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壳牌为例，它与中国、印度等低成本国家近200家合格的承包商和供应商建立了关系。这为壳牌在这些国家平均节省了20%至25%的成本。此外，壳牌还与钻探设备承包商签署长期的超深海钻井船合同（通常不超过10年），以享受低于业界平均水平10%的日租金。
曾几何时，开采石油就像将麦秆插入沙堆里一样容易――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等一些国家大体上仍然是这种情况。但“资源民族主义”意味着，中东基本上已经成为西方公司的禁区。由于无法染指容易开采的石油（easy oil），这些公司只得奔赴天涯海角，寻找世界剩余的储量。项目规模越来越大，位置越来越偏远。石油更难勘探，开采成本更高。
“已动用资本回报率”（ROCE）是另一大问题。PFC Energy的分析显示，尽管过去三年油价上涨，但石油勘探和生产的ROCE却出现了下降。更加昂贵的成本结构困扰着这个行业，各公司还不得不勘探条件更加恶劣的区域，如巴西的盐下油田。在2005年至2015年间，各公司新资源组合的性质变化很大。分析中提到的一些公司斥巨资开发北美页岩气资源，也遭遇回报率降低问题。页岩气的发现导致天然气供应过剩，美国天然气价格跌至10年来最低值。
即便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新资源，也无法保证能够生产。壳牌投资近50亿美元勘探阿拉斯加北海岸近海石油，但迄今没有一座油井竣工。
外包削弱了成本控制力？
英国《金融时报》
一些石油巨头的高管们认为，企业对成本的控制力正在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倾向于将项目开发阶段的重要环节外包。
这一趋势的根源是过去30年来石油行业所发生的变化。早期石油公司满足于坐拥北海等地的大油田，开发这些油田无需付出太多心力。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大油田衰落，各公司被迫重新开始勘探，发现油田后，就成立大型开发项目，而这要求投入大量工程人员。但他们已不具备必要的技能。
一家巨头公司的高管说：“你的工作一直是削减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但突然你必须承担项目经理的职责，主要与建筑施工打交道，但与石油没有丝毫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后，许多公司转而将一部分工程、采购和施工外包。随着时间推移，外包的工作越来越多，这往往压缩了它们内部团队的规模。
这位高管表示：“你用一小组人管理一家庞大的承包商，希望能顺利完工，开采出石油……但你无法有效地管理承包商，结果就造成成本超支。”壳牌便面临这样的问题，该公司的一些项目，包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还有卡塔尔的Pearl天然气液化厂，都出现了巨额预算超支。
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不合理的规划也在困扰石油行业。据IPA表示，“为了采出第一桶油而追求难以实现的速度，使行业深受其害”。“这种行为使每年的资本支出增加几百亿美元，并且降低了第一桶油采出后的产量达标率。”
成本超支的因素各不相同。大型跨国石油公司通常在任何一年里都会运作上千个资本项目，出现问题的项目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讨论。问题不在于外包本身，而是应当“更加严格地管理供应链”。
廉价页岩气的“搅局”
英国《经济学人》
美国页岩气仍旧是个相对新兴的行业。未来，通过提高效率和削减成本而获取收益的机遇俯仰皆拾。出口液化天然气（LNG）是另一种应对美国天然气供大于求的方法。天然气市场是区域化的。在美国本土以外，价格往往要高出许多。亚洲的现货价格可以达到20美元。所以，将美国的天然气运往亚洲非常合算，而且也完全可行。
在美国墨西哥湾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是将进口液化天然气转化成气态的工厂。这些工厂修建于人们认为美国将需要依赖进口的日子里。而现在，它们却被闲置着。花些代价，它们可以被转化成将美国的天然气进行液化、用以出口的工厂。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Sabine Pass工厂是当中一员。它拥有出口许可证，在2015年前就能开始出口天然气了。而另外16家工程已经提交了许可证申请。但是美国的天然气消费方反对。他们希望美国本土天然气价格维持超低水平，所以正游说政府阻止出口。而政府方面则徘徊不定：既不想惹恼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环保组织，也不愿得罪陶氏化学公司这类天然气用气大户。气价上涨是必然的，但在这之前，生产商将从这场盛宴中忍受更多痛苦，而这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