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尔・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学家，在其《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一书中精要论述了社会精英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种相互作用最后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来源。社会精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直接决定了其在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主导地位，而大众社会之所以产生文化进步，也是源于社会精英的原创精神。
【关键词】卡尔・曼海姆；精英论；社会结构；大众社会
自19世纪以来，社会精英理论越来越受到思想家们的关注。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之外，对于社会结构的剖析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而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由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框架和核心理念。卡尔・曼汉姆在继承了19世纪以来思想界对于社会精英的研究遗产后，在其对社会重构方面的研究中，也提出了相应的社会精英理论。他指出，在社会危机发生时，社会必然伴随着长期的心理危机，这一危机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识发生严重的分裂。当然这种分裂是有着一定的外部环境作为媒介然后传染到整个社会的。本文将从卡尔・曼海姆关于社会与文化（社会心理）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入手，探讨社会精英文化在社会危机中的嬗变过程与基本规律。
一
卡尔・曼海姆首先将社会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它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来发作用于社会文化或社会心理。“首先，我们具有自由而未受调节的那一部分社会生活，它以自发的形式陶冶治理生活和文化生活。其次，我们具有那些在文化领域呈制度形态的社会组织。在此，我们想到了教会、学校、大学、研究机构、报刊、无线电广播，以及各种类型的组织化的宣传对智力生活和文化生活施加影响。”简言之，曼海姆对于社会领域的大致划分为：自发性社会生活与制度性社会生活。他认为，在一般条件下，一个自由社会的大众生活其本质是自发的。在没有受到外部，特别是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大众生活呈现出一种自为自发的状态。社会文化在大众中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大众将个体价值与内心情感通过一定的形式向外界传达，而受众则是一群不确定的对象。这种传达模式将个体凸显出来，即他本人，不论具有何种身份，都是一个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这种自发的大众文化常常是各种社会亚文化的集合，其表达途径不一，内容形式多样，具备大量的原生态特征。
而另一方面，在制度性文化中，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社会控制的作用，通过各种组织化的方式，将精英阶层的意见向整个社会传达。而组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设计、完善、修订各项社会制度的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并不是精英自身的意见表达模式，而是组织行为和制度体系给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作为样本的行为指南。即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最为基本的观念意识是由一小群社会精英强制提供给大众的，而强制的过程则显得十分隐蔽，甚至传播者将之作为一个自觉的行为表现出来。在大众社会中，即使有一个强势的政府，也绝不会出现一个微孔不入的通盘计划，来彻底规范人们的各项行为。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各种生活行为本质上是作为“常识”，借助“传统”的外壳而传承的，它不需要政府的具体调节，而是一种切实的个体行为。
曼海姆将研究重点正是置于这样一种角度，即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众的社会文化。他的论证逻辑在于，从社会精英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社会精英在社会文化中的传递作用，来观察文化受众的基本状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受众由于与精英阶层的隔离使得社会领域本身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一个结构自然沉积着传统文化的各项规则，另一个则与时代保持最近的距离，这两个结构的融合，建立在精英的主流意识的普及程度上。当某一个时代中的精英阶层将自身的价值观成功的普及到整个社会时，这个社会就完成了一次文化（心理）整合。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一种社会文化变革的先兆。换句话说，精英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不是由其自身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传播的理念来证实的。既然大众与精英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那么大众不需要精英对于自身生活细节的干涉，他们只需要通过精英阶层来感知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就可以了。
二
社会结构中的精英由于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就充分掌握了文化传播的话语权。何种文化或新的理念通过何种途径传播成为了精英阶层自身的事业。如此一来，大众文化开始向“粗糙化”发展，一种无法被准确定义和享有规范性的文化成为了大众自身可以接受的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一方面精英被置于社会结构的上层，即文化原创者的地位，他们掌控了大多数信息传播的媒介，而这些媒介所宣扬的文化由被精英阶层进行过滤的。至此，大众作为普通受众无法知晓一种社会文化的原创过程，而对另一阶层而言，他们也不必知晓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大众与精英的疏离，成为了“精致”文化的反对者，大众无法承担享受精致文化所需的高额成本。社会文化的二元分离使得在一些历史时期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无法弥合这一横亘于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文化鸿沟。社会内部的文化裂痕由此产生，而且就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一裂痕是无法消除的。说来奇怪，首先是社会精英阶层首先发现了自身与下层民众之间的文化差异，他们积极主动地希望通过文学、教育以及可以利用的交流方式，来实现上下阶层的对接。即重新弥合社会内部的鸿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不论出身于哪个阶层，他们都是社会精英，在整个启蒙时代都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而奋斗着。
卡尔・曼海姆自然在精英社会的嬗变中嗅到了社会剧变的味道，尤其是他经历的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我们不禁要问，当时欧洲的社会精英究竟在做什么，使得一股如此邪恶的思潮几乎席卷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中欧，而没有得到遏制。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完全分裂的社会是无法轻易解除社会结构内部各个阶层的心理枷锁的，这一枷锁一方面是在阻止其他阶层对自身利益的侵害，而另一方面是希望原封不动的维持现状。不论现状对某些阶层是多么的悲惨和绝望。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正是一个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反抗史、斗争史。这一斗争遍布全球，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曼海姆的视角则展示了一张精致的社会精英网之下，大众的觉醒及无助。社会观念也不会因为一两次大战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一种必然却被动的社会发展状态，使得许多社会政策都必须进行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考量。然而由于竞争原则的普遍存在，社会精英阶层的资源控制力会逐步增强，资源的高度集中，虽然可以利用各种社会收入再分配政策予以调节。但实际上，这种调节变成了一种资金的分配调节，大众作为社会福利的受益者却在一般生活中感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但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将直接毁灭社会竞争带来的各种原创精神，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某些福利性社会政策在最后决算时都显得十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