法而求趣；他更把晋人风味“萧散简远”作为诗歌、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提了出来。[15]宋人行书盛极一时，而楷书却相对较弱，狂草几近衰落，与苏轼等人提倡的书法审美观不无关系。
苏轼还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他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与发挥，甚至是缺陷美。他还曾极力批判张旭和怀素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正说明了他对唐人狂草的鄙弃（笔者推断苏轼其实是对唐人题壁书法的批判，而并没有将唐人所有草书都予以否定，如下文所述，他还是很称赞怀素等人的手卷的）。这些审美观指引着苏轼的实践创作。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在书法中亲身实践的一位高手。他更注重个性的追求，更注重主体的审美。
苏轼与黄庭坚介于师友之间，苏东坡的审美观对黄山谷影响很大，二人论书有异曲同工之处。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黄庭坚学禅，但光看他的书法作品去理解其中的禅意似乎太难。黄庭坚论书也追求法度之外的意趣：“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16]他与苏轼都主张无意之意，“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17]“意”有程度深浅之分，仅次于无意的是“淡意”：“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乃如微耳。”关于草书，他这样说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隶同法同意。”[18]黄庭坚的书法总是施以明显的主观意匠。他的行草书成就很高，而其行草书的创作正体现出他独特的审美意识。
无可否认，黄庭坚也写草书，但他的草书却区别于旭、素的狂草。苏东坡曾对黄庭坚的大草表示由衷赞叹，却也感言如黄庭坚这类写大草的人没能有机会一睹怀素的《自叙帖》，说明苏轼等人还是极为佩服唐人的草书的，只不过他们所佩服的是唐人写在手卷上的那种草书。这种风格形制的草书作品大不同于兴即而起在墙壁上的挥洒。唐人的狂草带有明显的狂放意趣在内，几乎不受理性的约束；而宋人写草书就带有某种文人情结了，他们的情感因更受约束而使笔下的草书更加含蓄内敛，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黄庭坚的草书线条中窥见一斑。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宋代文人的特殊身份和知识结构决定的。
宋代书史上另一位独具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识的便是米芾了。米芾可算是宋代书家中更为典型的一个人物。他知识结构完整，在书法、绘画、收藏、鉴定等方面都是一代高手。他与前代人相比有明显的宋代文人特征。这个时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更接近于后代理想的文人模式：诗书画印四绝。他评唐人说：“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19]可见他对唐人书法的鄙薄之态。又曰：“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20]他始终站在文人的位置上来定位书法，追求自我表现、天然成趣的奇妙。米芾在集古的基础上而能自创新意，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展现了宋代文人书家的审美风尚。
结 语
楷书在欧、虞、褚、薛、颜、柳等人的努力下已然发展完备，楷法遒美，笔法精绝，宋人已无开拓疆域；狂草在旭、素的笔下姿态横生，极尽狂傲，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更适合宋人在行书的广袤天地尽情尽兴，即便黄庭坚的草书也变得更加理性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阶层以其特殊的身份在历史的演进潮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属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肩负着以贵族官僚治理国家的重任。他们达到了赖文逊（美）所谓的“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力的辉煌的象征性结合”。唐人重事功，豪迈不羁；宋人内向、细腻，更重内在修养与精神追求。宋人的追慕晋人，可从他们精神上对道的追求和审美上对韵的追慕上看出来。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既要学习前代人的东西，又要在此基础上力求突破。在唐人法度森严的技法笼罩下，宋代文人士大夫书家只能在掌握纯熟技巧的基础上又不囿于技巧，而刻意去追求一种意趣。“意”在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书家的书论书作中都得到了完美极致的体现。宋代文人阶层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引导了这一时代书法的发展进程。他们素不喜癫狂如痴的张旭，也不喜借一纸草书追名逐利的俗僧。狂草在此衰落也就不言而喻了。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一版，第98-99页。
[2]参见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60页。
[3]（南宋）《会稽二志点校》，南宋施宿、张B等撰，李能成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310页。
[4]李颀：《赠张旭》，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三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83页。
[5]窦U：《述书赋》，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第256页。
[6]吕总：《叙书评》，崔尔平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3页。
[7]李白：《送贺宾客归越》，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七十六，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28页。
[8]李白：《草书歌行》，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六十七，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473页。
[9]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592页。
[10]李建中：《题洛阳华严院杨少师书壁后》，载清厉鹗辑撰《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77页。
[11][12]参见陈振濂：《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1月，第76页。
[13]《唐安共美政颂》，《集古录跋尾》卷六，《欧阳修全集》，第2223页。
[14]欧阳修：《范文度摹本兰亭序二》，《集古录跋尾》卷四，《欧阳修全集》，第2163页。
[15]参见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42页。
[16]《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二十八《题颜鲁公帖》，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758页。
[17]《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十六《大雅堂记》，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437页。
[18]《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第七《跋此君轩诗》，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604页。
[19][20]米芾：《海岳名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8月，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