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的学政，在制度方面，学界探讨得比较充分，成果也较为显著。但是，关于清代众多学政案的研究，直至目前看来，还显得很不充分。
清代的学政，是提督学政的简称，始设于顺治（1644-1661）初，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时，才随之裁撤，可以说与清王朝的历史命运相始终。学政隶属礼部，地位与督、抚平行，是清代在各省设置的负责举办学校和科举事务的最高职官。清代学政，省各一人，为钦差之官，其职责，据《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三》之学政条载，主要是：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由于学政一职不同寻常的重要性，故清代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尤其是雍正帝，曾在五年（1727）专门颁发上谕强调：学政一官，所以化导士习、养育人才，职任关系甚重。十三年（1735），又明文规定并进一步强调：各省学政有训导士子、校阅文艺之责，关系甚重，非才守兼优、素有学问者不克胜任。
虽然统治者重视，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建设、规范及维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清代的学政制度还是弊端丛生，各种违纪案件亦屡见不鲜。清代的学政案，典型者有：
一、俞鸿图案
俞鸿图（？-1734），字麟一，浙江海盐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时为二甲赐进士出身五十名中的第十八名。雍正十年（1732），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升侍读，出任河南学政。
关于俞鸿图案，《清史稿》卷九《世宗本纪》亦云：戊戌，河南学政俞鸿图以婪赃处斩，其父侍郎俞兆晟褫职。《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列传八十一王士俊》又云：（雍正）十年，擢士俊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十一年，疏劾学政俞鸿图纳贿行私，命侍郎陈树萱按鞠，得实，鸿图坐斩。
二、喀尔钦案
喀尔钦（？-1741），籍贯不详。雍正元年（1723）进士，时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百八十名中的第一百零三名。喀尔钦任山西学政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后来，在乾隆六年（1741），因贿卖生员败检淫泆等罪名而被处斩。
（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壬申（4月22日），山西学政喀尔钦因贿卖文武生员，并买有夫之妇为妾，被革职。乾隆帝命礼部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严审定拟具奏。本年七月，喀尔钦被解赴刑部即行正法。
三、朱荃案
朱荃（？-1750），字香南，浙江桐乡人。由监生应乾隆二年（1737）丁巳鸿学博词补试，取列二等第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朱荃何时出任四川学政亦不详，后来在乾隆十五年（1750），因勒索告病告顶生员银两，贿卖生员，卖书渔利等罪名而被褫职、处死。
四、梅立本案
梅立本（1722-1769），字秋埃，安徽宣城人。乾隆十七年（1752），顺天府乡试中举，任内阁中书。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丁丑科一甲第二名进士，累官广西学政。
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主持郁林科试，由陆川知县承办接待，梅立本作威作福，滥索银两，鞭打差使王升、陈忠等人。最后县令不堪其辱，在轿内自刎死。事发后，梅立本被以鄙琐不堪，任意滥取，擅作威福，逼死县令而被处死。可见，梅立本案的恶劣之处，乃在于当事人作威作福以致酿成命案，但主要罪名，核心的仍然是滥索银两的经济问题。对此，《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列传一百二十六钱度传》亦曾有反映，其云：学政梅立本按试郁林，索供应，民聚閧。可知，人命官司固然干系重大，但梅立本利用职务之便，任意滥取，压榨老百姓，以致激起民变，这恐怕才是乾隆痛下杀手的根本原因。
五、徐松案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号孟品，顺天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嘉庆十年（1805），二十五岁时应乙丑科，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嘉庆十四年（1809），二十九岁时，受董诰举荐，派入全唐文馆，任总提调兼总纂官，奉诏纂辑《全唐文》。嘉庆十五年（1810），三十岁任湖南学政，但由于年轻气盛、品行不端及官场的复杂，嘉庆十六年（1811），三十一岁为御史赵慎畛（1761-1825）所纠，于嘉庆十七年（1812）底被遣戍伊犁。这就是徐松案，亦称星伯学案。
关于徐松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先生在《记徐松遣戍事》一文中，曾利用军机处档案进行过细致考辩，发现赵慎畛所纠徐松罪状，分为九款：一是乘轿进櫺星门，二是重价发卖诗文，三是优等生员缴钱，四是加增红案陋规，五是滥取佾生索费，六是家丁陵辱士子，七是卖给熟食索钱，八是强取弓箭发费，九是出题割裂经文。对于这九款罪状，徐松曾做过亲供，除了第一条乘轿进櫺星门、第六条陵辱士子两款外，其余概加认罪。第一款，那是大不敬之罪；第二款，是重大民族问题。徐松还是很聪明的，非常熟悉朝廷法制，极力将这两款重罪洗脱了。
清代统治者这种对学政案的处罚由严到宽、由强到弱的态势转变，实际上反映了清代科举制度的日趋腐朽，对教育界的控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清代自康乾盛世后，国势渐趋衰微，各种社会弊端开始浮显，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贪污之风，更是随之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学政界亦不能幸免，学政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暴露，难以维系，最终，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