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认为妇女早已“顶起半边天”的今天，在大陆一些村庄中妇女的基本合法权益却依旧被村规民约剥夺。近十余年来，尽管有民间和官方的帮助和支持，但大陆农村妇女的平权之路走得并不轻松。
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
在民间NGO介入之前，这里一直延续着河南省登封市的古老习俗：生了男孩，胎盘埋在院子中间，寓意他长大以后要顶立门户；生了女孩，将胎盘埋在厕所旁边，因为她早晚都要出嫁。如果谁家把女孩的胎盘埋在院子中间，就会压住这一家的“运气”，以后也无法生出男孩，即使生出男孩也会多灾多难。
为了能让院子中间的那块空地有“用武之地”，村里的女人们往往会坚持“一直生到儿子”为止；实在不行，“买孩子”也要给家里添个儿子，只为能在村里抬头做人。
现任周山村“计生专干”的周改云，一开始接到让其担任“计生专干”的通知，根本不愿意做。“我就是纯女户出身，知道做女人的苦，怎么能让别人不要生？”周改云说。
这种情况直到近十余年才逐渐有所改观。在民间NGO组织和中央党校有关专家的持续帮助下，周山村部分妇女成立了自己的“妇女草根组织”，唤醒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妇女组织成员通过参与修订具有明确性别平等内容的村规民约，为全村妇女争取到了在本村落户、分得口粮款等合法权益。
时至今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性别平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的村庄，周山村已经成为“妇女平权”的范本，被大陆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在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李慧英看来，周山村这种社会组织的渗透方式，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是一种好的模式，却难以在全国普及复制。相反，周山村所制定的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其文本却是容易“翻版复制”的，并能在全国大范围普及。
但作为第一个修改村规民约的村庄，如果没有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作为前提，妇女通过修改村规民约来争取利益也是难以实现的，村中仍会有类似于“祠堂改革”中断、村妇女干部被排挤的大小波折。
“祠堂改革”风波
一场备受关注的“祠堂改革”，原本想要一改“祭祀男性祖先、传续男性家谱”的传统，迎来“女孩人家谱、妇女人祠堂、倡导性别平等新家风”，却还未来得及见诸报端，即被“扼杀”。
2014年“世界农村妇女日”前夕，香港乐施会与合作伙伴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9月底组织“媒体倡导会”，邀请多家海内外媒体赴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考察“祠堂改革”。
然而，周氏祠堂的主要投资者在知晓祠堂的“新变革”策划后，坚决反对：“不要让乱七八糟的人进到我的祖宗圣地”。最终，这一“倡导会”中的最大亮点，在启动仪式的前一天，当着众多媒体的面被临时取消。
这场夭折的‘祠堂改革”源于一次谈话。
当梁军知道周山村已经建成了_一座“周氏祠堂”时，她找到负责祠堂建设的村干部周怀亮：“你这不是跟我唱反调吗？”梁军，是一家妇女NGO组织――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从2002年开始和周山村接触，推动以“妇女赋权”为主旨的项目，如今已经12年。
传统祠堂主要用于祭祖、续家谱。而续家谱本身就是一种强调“生男偏好”的活动：传统所谓续家谱，是按照男性传承的规则，已有的儿孙，甚至还没有出生的儿孙都要写上去；女儿则不行。没有儿子就意味着家谱中断，哪怕生了很多女儿也是“绝户头”，因此强调了“生男”意愿。
建祠堂就是“唱反调”，让村干部周怀亮有点发懵。周姓，是占周山村70%人口的大姓，建祠堂的动因，不过就是想建一个外地周姓人回村祭祖的地方。配合着当时国内正在火热的“祭祖”风，怀亮压根儿没想到建祠堂是个破坏妇女平等的“复辟”之举。
木已成舟，梁军提出希望让祠堂产生“正面引导”的意义。村干部怀亮也特别积极配合。怀亮效率很高，他请了周姓七男七女、一共14名代表，与梁军一起，商量如何推动“祠堂改革”。
周山村的习俗是，怀孕的、流产的、坐月子的、丧偶的妇女都不能进入祠堂的，进去就是不吉利。梁军认为，除了这些传统习俗要改掉之外，还应为“家风”增添新的内容。
