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书还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来北京的情景：很冷的一个冬日，好朋友来火车站接他，见了面什么也没说，先掰开手里一个热腾腾的地瓜，递给他一半，初入陌生城市的迷茫和孤独一下子被驱散了。如今，在为他的地下室改造项目寻找方向时，他又一次联想到“地瓜”的象征意义
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某地下室。一进去，脚下就是一汪水。林木村开玩笑：“这儿能养金鱼了。”眼前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昏暗、幽深，四周分隔成迷宫般的格子间。这个地下室已经清空住户，留下斑驳的灰白墙面，纸糊的窗户，裸露的电线，凌乱的晾衣绳，还有空气里驱不散的潮湿阴凉。
林木村早已习惯地下室特有的氛围。自从两年前实习期间协助周子书做有关地下室的调研开始，这个戴着大大黑框眼镜的小姑娘就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北京望京大大小小的地下室。一开始特别忐忑，有的地下室走廊一眼望不到头，白天基本没人，偶尔对面来个人还是在逆光中看不清面孔，吓得她总是走一半就退回去了。再加上管理员的质疑、冷漠，一天下来一无所获，她忍不住在晚上回去的路上大哭。后来慢慢摸索出经验，比如如何快速发现地下室：第一，有显眼的绿色地下防空标志;第二，绿植上挂着衣服的，往往地下室就在附近，因为地下衣服干不了，必须要晾在外面，这也造成地下与地上居民的一个冲突点;第三，居民楼小商铺门口，往往也是地下室入口，因为地下室管理员一般晚上在下面看守，白天没什么人，他就在门口开个小商铺挣钱……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周子书他们发现，其实地上、地下年轻人的心态并无多大差别，而地下年轻人展现出来的活力和求知欲甚至比地上人群更好。比如他们在访谈中遇到一个汽车修理工，由于工作关系，他很想去学新能源和环保：“现在很多人非常无聊，只知道房子、车子和女人。”另一个小伙子梦想成为一个平面设计师，在花了9100元培训费之后，他还是成不了设计师，因为那不只是学软件的问题，3个月后他又做回了锅炉工。“他们就是你身边的饭店服务员、超市收银员、足疗师、理发师，为什么一抛开这些具体的身份，说起地下室居民的时候，就会有歧视和隔阂呢？”周子书自问。
引发周子书关注地下室问题的也是一个身边的地下室居民。那是在他们工作室做饭的阿姨，偶尔聊起来，她说就住在附近的地下室，但基本与邻居们互不来往，“感觉陌生人都是骗子”。周子书想起当初在中央美院读书时，领导要他勾出一块“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牌，那时想的是怎么设计好看，但是，艺术怎么为人民服务？“人民”又是谁？并没有多想。毕业后他去了中国美术馆担任设计师，有一件小事深深触动了他：美术馆在2011年免费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他就看到一位大妈在对面隆福寺早市买完菜后，直接来到美术馆的厕所利用免费的自来水洗菜。他觉得，这是比艺术更重要的事。关注到做饭阿姨时，周子书正在攻读英国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有关“叙事性空间”的硕士学位，这个涉及北京1.7万个地下空间、100万居民的生存状况的问题顺理成章成为他的毕业设计题目――《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
周子书和刘青签订了合约，把这里作为第一个改造试点。首先是从视觉上消除人们对地下室的心理障碍，比如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注意到入口处那个“地下室招租”的广告牌。如果留心，会发现那个“下”字在转动，这是周子书有意识的一个小改动。他希望促使人们停下来思考：到底是“地下室”，还是“地上室”？或者是一个蕴含无限可能的异托邦？ 改造的出发点基于地下空间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最显著的一对矛盾：地下居民与地上居民。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源各种各样，比如，地下室居民晾在地面上的衣服影响了社区的美观;几乎每个地下室都从居民楼偷电;有些地下室居民没有大楼主门的钥匙，常为了自身便利把楼下的门锁弄坏，给整楼安全造成隐患。两者之间的隔阂通过什么方式可能消除？周子书想起那个花钱去学平面设计的锅炉工，尽管是次失败的尝试，但反映了他强烈的学习新技能的愿望。