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立国伊始，厉行寸版片帆，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唐宋以来以外向型贸易为主的宁波港遭受严重冲击，港口功能开始向内陆港转化。代之而起的清王朝为防止复明势力反攻，进而实施更为严厉的海禁，进一步推动了宁波港的转型，这也使得清代的宁波港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
一、清代海洋政策的演进
清王朝立国后，为应对东南沿海反清势力，全面承袭朱明王朝海禁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就有寸板不许下海，厉禁已有十年之语。虽然史书对清王朝何时实行海禁的具体时间缺乏记载，但从顺治帝的话中可以看出，至少在顺治初年清政府就开始实施海禁政策。
康熙初期，清政府进一步严海禁、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并实施更为严厉的迁界政策，迁界之令下，江浙闽粤沿海居民悉内徙四十里，筑边墙为界，自为坚壁清野计。康熙时期的迁界政策，在将郑成功集团阻绝于孤岛台湾的同时，也断绝了自己与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给东南沿海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社会经济的倒退不言而喻，全祖望对此评论曰：(郑)成功虽以饷不接不复能跳梁，而被迁之民流离荡析，又尽失海上鱼蜃之利。全祖望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事实上康熙自己也认识到迁界对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因此当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施琅攻克台湾，海氛大靖后，清政府就立即下令弛海禁、通市贸易。康熙弛海禁的具体时间是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十月丁巳。弛海禁是康熙时期清政府海洋政策的重大变化，虽然这种有限的开放海洋贸易仍存不小弊端，但与其前的严海禁以及迁海令相较，仍是巨大进步。康熙二十四年，清王朝又开放与南洋各国远洋贸易往来，并设榷关四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置吏以莅之。在康熙二十四年所设的四个对外海关中，宁波海关是其中重要一关，这不仅显示出康熙时期对外政策尤其是海洋政策的变化，而且也凸显出宁波港在东南沿海诸港口中的重要地位。
雍正即位后，对康熙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略做调整，仍处于开放态势。雍正不仅扩大了清王朝对外贸易的范围，而且也废除了康熙五十六年再次禁止沿海居民前往南洋贸易的规定，允许浙江商船依照福建商船前往南洋贸易之例，准其一体贸易。从历史角度观察，雍正时期的海洋政策值得肯定，正是因为这个政策，才使得宁波港能够得到更快发展。
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清政府的海洋贸易政策一反雍正时期的规定，对外贸易时开时禁，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乾隆二十二年，由于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商船收泊定海，运货宁波，洋船至宁波者甚多，这些洋船如果在宁波沿海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不利于海疆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下令英吉利不准赴浙贸易，于是皆收泊广东。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开始严禁丝斤出洋，并十分愚昧地认为近年英吉利夷商屡违禁令，潜赴宁波。今丝斤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骄纵之气。洪仁辉事件后，乾隆帝干脆关闭了宁波港的对外贸易通道，西洋来市势头遭到遏制。嘉庆皇帝在位的 25 年时间里，清政府的海洋政策愈加因循保守，一直在沿袭乾隆时期的海洋政策，几乎不作丝毫改变。而道光皇帝在海洋政策上更是偏执，如道光五年(1825年)，当英和奏请宁波府甬江口，可以收泊海船时，道光竟认为均毋庸议，顽固坚持海禁政策。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道光帝仍诏谕军机大臣等官员，不许英吉利国夷船，赴宁波海关销货，饬该管道府，明白晓谕，不准该夷船通商。咨会提镇，督令分巡各弁兵前往驱逐。正是道光皇帝的坚持，使得英国商船已经看不到进入宁波港进行贸易的希望，前来浙江沿海的英国商船也只好放洋而去。西方列强在宁波港通商的企图在顽固的道光帝面前再告失败，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
二、清代宁波港功能的转换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海洋政策直接影响着宁波港的功能转换，甚至有人认为顺治、康熙时期所规定的商舟、渔舟不许一艘下海，外国商船非系朝贡，概不准其贸易的海禁政策，使得宁波港民间海上贸易、渔业窒息。失去生计的沿海民众开始私自下海，走私贸易成为该时期宁波港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史言浙江沿海兵民贩卖粮米，因内地利少，出海利多，越界贸易就是典型表现。而在国内贸易上，由于受到军事形势影响，宁波港几乎成为一座死港。但作为东南沿海重要港口之一，宁波港始终在等待时机，准备再次崛起。
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开放与南洋各国远洋贸易，为宁波港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宁波港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由于对外贸易势头良好，宁波港的关税收入对财政支持力度也空前增加。
三、清代宁波港的历史地位
以往研究者在论述清代海禁政策对宁波港发展影响之时，往往用窒息一词表明其对宁波港的影响，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尚不足以全面认识这一时期宁波港的历史地位。应该说，鸦片战争前宁波港之所以能多次成功转型，与其在东南沿海港口中所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首先，宁波港在鸦片战争前与国内沿海诸港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清代沿海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
由于宁波港扼中国海岸线中段，居于南北水路之间，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广阔的腹地，一旦对外发展出现阻力，其就会迅速进行功能转换，成为沿海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当乾隆以后宁波港对外贸易被禁止后，宁波港就迅速转化为浙东地区的货物中转地，清代宁波港的沿海贸易，北至关东、河北、山东，中至江苏，且溯长江深入四川兼走湘、鄂，南到台、温、闽、广，都是船只直接往来，而且相当频繁;与省内的杭、嘉、绍、定海、象山等地，或以海上或自内河，货物集疏，更是往来不断。这一点也能从江厦码头堆积的货物种类和货物产地看出该时期宁波港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经济交流平台的盛况。
其次，清代宁波港也是各地贸易商帮的重要寄居地。
自宋代以来，宁波港就吸引着福建、广东、江苏等地商人前来经商。嘉庆、道光时期，外地来甬贸易的商人更是趋之若鹜，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随着外地商贾人数的增多，为避免同行竞争和团结同乡，凝聚人心，商业会馆应运而生。
从明代开始，西方国家中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对在宁波通商兴致盎然，并多次试图打开宁波港港口贸易通道。西方列强之所以对宁波港如此重视，就是因为它们认为，照它作为葡萄牙和早期英国贸易的商馆的历史看来，宁波是曾经被寄以很大的希望，宁波是帝国中最大、最好的城市之一。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之所以被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英国人近一个半世纪图谋的结果。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鸦片战争前宁波港历史地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