随后，在讨论的现场就提出了“男到女家落户”“反对胎儿鉴定”“妇女参政”等说法，最终经所有人投票选择，周氏新家风定为：“爱国爱家、男女平等、诚实守信、尊老爱幼、互助友善、文明节俭、保护环境”。
但事实上，在“祠堂改革”筹备的过程中，就有一些村里村外的周姓人反对，大股东发话后，反对声也应声而起。原本积极性颇高的村干部怀亮也在反对声势中不再坚持。
“这事情本身也集中了村庄的复杂状况，很有意思。”梁军认为，推进乡村变革要顺势而为，不强求。于是，“祠堂改革”也就此紧急刹车，偃旗息鼓。
周山女人
周山村的三百多户人家分散在沟沟坎坎里。那时，周山村妇女既要做农活，又要照顾家里老小，除非有迫切的需要，妇女间少有闲情“串门”。香港乐施会的钟丽珊，至今仍记得当年妇女们拉着自己的手，有话想说又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
2004年，受香港乐施会资助，“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正式成立。协会这样的“妇女草根组织”，在增加妇女经济收入的同时，增强农村妇女自主和自我发展能力，透过建立协会，凝聚妇女，壮大声音，促进其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如今，协会已经成为村中妇女代表的代名词。妇女意识觉醒的成员们，开始以协会为基地，积极争取妇女权益。
作为计生专干，改云是衔接民间NGO与村委会的沟通桥梁。
事实上，尽管是个“村干部”，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女人’，周改云在周山村吃了不少苦。
周改云家一共姊妹五个，没有男孩。
在周山村，在葬礼上打幡，也象征着对“继承权”的宣示，因此打幡者都是这家的儿子。如果这家没有儿子，一般就会从亲属处“过继”一个儿子打幡。 1989年，周改云父亲葬礼。有本家亲属说，周改云作为女人，也没有“招女婿”（入赘），因此没有资格为其父打幡，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代替周改云。周改云没有同意，强硬地为父亲打了幡。事后，她被亲戚联合母亲在大雨天撵出了家门。周改云哭着连夜离开家，借住在村里的一处破窑洞里。
一年后，周改云回家的契机同样源于丧礼。周改云姐夫出车祸丧生，周改云再一次顶住来自亲戚的压力把事情办妥，让周改云母亲明白了闺女不是“外人”。
回来的程序是繁琐的，除了将周改云一家的户口迁回村，周改云母亲还请了族里人、村干部、生产队长吃饭，立下字据，周改云才算是回家。
改云被赶出家门后，曾在生下儿子时放声大哭：“如果生的是一个女孩，我坚决送人，不能让她和我一样受欺负。”
加入协会的妇女们，或多或少都有着周改云类似的经历。
景秀英在23岁时母亲去世，因为是没结婚的老闺女，被称为“毛头女”，送殡不允许送到坟上。秀英“没遍数”地哭着要去，却被姐姐抱住，最终没能成行。
王云出生时，因为是个女孩，曾被父亲扔在山坡上，在外哭了三天，才被接了回去。有这样经历的王云，在自己做母亲时，却坚持要生男孩，接连生了四个女孩后，王云从外面抱养了一个男孩回家。
景秀芳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家庭困难的时期，重男轻女的丈夫一度让家里的大女儿停了学业，专心供儿子读书。尽管家中条件好转之后，大女儿重新上学，这件事仍然成为秀芳―旦回想就红了眼眶的伤痛。
女娶男
2008年11月，周山村的郝玉枝家办了一场名动全村的“女娶男”婚礼。婚礼当天，三百多名观礼人把藏身在山坡中的玉枝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屋外窄窄的土路上都围满了人。
在此之前，周山村“招女婿”仪式与“娶媳妇”的本质相同，遵循着“男娶女”的老例：新郎在婚礼的前一天住岳父家，新娘则住到婆家。等到婚礼当天，由新郎从岳父家出发把新娘“娶”回来。
这场婚礼来自于当时周山村村支书景占营的策划。2008年i0月，经民间NGO组织引荐，景占营参加中央党校关于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培训。这场培训持续了五天，内容涉及到农村生育观念的分析、婚丧嫁娶的习俗应该有所改变，以及修订村规民约可以有效改善农村性别比失调问题等。
景占营主动请缨，申请成为中央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的首批试点，也因此决定了两件事。第一，在村里办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女娶男”婚礼，打出“第一响”；第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修改村规民约。
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协会成员玉枝――家有豫女的“纯女户”，被选为举办“女娶男”婚礼的第一人。