如果地上和地下居民的“技能交换”得以实现，同时可能是打破双方藩篱的一种途径。他们选取了地下室的象征符号――晾衣绳和挂钩作为视觉化语言。几百根彩色晾衣绳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形成一面绳墙，代表了现存的隔阂。房间两边墙上各绘制了一张中国地图，一张归地上居民使用，另一张归地下居民。假设某个有技能交换需求的地下室居民来到这里，他可以在家乡处粘上一张写明基本信息和技能愿望的卡片，用挂钩固定住，再抽取一根晾衣绳系在自己的挂钩上。借助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老乡观念，如果某个地上居民通过微信平台发现需要技能交换的老乡，他可以来这里进行面对面交流，并把对方晾衣绳的另一端系到对面墙代表自己的挂钩上。周子书设想，经过多次交换，中间的晾衣绳将逐渐被系到两边的墙上，隔阂的“绳墙”变为一个包容的“屋顶”。想法虽好，但他也承认，初期的技能交换大都是在认识的人之间进行的，难免流于概念。更关键的问题是，正如他在圣马丁的导师提出的：钱从哪儿来？如果不能解决，就只是一个实验性的、公益性的空间改造方案，而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型。 地瓜与社区共享
周子书的团队自称“地瓜”，这象征着一种创造和分享的理念。德勒兹的“块茎系统”理论也给了他启发：“在地下的块茎系统是彼此蔓延的，没有哪个地方是开始，也没有哪个地方是结束，每个地方都能成为一个加速度，引发相连的事物产生。也像地瓜一样，生根发芽，在地下蔓延。”
今年4月初开始，地瓜团队租下亚运村安慧里的一间地下室，陆续住进里面，开始模拟典型用户的体验。选择住在这里，也是为了方便随后对附近的安苑北里地下室的改造。去年底，看到周子书地下室项目的亚运村居委会人防办负责人主动对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们能来这里实验，摸索出新的地下空间利用方案。居委会花了十几万元，把安苑北里两间地下室整体腾退出来，免费提供给周子书进行下一步试验。
刚刚从美国布朗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徐乙漾在几天后搬进来，开始了对周边社区居民的调研。第一个聊天对象是美甲店的服务员，边修甲边聊。当问到她是不是住在周边地下室时，徐乙漾明显感觉到对方的不舒服。她说5年前刚来北京是住地下室的，里面特别吵，因为旁边超市楼顶养鸽子。她强调说，现在她是“住楼上”的。徐乙漾觉得，地下室对这些打工者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似乎象征着社会阶层的划分。周子书也发现，住在地下室的人特别不愿意被贴上“地下室”标签，所以他不再强调地上或者地下，而是希望创造一个不同阶层的共享空间，让社区里的居民，无论地上地下，都愿意来这里。周子书测算，以他们目前改造的这间地下室为圆心，周围500米为半径，即步行10分钟范围内，覆盖着9幢居民楼，大约7000人。他将这种模式称之为“9+1”，即用一个地下室为周边9栋楼的地上和地下居民提供有吸引力的第三空间。
周子书说，之前在花家地的改造更多是空间上的，强调如何在视觉上让人转变对地下室的既有印象，那只是第一步。现在他更想解决的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也不只是解决地上地下之间的社会矛盾，而是要去面对更大范围的社区居民需求。所以他现在的方案设计会考虑三个前提：一个是规模化的问题，如何让更多人受益;第二是安全性，比如实行会员制，实名登记，这是构建社区里诚信关系的基础;第三是商业化，地下空间强调公益性，但公益并不等同于慈善，否则也无法持续和推广。
一个用低成本连接地上和地下的方法是创建一本杂志，这个想法也基于前期的社区调研。按照他们之前的核算，一个地下室改造成本要花七八十万元，摊到每个房间大约是2万元，这对于地下室居民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满足他们的居住提升需求，又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周子书在调研中发现，几乎每一个地下室居民都在窗边、门后、写字台周围，把旧杂志撕下来当壁纸去贴。还有人在屋里贴上日历、账本，或者励志的话，比如有个理发店实习生鼓励自己：“我的目标是洗300个头。”还有个餐厅服务员写道：“30岁前妈妈给了我一个家，30岁后我给妈妈一个家。”他们从100多个地下室里梳理出最常见的内容，测量了房间里常用位置的尺寸，重新设计了一系列装饰性的模板，然后按比例把这些模板拼合成杂志内页。杂志的另一面，是他们重新采访编辑的地下室居民故事，加上一些实用的招聘或优惠信息。他们设想，在社区内发起众筹，地上居民花30元就可以购买一本杂志，他们可以看看地下室居民的故事，也可以获取一些员工集体居住在该社区地下室的单位――比如超市、饭店、公交系统――提供的优惠。看完之后，再把杂志送给地下室居民，他们就可以把装饰面撕下来拼贴，用最简便的方式改变房间的视觉效果了。林木村告诉我，这个想法也受到地下室居民的欢迎。在附近一个地下室，他们遇到一个来自河北保定的小伙子赵晓和，听说壁纸杂志的事，给他们出主意：“你们要想地下室里没有什么。地下室没有光，如果能有一个窗子，模拟天光的亮度就好了。凌晨五六点钟是蒙蒙亮的，八九点是清晨的光，九十点钟就完全亮了。不然在地下室一天，浑浑噩噩地也分不清几点钟，头都晕了。”他还提到如果要画窗外的风景，可以找他家乡的照片来画。“有时候一觉起来，会迷茫自己在哪儿。看到家乡的画，可能还会有在家的幻觉呢。”
