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说是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阐述中国启蒙在明清之际早期生成的重要学说。这一学说源于梁启超而成于侯外庐,随后得到冯友兰和冯契等的认可,萧養父和许苏民等又坚持和捍卫,使得早期启蒙说在学术界卓有影响。然而与萧輋父同为武大学人的李维武,近期指出了早期启蒙说当前面临的困境。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引人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再度兴起,早期启蒙说不可避免地受到消解和冲击。作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萧蓬父先生于2008年9月17日辞世,对早期启蒙说的式微更具有某种象征性意味。李维武的式微论透射出早期启蒙说令人堪忧的当代命运,早期启蒙说具有哪些内在质素能有效回应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消解和冲击,确保自身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早期启蒙说的形成与发展
早期启蒙说源于梁启超,他最早以启蒙名义论及时代精神之变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借用佛家学说谈及启蒙时期: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曰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梁启超指出,启蒙期是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的时期。反动的精力皆用于破坏,目的在于建设新思潮;全盛期是破坏事业告终,旧思潮屏息慑伏而新思想日益充实的时期;蜕分期是新思想的境界被开发殆尽,于局部问题研究中衍生新的小派而与正统派形成对峙的时期;衰落期是学派精义已经浚发无余,支派分裂且相互排轧的时期。当此之时,为推旧出新,于是又进人下一个启蒙期。
二、早期启蒙说的消解与冲击
早期启蒙说自形成以来就面临着启蒙外来说的消解与冲击。启蒙外来说源于胡适,他将启蒙视为评判的态度,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包含妖鬼的死路,建设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就必须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其后何干之、丁守和与李泽厚等都或显或隐地主张中国启蒙源于西方,何干之认为在封建和奴隶社会从来听不到有启蒙和启蒙运动,丁守和认为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造成了人们落后、愚昧和盲从的状态,李泽厚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扔弃固有传统和全盘输人西方文化。费正清和烈文森也用冲击-囬应模式表明中国社会不能独立实现近代化的转变,是西方的书写决定着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共产主义时代的孔子只能被埋葬和收藏而放进历史的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丁守和继续坚持启蒙外来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只有进行幼童教育的蒙学而无启蒙?。姜义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刺激下开始的,百余年来中国启蒙的困顿在于始终没能以理性思维取代迷信和盲从权威的传统思维方式。?资中筠认为中国人的现代启蒙是从外面引进的,启蒙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和蒙昧。
三、早期启蒙说的坚持与捍卫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萧萋父同时或继其之后坚持和捍卫早期启蒙说的有冯天瑜、许苏民和吴根友等。冯天瑜于20世纪80年代就从中国文化史上给予了明清学术以早期启蒙的定位,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史前文化、殷周之际的官学文化时代、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西汉到明中叶的经学时代、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阶段、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阶段、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其中殷周之际是华夏文明的生长发育期,先秦诸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母体,经学时代以儒家为正宗,明清之际出现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早期启蒙文化。明清之际到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阶段,共同构成与西洋文化接触和融汇的历史时期。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冯天瑜较显著的一项工作就是依托明清时期的启蒙文献以及对西文日文的相应翻译,考察了科学和民主等概念的形成和语义变迁。另一项工作就是立足于前期提出的母体论,对先秦时期的中华文化元典开展了对后世文化的接引分析。他也依托明清启蒙的早期生成,论述了传教士输人的西方科技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性生成的重要影响。他还着眼于明清之际之后中国启蒙的进化,开展了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启蒙运动的深度分析。
四、早期启蒙说的展开与回应
上述问题可归结为对启蒙时代、启蒙国家、启蒙人物和启蒙精神的认识问题,其中渗透着古今中西、精英大众以及理性情感的紧张关系。事实上,早期启蒙说已经提供了化解上述矛盾关系的整体性解决方案。早期启蒙说在启蒙时代问题上的整体性展开,源于梁启超以启蒙期和无论何时代等论述学术思潮之变迁。正如侯外庐和萧菴父等将明清之际各阶段的学术思想一概冠以启蒙,梁启超所谓的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可作启蒙的兴起期、启蒙的全盛期、启蒙的蜕分期、启蒙的衰落期的理解,接下来是新启蒙的继起。梁启超虽然用此分期理论具体分析清代学术,但他基于前期站在进化论立场上对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的整体考察提出的无论何时代,已赋予启蒙时代以一般性和流动性,既适用于分析单个时代的学术思潮,也适用于分析时代总体的学术思潮。侯外庐、萧叢父和冯天瑜承接上述理路并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既具体深人研究明清学术,也展开从事中国思想、哲学或文化的通史研究。既然各时代都有哲学思想和理性的公开运用,就都是启蒙的时代。但又因学术思想的代际性类型转换,体现出中国学术思想的持续进化。早期启蒙论者比较的康德和福柯也以摆脱不成熟与批判态度赋予启蒙以一般性,又用进步论与系谱学赋予启蒙以代际性。他们籍此具体分析18世纪的思想状况,又总体性地勾画历史进程。他们的思想理路和研究方法与梁启超乃至侯外庐、萧輋父和冯天瑜具有相通性,可对比性地用于明确中国启蒙时代的整体性,并于此整体历史图景中再度确证侯外庐、萧養父和冯天瑜等给予明清启蒙学术的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又接引中国近现代哲学,开出了适应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发要求的文化类型的独特历史定位。
五、结束语
在当今时代,启蒙外来说涉及的从《荷马史诗》、柏拉图等代表的轴心时代、中世纪、18世纪到尼采等代表的后现代的全部西学,已被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彼得?盖伊、乔治?伯特、卡西尔、施密特等,赋予启蒙一般的名义整体压境。早期启蒙说阵营内部又产生分裂,出现自我质疑、自我解构和自我否定的态势。文化保守主义因反思和批判启蒙,形成对早期启蒙说的消解和冲击。在此情势下,当代的早期启蒙论者除了保持对明清启蒙的核心坚守外,还必须从类比西方资本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早期生成,以确证中国也有启蒙的这种对启蒙的片段化理解和被动防御策略之中走出来,以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心态勇敢地释放出早期启蒙说内含的启蒙尤其是中国启蒙的整体性,通过主张中国启蒙与西方启蒙一样原初并生随后在兼容并蓄中持续发展和自主创新,利用与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相通性,伸张明清之际前后的中学西渐持续影响了西方世界等,积极回应各种主义学说对早期启蒙说和中国文化的消解与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