景占营提出为即将成婚的玉枝家大女儿，提供完全免费而且排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对于玉枝家来说，“女娶男”让男方觉得难以接受。玉枝的劝说工作非常淳朴：“如果不是有村里的支持，我们哪能有这样风光的婚礼”。
最终，玉枝的女儿在婚礼上坐着“婚车”从娘家出发去把新郎“娶”回了家，由村支书亲自证婚，镇计生委也送来了“吉日良辰迎佳婿，男到女家树新风”的匾额。在婚礼礼台两边，两大幅对联写着：“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男娶女，女娶男，两样都行”。协会会长秀芳第一次登上礼台，对村民们说：“周山村几十年、几百年都没见过这样的婚礼，生女孩照样能为父母争光！”
在景占营的行动之前，妇女手工艺协会还是一个单干的“妇女组织”，而这一次后，周山村的“妇女平权”运动开始添加了“村两委”（村委会、村监委会）的推动力量。在玉枝家的婚礼后，村里此后还有三个家庭举办了“女娶男”式的婚礼。
参与修改新村规
2003年，周山村开始实行退耕还林，2006年土地流转给登封嵩基集团，土地山林全部交给企业经营，由企业发给村民工资（粮款），人均800元/年。此后，全村人不再耕种土地。
因此，在2007年，如何分配粮款就成为周山村村务管理中十分敏感的话题――如何界定“村民”、如何界定“资格”。在当年制定的“兑现粮款原则十三条”中，明文规定“妇女婚后户口未迁出者，不论时间长短一律不给粮款”；而离婚后回村居住的妇女，村民认为“早晚还要嫁人”，也不能算作本村村民。
2008年被纳入中央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试点后，又加上几场“女娶男”婚礼仪式、“性别平等”培训的前期铺垫，“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研讨会”于2009年3月举办。
妇女手工艺协会成员秀芳是唯一作为特邀妇女代表参与会议的。修订新的村规民约当天，全村50多名村民代表、党员、村民组长和“村两委”以及妇女代表一起共同修订新约。
“第一次感受到当家做主的感觉”，秀芳回忆当天的情形时说，“我想自己既然是‘特邀妇女代表’，就应该代表妇女说话，把一切不平等的（条款）都说出来。于是我就只管大胆地提。我提出了‘男女婚居自由’‘离婚或丧偶妇女应该享受村民待遇’等意见，后来都一条条写进了村规民约。”
在大会当天，出身于周山村“纯女户”的女大学生村官周蓓晓负责宣读修订草案，让参会代表逐条审议、逐条表决。到了表决的时候，出乎蓓晓的意料，所有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包括真正触及村民利益，影响口粮款分配的“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都获得了全体代表举手通过。
2012年明，周山村召开第二次修订村规民约大会。此次修订，还将离婚妇女回村的村民待遇也一并补人民约中。
女儿女婿要落户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在“妇女赋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村庄，仍在众多细微处体现着矛盾与反复。第一次修改民约后，民约对于村民来说更像是“一张纸”，村代表的表决流于过场。 直到出现了“王亮事件”。周山村村民王亮，有一儿两女，两女儿均已出嫁。儿子在2003年外出打工被黑窑厂绑架，四年没有消息。村民组根据王家的情况，同意其大女儿和女婿迁回娘家落户，同时享受分配口粮款的待遇。可是在2009年民约修改之后，王亮的儿子从黑窑厂逃回家，接着娶妻成家。如此一来，就有部分村民提出女儿女婿要迁回原住地。全组40多户，支持王亮家女儿女婿留下的，只有四票。
“你知道保留王亮女儿女婿在周山村户口，村组里每人减少的口粮款是多少钱吗？”梁军笑着说，“每个人少分两块三毛五。村里的人争的不是利益，就是观念。这里面还有一个村委会的干部带头闹事”。
这一场风波直接闹到了镇政府。但镇政府以及周山村两委坚决支持依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办事，一场“反抗”之风持续了两个月。
针对村中最激烈的反对力量，梁军对着一屋子男人做了一场培训。其中一个男人一边抽着烟一边问梁军：“你还想让俺一步退回到母系社会？”梁军笑着回问：“我哪里这样要求了？”这场培训，梁军避开了敏感话题，没有提王亮的事隋如何处理，主要讲生女、养老、性别比失衡等题目，试图在观念培训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文艺表演的内容由村民自己编排，内容都与村规民约条款有关。手工艺协会的成员对这一次宣传也十分积极，编了快板、三句半、小合唱三个节目上台表演。