周子书希望，每个社区居民都成为一个“地瓜”，创造和分享想法，而“9+1”中这一个地下空间可以作为发动机。所以更重要的是挖掘社区内部的实际需求。周子书说，安苑北里地下室所在的社区规模很大，周边各种超市、饭店、公园、老年活动中心等各类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看上去十分完备。但是，和居委会交流发现，他们在社区内组织活动总觉得力不从心，也希望从其他社会企业汲取一些创新想法，或者购买相关服务。这里是典型的留守社区，白天来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这几年来，唯一组织成功的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就是相亲会，来了1000多人，甚至有从其他区域赶来的。目前社区的各种需求也释放得越来越多，但传统的供给跟不上。 地下空间面临的问题就更多。地瓜团队金融顾问李世峰告诉我，他有一次去亚运村人防办公室，一进门就发现一大桶“热得快”，都是人防办人员去附近地下室排查时收上来的。“热得快”在地下室使用特别危险，居住者白天出去了，它一旦烧干了，就有可能失火。假设这个辖区覆盖10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住100多人，总共就是1000多人，而且都是流动人口，可以想象地下室的日常管理多么困难。但是，比起这些使用中的安全隐患，地下室一旦闲置问题更大，通风、透气、防潮、老化，所以一定得有人使用。如果不适合居住，有没有更好的利用方式呢？人防办也在小范围做过一些尝试，比如在里面种蘑菇，地下没有光，适合蘑菇生长，但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在居民楼下味道太大;还曾尝试开廉价超市，那就会带来特别多流动人口，里面也很吵，会影响居民。
“对地下室项目来说，现在正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节点。”周子书认为，大环境已经酝酿好了，包括政府对地下室不能住人的红线要求、社区的支持、资本的介入，还有各种创业机构的进驻。而当前的地上商业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地下室有可能是最后一块可能尝试不同模式的空间。 每个房间都是一个APP
无论是空间还是功能上，周子书都力图将地下室营造为一个“地下城市”。进入其中首先是一个社区信息交流和公共服务的“广场”，周边辐射出若干“街区”、“绿地”、“房屋”。不同“街区”涵盖了不同的城市功能，由若干“房屋”组成，比如社区服务、创意工作室。而在“广场”和“街区”之间，则是半公共性质的“绿地”，由工作室延伸出来的产销空间。至于这座地下城市里每一个角落的具体功能，他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方：“每个地下室都相当于一个手机，每个房间是一个APP，由不同的人来开发。”
当然“地瓜”是APP开发规则的制定者。李世峰告诉我，规则有两条：第一，产品的客户群就在楼上。也就是说，面向企业的都不行，必须是面向本社区居民的。第二，让社区居民参与进来一起制造产品。
李世峰是周子书同学的弟弟，10年前就开始在硅谷创业。从一开始为“地瓜”友情提供金融咨询，到去年成为团队合伙人，他对这个项目展现出越来越大的信心。“这是目前的创业大潮下，一个劣势空间提升型的项目。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比如伦敦市中心有一个叫作大象城堡的廉租房区域，也是一个动乱高发区，最近几年政府开始改造，策略就是把这些贴标签的人群打散。也有一些地下空间转化为酒吧、餐厅、创意空间，成为新的文化增长点。北京的防空地下室目前还停留在居住阶段，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比较低的利用方式。如果出租给创业型企业，租金可能一年几万块，只相当于地上办公租金的五分之一，增值潜力很大。”
