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征组歌》又名《红军不怕远征难》，是开国上将萧华将军所创作的一部辉煌而又不朽的诗章。
这期间，萧华名为养病，实无闲暇，在他住的那幢小楼里，夜间常常灯火通明。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连续十余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映现出长征途中的那一幕幕战斗场面。当时的写作情形，用萧华自己的话来描述，是再生动不过了。他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泪的。”
为了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来真实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奇迹，萧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步骤地进行着艰苦的构思。他还广泛浏览古今诗词，学习锤炼语言和推敲韵律。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深思熟虑，边写边改，终于完成了12首气势磅礴、令人振奋的诗歌创作。后又经过多次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近10次大的修改，这才摘取了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一句诗为总题目，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二
随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在萧华原有的12首诗中选择了10首，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将10首诗分别描绘成10个环环相扣的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四位作曲家还匠心独运，巧妙地把中央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揉合在一起，运用到谱曲创作中，初步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以讴歌中央红军排除万难，不怕牺牲，最终获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革命精神。
1965年4月，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汇报了《长征组歌》谱曲的进展情况。四个人逐段试唱，边说边比画边唱。当他们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萧华听后觉得还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便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尽管这四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音乐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三
从杭州回京后，四位作曲家就开始酝酿写总谱了。由于晨耕担任歌舞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这样，写总谱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科班”出身的遇秋肩上。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初正式开始排练，谱曲边排边改。战友歌舞团推出最强演出阵容，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那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后期创作正值1965年盛夏，李遇秋就是在战友歌舞团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有时热得受不了，他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一块湿毛巾。那时他全仗着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日没夜地在写、在改。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这其中凝结了李遇秋的多少心血。毫不夸张地说，《长征组歌》能成功地横空出世，李遇秋功不可没。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萧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的《长征组歌》。他看完演出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演出是成功的。”
四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公演。
《长征组歌》在首都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总理接连三个晚上去看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周恩来对几位作曲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周恩来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随后，《长征组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巡回演出20多场次，场场爆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之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就迅速传唱开来。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
《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庄严宏伟却又耐人寻味。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可谓是中国合唱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长征组歌》剧组忽然接到随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看了剧组的汇报演出。周恩来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还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修改一下好吧！”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五
周恩来尤爱听《过雪山草地》那一曲，他曾让在《长征组歌》中担纲演唱《过雪山草地》的歌唱家贾世骏到他身边唱给他听。当贾世骏唱起来，周恩来也边哼边打着节拍，跟着哼唱起来。
1967年春天，那正是“文革”中乱哄哄的季节，“万花纷谢一时稀”。一次，贾世骏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在他唱了两首歌之后，周恩来向他招手，亲切地喊道：“贾世骏同志，请你过来一下！”贾世骏立刻来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递给他一杯茶，然后用累得沙哑了的嗓子说：“教我唱唱《过雪山草地》好吗？”贾世骏真怕累着了总理，就说：“您不是已经唱会了吗？”周恩来说：“再和我一起唱唱，纠正纠正。”于是贾世骏也就立即哼唱起来，周恩来打着节拍，也跟着唱了起来。当他们唱完一遍之后，贾世骏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也不差呀！”周恩来笑道：“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于是他们又哼唱起来。
周恩来为什么对《过雪山草地》这一曲情有独钟？这大概是缘于他当年过草地时命悬一线之原由。
布满沼泽的茫茫大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时而大雨滂沱，时而漫天大雪、冰雹骤降，人们每走一步都是极其艰难，何况还要抬着担架？陈赓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兵站站长杨立三亲自轮换抬担架的战士。体质非常虚弱的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走出草地后一头栽倒也病了。过了草地之后，周恩来身体渐渐复原，他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又救了我的命！”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的杨立三因患脑癌逝世，周恩来担任主祭。他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上一程，并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引棺。由此可见，过雪山草地这段经历对周恩来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六
当时，周恩来病重正在医院动手术，但他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去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临终前，周恩来还念念不忘《过雪山草地》一曲中“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那句歌词。
199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受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风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在审看了新版《长征组歌》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们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