在筹办演出的过程中，有村干部对参演的协会妇女说：“有几个人年龄大了不好看，让她们站到后面去！让年轻的、长得好看的、穿得漂亮的站在前排。”甚至逼着一个“长得不好看的”演员下台，直接气哭了协会成员，有人差点罢演。
在镇政府、村两委、NGO以及誓师大会之后，王亮家的事情最终得以解决，为王亮的女儿女婿落实了待遇。村中其他生产队有类似“王亮”情况的，都在等着“王亮事件”的处理结果。结果一出，也就“跟风”解决落实了当事人的户口。
新的村规民约开始慢慢发挥实际效应。现在周山村的村民遇到问题会先查村规民约，逐条对照，按条例解决。妇女参政不容易
梁军对周山村很有信心，现在的周山村，即使没有民间NGO的参与，其妇女意识已经觉醒，不会出现“一朝退回解放前”的情况。
“王亮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梁军曾感到“要变天了”。她与协会的成员们说：“有可能你们会被从这个大院赶出去，要提前做好准备”。
妇女手工艺协会的地点位于村中一个被废弃的小学大院，二层建筑，楼上整层是协会的活动范围，楼下除了一间是协会的厨房，另外是村委会的会议室、老年课堂、图书室等。
当时协会的妇女们态度很坚决：“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分派到各家，照样做，不集体生产，按照小组做”。
挺过风波的手T艺协会，在2011年底，显示出了更大的决心。
2011年底，周山“村两委”换届选举。协会成员在做绣花拖鞋的时候，也顺便讨论了选举的事情，认为村里平时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妇女声音，要争取一个妇女利益的“代言人’。
协会成员都动员会长秀芳参加村监委会的竞选。在大伙“这不是个人的事，是妇女的事”的鼓动下，秀芳鼓起勇气决定参选。
整个协会的成员想尽各种办法为秀芳拉票，逢人就拉着说秀芳人多么公正无私。最终，秀芳成功当选了村监委会主任，手下管着两名监委会成员。监委会起着监督村财务、政务和落实村规民约的作用，村委的支出，无论大小，都要经过监委会三个人的审核和签字。
最终，除了秀芳，同为协会成员的周改云也在2011年的换届中成功连任村计生专干.另一名成员冯瑞芬则成功连任村妇女主任。
但妇女们争取“平等”的路并没有在“村两委”选举之后就一帆风顺。
一位新上任的村委干部，上任后就想提出由协会自己承担协会在大院所产生的用电费用，不承担就要拉闸：“你们也是个生产组织嘛，自己付，不要用村里的钱”。
对于协会来说这笔钱难以支付，秀芳们自发争取：“我们承担了村里多少事，外面来人都是我们接待，我们实际上是周山村的一个窗口”。最终是由村委里另一位副主任批复不需协会承担电费，才解决了争议。
女儿打幡摔老盆
尽管周改云在2011年选举后继续担任计生专干，但“村干部”的身份在此之前并没有为周改云争取权益带来多大便利。
“王亮事件”期间，等待风向的还有改云的妹妹周改凤。
曾经周改云在雨夜被母亲赶走，尝尽人情冷暖。同村后的周改云后来又面临母亲瘫痪的困境。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的周改云难以面面俱到，于是提出把嫁出去的妹妹改凤也叫回村。这一次是整个生产队的反对。回村的改凤为了争取落户，一争就争了十几年。
“村里村民的义务我都尽了，各种的税费我都交，为什么不给我落户？”改凤说，“村里男的娶媳妇顺理成章，外嫁女回来就要40户人家挨家签字同意才能落户”。
“王亮事件”后，有了先例，改凤的户口才算是落实。
2012年，周改云母亲过世。周山“村两委”经过修订村规民约，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主动提出为周改云母亲举办追悼会，改变旧的丧葬习俗。追悼会由村支书董银川主持，村主任周战伟致追悼词。葬礼上，周改云为母亲主持出殡、打幡；改凤摔老盆，挑战女儿不能打幡、摔老盆的传统。
协会全体成员都去帮忙，秀芳代表手工艺协会在葬礼上宣读了推进葬俗改革的倡议书，号召全体村民在丧葬礼仪中改掉重男轻女的习俗，提倡对老人“厚养薄葬”。葬礼的目的，为宣传“女儿同样可以养老送终”。村里的一个老太太说：“这件事一办，改凤夫妻就能在村里站住脚了，没人能说啥了”。
有趣的是，这场葬礼仪式的发起者，就是上文中曾要对协会“拉闸”的村干部，上任后，他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并非所有的“改革”结局都很美好。梁军提到，“农村的状态非常复杂，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妇女手工艺协会成员谢春芳，是一个外来媳妇。在“妇女参政”的潮流中，春芳被选为所在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干了三年，春芳还是没能顶住队里反对的声音，“有人故意找茬”，最终她辞了职务。
在周山村举办“媒体倡导会”，试图进行“祠堂改革”失败后，协会的妇女们也发表了意见：“本来多好的事情呢。他们的祖先一直在那儿荒废着，如果媒体真能报道，还真是争光了呢”。