一个机会是去解决从线上到线下“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李世峰说，社区居民现在已经习惯了不出家门就能买到各种服务，不只是买东西，就连送饭、洗衣、家政都能线上完成。但目前线上已经超过了线下，他们要干的就是弥补这个差值。因为线上再方便，也绝对没有在家门口方便，没有在脚底下看得见、摸得着方便。比如现在有一些送餐公司从线上到线下，要深入社区的住宅和办公室，如果想要实现快速送达，成本势必很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O2O“最后一公里”难题。“因为我们的地理优势很明显，本身就长在社区，就在1000多客户的身边，可以为送餐公司提供一个中转站。根据在固定时间内的居民送餐需求，他们可以决定派几个人在这里对接。另外比如家政服务，周末可能需求量比较大，临时去约线上家政服务平台可能一两个小时才能过来，如果提前测算出这种需求，就可以先安排两个人在这儿。如果在地下空间里聚集足够多的服务，居民可以过来喝点咖啡，和老年人聊聊，和年轻人探讨创业什么的，形成一个社区小生态，平台的价值就大了。”
另外就是创客空间。周子书说，现在有很多想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想用很低廉的成本来快速实验自己的想法，地下室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空间。但前提是，他们的产品要和社区需求结合，为社区提供活动和教育，形成“产销空间”。比如一个暗房技术很厉害的摄影师，想来这里做暗房工作坊，一方面通过高端的工作坊来生存，另一方面通过低端的工作坊来为社区服务。还有画廊，不只是传统形式的展览空间，还可以提供空间和教学，让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做版画，最后把画加工成成品，可以带回家或者线上售卖。成人可能想做更复杂的东西，他们提供了一个3D打印的体验空间。 在这个不到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里，又被分割成十几个小空间，每个里面都是一种模式，就像玩魔方一样，不断组合、变化，其中也蕴含着新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周子书说，这是他们最大的机会和挑战，即在商业和公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把地下空间变成产销空间，构建一种低成本甚至零边际成本模式。这也是吸引雕塑家匡俊加入的原因，他希望尝试将艺术介入日常生活，并摸索出新的商业模式。
最初是匡俊在家给他妈剪了个头发，把照片发到了微信上，周子书看到了觉得不错，就说“干脆你来地下室开个理发店吧”。匡俊想想觉得可以，理发店根植于老百姓最日常的需求，而地下室成本低，人流大，应该更有优势。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理发店服务的痛点体验，店里都是烫发染发的味道，而且充斥着各种推销。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特别是男性，可能只是需要简单地剪个头发，但这种需求在传统理发店是很弱势的。他很想开一家理发店，就是专心致志地营造一个舒服的环境，给人安安静静地剪头发。匡俊说，日本已经有类似的理发店，每次剪发只花1000日元（约50元人民币），没有洗也没有吹，就是剪，一个人只剪10分钟，剪完就走。
匡俊一开始的想法比较感性，比如剪发的收费标准跟年龄有关系，以北京市的平均寿命或者退休年龄为基准，减去实际年龄，年纪越大越便宜。后来想想不行，社区里那么多退休老人，都来免费理发，可能一下子就把店给挤爆了。找理发师也是一个问题，他跟一些年轻人去聊，发现他们的诉求都特别单一，所有人都向往开一个上千平方米的理发店，自己当老板。如果帮他在地下开一个店，有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融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没问题。他目前的月收入可能只有两三千，但他会觉得当一个普普通通的理发师、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不是他的人生目标。另外是对剪发的标准设定，比如针对男士的平头、短发、中长发各规定一些要注意的细节，不是一种刻意的设计，而是更到位的讲究，这也是目前市场上稀缺的。“就像整个地下空间一样，这个理发店一方面不能那么商业化，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赚钱，这就是它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