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以下简称带路）构想提出以来，语言和文化差异可能给该战略在北线（中、东欧）、中线（西亚、北非）、南线（南亚），以及被文化地理学忽视的大洋洲和北冰洋方向的发展带来的困扰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研究欧洲、俄罗斯、北非/西亚、亚撒哈拉非洲、南亚、东亚、东南亚这七个可能存在文明冲突的文化区的文化特征，进而为带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具体的文化参考已势在必行，而这恰好是从事外国语言文化研究的外语院校的优势所在。
一、 共识的达成离不开对相关国家或地区语言的掌握
语言研究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推进汉语国际化进程以强化语言文化传播能力）和软实力提升（拓展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两方面。尽管目前世界上有英、法等通用语言可帮助我们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进行基本的交流，但比起直接使用带路相关国家与地区的语言以增进相互间理解、认可进而达成共识来，不足之处还是相当明显的。由此可见，带路已对我国的语言能力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大力培养沿线国家语言人才的同时，针对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这三大类语言本身的研究也亟待加强：唯有如此，不光描写带路沿线国家语言现象得以成型，剖析其语言文化、语言应用、语言政策亦能成为现实。
二、语言生态环境的维护离不开对中国周边语言资源现状的厘清
我国周边国家所使用的语言约 30 种，它们与中国语言要么有同源的关系，要么有接触的关系。分析这些语言的内部构成，调查其社会应用的状况，利于推进对同一民族语言分布在不同国家后形成的语言变体跨境语言的研究。
跨境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问题：一方面，民族认同感早已存在于带路区域内的边境民族之间，而在对外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种认同感会随着跨境语言的广泛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与国之间应有的界限，这种情况若无法得到合理的引导，就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甚至是危害；另一方面，与境外相同民族相比，我国少数民族在运用本民族语言以及掌握国家通用语的水平上也有差距，而这一切都有可能为会给境外同一语言来填补跨境语言社区里的语言文化真空创造机会。因此，维护国家交往过程中正常的语言秩序，确保语言与意识形态正常的关联，是包括外语院校在内的语言文化研究机构在保护语言生态环境方面应尽的义务。
就目前中国语言学界而言，针对国内跨境语言的研究已不少见，但对境外跨境语言的调查却相对匮乏，而带路沿线国家复杂的语言组成以及地理环境更增加了该项研究和调查的难度。即便如此，加强对边贸语言生活的实证研究，就跨境社区的语言功能进行规划，探讨培养具备国家通用语和跨境语言两种能力的双语人的可行性政策，以及应对境外敌意宣传和文化渗透的途径都应成为当下及日后相当长时间里外语院校应认真思考的内容。
三、带路战略的推进离不开外语教学政策的改革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国别文化研究
带路这一有可能会促进国际一体化甚至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进程应该在中国语境中进行，而要保证这一特性不至于流失，规划外语教学政策，为国家提供包括语言人才储备等在内的语言支持；加强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国别文化研究，助力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都应成为包括外语院校在内的语言教育机构亟需关注的问题。前者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小语种建设，改变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培养具有专业背景的高水平语言人才，储备可满足教学与研究、资政与兴商之需的语言+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向参与海外建设项目的中资企业提供在各种专业领域内的语言服务等。而后者则意味着语言的文化职能人文交流必须成为带路这一合作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理念：除了加强既有的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研究与汉语国际教育之外，更要调查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亟待向外推介的和合（和而不同、合作共赢）文化的真实看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就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的专门和具体的研究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国内学界就某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总貌所进行的那种泛泛而谈，换言之，早年外语院校所开设的诸如欧洲文化入门、美国文化介绍等文化基础类课程将不能再适应新时期和新形势下的话语体系顶层设计的需要，而唯有加强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别文化研究，特别是他们各自持有的华语政策，全面了解各国对待华语乃至华人华侨的政策态度，方能针对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举例说明，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在某一地区里占据政治或经济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都会对那些明显带有，或者至少在字面上带有进攻性的所谓战略保持足够的戒心，要打消他们的疑虑并成功建立起互信，包括语言规划机构在内的传播学界必须认真思考并积极作为，进而全面梳理国内各个层面就带路进行的对外宣传话语，规划甚至提出外宣的话语策略，而这也意味着包括术语翻译在内的翻译政策的制定将成为带路战略语言规划进程中的当务之急，在这一任务里，外语院校可以用包括制定公共服务领域的外文译写规范在内的具体行为扮演起主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